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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番议论并非只说别人，不说自己。我对自己也是非常不满意的，每写一点东西，到了发表出来一看，就觉得自己没有写好，心里很惭愧。前一个时期写《夜话》是被人拉上马的，现在下马也是为了避免自己对自己老有意见。等将来确有一点心得，非写不可的时候，再写不迟。
马南邨一九六二年十月中旬
谁最早研究科学理论
法国人摩里斯·纳明阿斯，在一九五三年出版了一部著作，名为《原子核能》。这本书的第一章说到古代人研究科学理论的时候，有如下的一段话：
“除了希伯来人和希腊人以外，其他古代民族都只对实际问题感到兴趣。他们只注意于提练金属，制造玻璃，航海，绘制便利的旅行图，寻找水源等，除此以外，很少激起其他更高级的思想。甚至进行天文观测也是为了实用的和政治的目的。”
该书的作者接着介绍了古希腊哲学家谟克里特、伊壁鸠鲁等人的原子理论，而特别贬低了甚至抹杀了古代东方人研究科学理论的成就。这当然是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科学家的片面观点。
对于这种观点，读者提出了疑问。有的青年同学在来信中说：“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在比德谟克里特等人还早些的年代里，我们中国人的祖先是否也产生过类似的科学理论呢？”
换句话说，究竟是谁最早研究科学理论的呢？
应该承认，中国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是远远落后于西方的。但是，中国古代的学者对于科学理论的研究，却有极为广泛的浓厚的兴趣。我国最早的纯粹抽象的科学理论著作应该以《周易》为代表。直到现在，人们对于《易经》的研究虽然还是很不够的；但是，可以断定它是人类最早的关于宇宙观和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性研究的知识总汇。《易经》认为宇宙万物没有例外地处于不断运动的状态，每个事物都有相生相克的矛盾斗争，从而引起不同的发展变化过程。如果用现代科学的观点来解释，我认为《易经》中的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原子结构的不同类型。今后最好有人从这一方面对《易经》进行新的系统研究和说明。
在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之中，从事理论研究的著作日益增多，特别是象邹衍等所谓阴阳家者流，他们的学说往往包括的哲学上的宇宙观以及天文、数学等自然科学的理论，并且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对社会现象进行分析研究的历史观和各种社会科学理论。他们用阴阳来解释一切事物的变化，正如现代原子科学注意原子内部电子和质子带有正电和负电的现象一样。
在诸子百家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所谓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老子。他的著作传世的有《道德经》五千言，这一部书可以认为是我国古代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最早的理论著作，其中包括了丰富的辩证法学说和原子论思想。
老子所谓“道”，便是宇宙的本体，即物质的存在。他说“反者道之动”显然是说明物质结构内部的对立物的斗争，引起了物质地运动。同时，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则是物质运动发展的辩证过程。这种辩证法的思想早已为人们所公认；并且有许多学者发表了专门的论著，这里用不着一一介绍。我想特别要介绍的是老子的原子论思想。
与希腊古代哲学家德谟克里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相比较，我国古代老子的原子论思想无疑地更早得多。德谟克里特是公历纪元前五世纪中叶到四世纪中叶的人，伊壁鸠鲁是纪元前四世纪中叶到三世纪中叶的人，老子则是纪元前六世纪中叶到五世纪中叶的人，早于德谟克里特约一个世纪，早于伊壁鸠鲁约两个世纪。老子的原子论思想，我认为是值得我们进行新的探讨的重要课题之一。
在《道德经》中，老子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本质的时候，指出了“玄又之玄，众妙之门”。汉代张衡认为“玄者无形之类，自然之根，作于太始，莫之能先”。扬雄也认为“玄者，幽摊万类而不见形者也”。这里所说的“玄”，用我们现代所谓的“原子”来解释它，似乎更为恰当。而且，玄、元、原三字本来可以通用。清代刊本将玄改为元，一方面是为了避讳；另一方面也因为这两个字可以相通。我们要是把原子这个译名，改称为元子或玄子亦无不可。现在研究原子理论的人，认为德谟克里特发现了最高的不可分的单元，即所谓“万有分子”，并且竟然把它解释为原子核；那末，我们更有理由解释老子所谓众妙之门的玄，便是原子，而玄之又玄甚至也可以说是原子核了。
老子又说：“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有些注释家，把“冲”字看作“盅”的假字，解释为空虚。其实，冲字在这里分明也有相冲的意思。不过，这并不排斥空虚之义。正如德谟克里特认为物体的起源有两个，即原子和虚空，而原子有时互相冲撞，形成原子的旋风一样，老子也有这种思想。
还有，老子认为：“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俞出。”又说：“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橐籥即是风洞，不屈意即不竭，这个意思也很象德谟克里特说的旋风式的原子运动，形成着无穷的物质世界的道理。至于德谟克里特认为任何物质都是由原子和原子间的空洞构成的；物质的密度和强度，跟物质内部空洞的分布有关。这一点似乎也没有超出老子关于谷神和玄牝的概念。
什么是谷神？什么又是玄牝呢？据宋代司马光的解释：“中虚故曰谷，不测故曰神；天地有穷而道无究，故曰不死。”这个解释比较浅显易懂。但是，玄牝却很少有人解释得清楚，有的人公然宣称因为这些文字“通俗不雅”，所以不便做什么解释。我们现在如果大胆地把“玄牝”解释为原子核，那末，这句话的意思也就容易弄明白了。现代科学家解释伊壁鸠鲁的原子学说，认为他把万物都当做是核子的运动和冲击的结果；而处于等速运动中的核子都互相冲击的可能。我们从老子的《道德经》中完全可以看出，老子很早就提出了这样的概念。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理论的探讨，还有许多事情需要我们去做。我希望年青的科学理论工作者，对古代文献也能进行一番研究。这个工作只要认真去做，一定会有重要的收获。
学问不可穿凿
几位应届毕业的同学在一起谈论，中心的问题是：经过大学文科四年的学习之后，能不能独立地进行学术研究？他们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能够独立研究，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树立正确的治学态度。
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同意他们的看法，并且做了一些补充。归纳起来，我补充的意见集中到一点，就是说，为了树立正确的治学态度，必须从积极方面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论，认真地把自己武装起来，千万不可使我们的学术研究工作，沾染了不正确的思想作风。
对于各种不正确的治学方法，我们都要注意防止。其中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古来一般学者最容易患的穿凿的毛病。有这种毛病的人常常强词夺理，把许多说不通的道理，硬要说通，因而随意穿凿，牵强附会。
然而，学问之道是穿凿附会不得的。《易传乾卦文言》中说：“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可见学问是要集中大量的材料进行分析研究的结果，决不是穿凿附会的产物。
古来不管何等大名鼎鼎的人物，凡是做学问不踏实，而有穿凿附会之病者，几乎没有不闹笑话的。比如，宋代王安石虽然是一位大政治家，但是，他也有若干缺点，不容掩饰。他写过这一部《字说》，据当时名家的评论，认为其中许多解释便有穿凿的毛病。如苏轼《调谑编》所载：
“东坡闻荆公字说新成，戏曰：以竹鞭马为笃，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公又问曰：鸠字从九从鸟，亦有证据乎？坡云：诗曰，*鸠在桑，其子七兮；和爷和娘，恰似九个。公欣然而听，久之始悟其谑也。”
这虽然是一个笑话，可是也证明了穿凿附会的毛病，对于做学问的人，是多么有害的啊！
其实，这种穿凿的毛病，影响所及，并不仅仅限于学术的范围。据宋代罗点《闻见后录》记载：
“王荆公好言利，有小人谄曰：决梁山泊八百里水以为田，其利大矣。荆公喜甚，徐曰：策固善，决水何地可容？刘贡父在坐中，曰：自其旁别凿八百里泊，则可容矣。荆公笑而止。王荆公会客食，遽问：孔子不撤姜食何也？刘贡父曰：本草书，姜多食损智；道非明民，将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故云。荆公喜，以为异闻。久之乃悟其戏也。荆公之学，尚穿凿类此。”
这样的笑话是不是苏东坡等人故意挖苦王安石的呢？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这种成分，这样的笑话并非凭空捏造，却是事实。这样的笑话，大可以说明任何学问决不可以穿凿。做学问的人，如果患了穿凿的毛病，就将不可救药。在这里，我不打算也不可能讨论王安石这位宋代大政治家的思想、学问和事业，只是随便引用这些材料做个例子而已。
话说到这里，大家自然要问：照你这样说，那末，什么是正确的治学态度呢？这个问题对于今天的我们是很容易回答的。答案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
大家知道，最早讲实事求是的，要数汉代的班固。他在《汉书》卷五十三《河间献王传》中写道：“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在这一句下面，唐代的颜师古做了一个注解，他说：“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这个意思很明显，照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占有大量材料，分析研究客观的情况，辨明是非，寻求真理。
毛主席在一九四一年五月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对于实事求是做了最确切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