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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意见和这种做法，到底好不好呢？宋代的苏东坡早已做了结论，认为这是不好的。他说了一个故事：
“献之少时学书，逸少从后取其笔而不可，知其长大必能名世。仆以为不然。知书不在于笔牢。浩然听笔之所至，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然逸少所以重其不可取者，独以其小儿子用意精至，猝然掩之，而意未始不在笔。不然则是天下有力者莫不能书也。”
苏东坡的这一段议论，应该承认是讲得对的。尽管王羲之是我国晋代大书法家，他对他的儿子王献之的那种教导方法，却未必全都是很高明的。
再从握管时的指法来说，许多老师都教学生，要使“五个指头各有其使命，分别放在一定的位置上”。这是否也是天经地义不可改变的呢？
显然，对于这一点，古人同样早有不同的做法。明代文征明的《甫田集》中也说了一个故事：
“李少卿谓征明曰：吾学书四十年，今始有得，然老无益矣。子其及目力壮时为之！因极论书之要诀，累数百言。凡运指、凝思、吮毫、濡墨与字之起落、转换、小大、向背、长短、疏密、高下、疾徐、莫不有法。盖公虽潜心古迹，而所自得为多，当为国朝第一。其尤妙者，能三指搦管，虚腕疾书，今人莫能及也。”
请注意，这里的重要关键在于三指握管。李少卿的全部笔法都只靠他的三个指头来实现。如果把五指的用法说死了，那末，对此又该作何解释呢？
可见我们对于书法的许多问题，还有待于商讨和斟酌，不要把它们全都说成死死板板而不能活用的。
特别要注意，有的人从刻字合作社那里，直接搬来了方块图章上的字体结构，当做书法艺术的准则。这是不应该提倡的。宋代晁补之的《鸡肋集》中有关这个问题的意见，很值得参考。他写道：
“学书在法，而其妙在人。法可以人人而传，而妙必其胸中之所独得。书工、笔吏竭精神于日夜，尽得古人点画之法而模之。浓纤横斜，毫发必似，而古人之妙处已亡。妙不在于法也。”
这就说明，即便是最高明的书工、笔吏、能够模仿古代书法家的笔迹，但是，不能得其妙处，那又有什么艺术价值呢？
当然，话还得说回来。这个意思并不等于说根本不要讲究书法。讲一点书法的最一般最基本的要求，完全有必要。宋代的沈括，在《梦溪补笔谈》中说得好：
“世之论书者，多自谓书不必用法，各自成一家，此语得其一偏。譬如西施、毛嫱，容貌虽不同，而皆为丽人。然手须是手，足须是足，此不可移者。作字亦然。虽形气不同，掠须是掠，磔须是磔，千变万化，此不可移也。若掠不成掠，磔不成磔，纵具精神筋骨，犹西施、毛嫱，而手足乖戾，终不为完人。杨朱、墨翟贤辩过人，而卒不入圣域。尽得师法，律度备全，犹是奴书。然须自此入，过此一路，乃涉妙境，能无迹可窥，然后入神。”
沈括的见解，确有独到之处。我们无妨照这个意见，讲一点起码的书法原理，不要讲得太死板，不要做书法的奴隶，而要懂得灵活运用，这就好了。
选帖和临池
前次谈了书法问题之后，刚巧孩子从学校回来，叫嚷着要买字帖，要练习写字。做父母的当然很高兴。
选什么帖子呢？孩子转述教师的话，说要颜体的《多宝塔》。孩子问：这个字帖好不好？这一下可难住了大人。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只好含糊其词了。
说心里话，我是不大喜欢颜体的，可能还有人不大喜欢，连古代的人也有不喜欢颜体的。宋代魏泰的《东轩笔录》中，就有一段文字写道：“江南李后主善书，尝与近臣语书。有言颜鲁公端劲有法者，后主鄙之曰：真卿书有楷法，而无佳外，正如扠手并脚田舍汉耳。”在这里，他用田舍汉做比喻虽然不妥当，但是，由此可见颜鲁公的字，作为书法艺术来说，确实不算好。
明代杨升庵的《墨池琐录》中，也有一段批评颜鲁公书法的文字。他写道：“书法之坏，自颜真卿始。自颜而下，终晚唐无晋韵矣。至五代，李后主始知病之，谓颜书有楷法，而无佳处，正如扠手并脚田舍翁耳。李之论一出，至宋米元章评之曰：颜书笔头如蒸饼大，丑恶可厌。又曰：颜行书可观，真便入俗品。米之言虽近风，不为无理。”
那末，为什么历来传授书法的，常常先用颜体字帖，当做学习的入门呢？这大概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颜鲁公的书法仍有可观之处；又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古人公认颜真卿为忠臣。因为敬仰他的为人，所以也重视他的墨迹。这很自然的。杨自庵在《丹铅总录》中另有一段文字写道：“朱文公书，人皆谓出于曹操。……刘恭文学颜公鹿脯帖，文公以时代久近诮之。刘云：我所学者唐之忠臣，公所学者汉之篡贼耳。”当时还有陈继儒在《妮古录》中也写道：“欧公尝云，……古之人皆能书，惟其人之贤者传。使颜公书不佳，见之者必宝也。”这是从政治上来看问题。尽管他们当时是从封建政治立场出发，然而，这个原则是无可非议的。
同样从政治上看问题，我们现在既不提倡封建的政治主张，而是为了学习我们祖国的书法艺术，那又何必硬要孩子们去临颜鲁公的字帖呢！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这里除了颜体以外，还印了另一种字帖——柳公权的《玄秘塔》，你看如何？殊不知柳体并不比颜体好多少。初学者如果就临摹柳体的字帖，也没有什么好处。柳公权的字虽然也是好字；但是，古来也有人对柳公权的书法做了批评。米南宫就曾批评过柳体。据杨升庵的《墨池琐录》记载：“米元章目柳公权书为恶札。如玄秘塔铭，诚中其讥。”这个例子进一步证明，选字帖要求各方面都满意，实在很困难。
可以断定，从书法学习的一般要求来说，死抱住一种字帖，临之摹之，并不是好办法。唐代北海太守李邕，擅长书法，当时名满天下，许多人士都学他的字体，而李邕自己却不以为然。他劝人们不要死板地学他的书法，后来明代的陈继儒在《岩栖幽事》一书中，曾经把李邕的话记载下来。他写道：“李北海书，当时便多法之。北海笑云：学我者拙，似我者死。”象李邕这样的态度，我以为是正确的。他没有骄傲自满，好为人师，把自己的书法当做了不起的典范，叫别人来学习。相反的，表现比较谦虚，同时也是严肃负责地对待向他学习的人们。
从这里，我们应该得到启发。要知道，无论学习哪一种字帖，对于初学者都未必适宜。最好在开始学字的时候，只教一些最基本的笔法，然后练习普通的大小楷。等到笔法完全学会，能够运用自如的时候，随着各个人的喜爱，自己选择一种字体，同时尽量多看各种法帖墨迹，融会贯通，就能写一手好字。
当然，要想写出好字，必须用心练习。古人学书法，每日临池，非常勤奋。比如晋代的王羲之，便是一个典型例子。许多古人的笔记都描写他“临池学书，池水尽黑”。这种精神是令人敬佩的。但是，人人不必都做书法家，究竟怎样用功，可以随各个人的需要和爱好而定。所以，临池之法，也不必过于拘泥。
《南史》《陶宏景传》描写他“以荻为笔，画灰中”。宋代米芾的《书史》也写了许多古人学字的故事。比如钟繇，“居则画地，……卧则画被，穿过表”。这些也可以说明，临池的方法应该灵活运用，同样不必拘于一格。
为了节约起见，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个老方法。你可以随便找到一块方砖，用一束麻绑成一枝笔，放一盆水在旁边。每天早起或者睡前，用麻笔蘸水在砖上写字，随写随干，极为方便，又可以省去笔墨纸张的消耗。如果你愿意，就请试试吧。
从红模字写起
对于一部分老师选定一种字帖，给初学写字的学生临摹，我曾表示了不同的意见。有一位研究书法的老朋友大不以为然，他认为必须选定一种字帖，不能没有字帖，并且批评我太主观。
我承认有些意见免不了带着主观成分，如果事实证明那些意见有错误，我一定要改正。但是，说起书法艺术，这不同于小学生练习写字的问题，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应该平心静气地摆事实、讲道理。最后能一致起来当然很好；既便还不一致，彼此保留个人的意见，又有何不可呢？
在谈论颜真卿书法的时候，我在前次《夜话》中已经说明了，我决不否认他的书法仍有可观之处，更没有低估他在当时政治上的作用。老实说，我自己早年也临写过颜帖；个人对颜鲁公书法的端正、浑厚和刚劲也很佩服。但是，我却认为不必硬要孩子们去临摹鲁公的字帖，正如不必临摹其他字帖一样。我的老朋友却一口咬定颜体楷体最讲规矩，初学非临摹它不可。这个意见难道就没有一点主观片面的成分吗？
其实，我的意见有两层。头一层意思是说，我们不要选定一种字帖，教初学的学生死抱住它，照样临摹，因为很难找到各方面都很完美的字帖。无论颜帖、柳帖、欧帖、赵帖等等，如果死学一种总不是好办法。又一层意思是说，学会了基本的笔法，多练习普通的大小楷，等到能够运用自如的时候，自己选一种喜欢的字帖，同时多看各种法帖和墨迹，融会贯能，就能写一手好字。把这两层意思合起来看，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原则错误。
宋代陈师道的《后山谈丛》记载了一段事实，他说：“世传张长史学吴画不成而为草；颜鲁公学张草不成而为正。世岂知其然哉？”这就是说，唐代草书大家张旭，本来要学吴道子的画，因为学不来，所以变成写草字；而颜真卿本来是要学张旭的草书，也因为没有学成，结果变成写楷字。可见照着一种字体去临摹，并不一定能学得成。
同样的道理，晋代王羲之的书法，本来是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