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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答。
堵塞不如开导
一切事物都有各不相同的种种特征，同时，一切事物又必定有它们的共同性。不停的运动应该算是一切事物的共同性之一。
因为一切事物都有不停的运动的力量，所以人们对待各种运动的力量采取什么态度，则是决定人们的所作所为成功或失败、正确或错误的一个根本问题。
人们对待事物运动的力量也可以采取种种不同的态度。归结起来，有两种态度是正相反对的。一种是堵塞事物运动发展的道路；一种是积极开导使之顺利发展。前者是错误的，注定会失败；后者是正确的，必然会胜利。历史上这样的故事和经验教训非常多。最古的最著名的是鲧和禹治水的传说。
关于鲧的传说，在许多古籍记载中颇不一致。《山海经》的《海内经》说鲧是天神，不忍见人间饱受洪水的灾害，偷了天上的“息壤”到人间来治水。天帝震怒把他杀了。但是，《尚书》《尧典》记载了另一情况，就是说，尧派鲧去治水，鲧用堵塞的方法，以致洪水越闹越大，人民不满。后来舜把他作为四凶之一，杀死在羽山。《吕氏春秋》和《韩非子》等书记载这个传说，与《尚书》的记载基本上相同，应该认定这是流行比较广的传说。
我们且不去考证我国原始社会时代是否有尧、舜和鲧等人的存在，只从这个传说来看，那末，很显然可以断定鲧的治水方法是错误的，他完全违背了洪水奔流的自然规律，其结果只能是失败。
与此相反，禹的治水方法就比鲧高明得多了。传说中的大禹治水是非常了不起的伟大事迹，这里面包含着很重要的道理，不可仅仅作为等闲的神话传说来看待它。
据古书记载，禹是鲧的儿子，舜杀了他的父亲，又叫他去治水，他却没有怨言，而以拯救天下人为己任。可见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人物风格也很高。禹鉴于他的父亲失败的教训，决心改变他的父亲的做法，不用堵塞而用开导的方法，使洪水畅流入海。这个方法符合于自然的规律，结果当然就胜利了。
我们并非盲目相信古代传说。我们知道，禹治水的时代乃是新石器的时代，以原始的最低的生产力，决难治服滔天的洪水，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关于当时洪水的传说，决不是没有根据的。同样，大禹治水的传说也不能认为毫无根据。孟子还特别具体地说：“禹疏九河，渝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这些记载岂可一概抹杀？我们如果从这一个传说中，能够领会一些古人的经验教训，岂不是更好吗？
一个鸡蛋的家当
说起家当，人们总以为这是相当数量的财富。家当的“当”字，本来应该写成“帑”字。帑是货币贮藏的意思，读音如“荡”字，北方人读成“当”字的同音，所以口语变成了“家当”。
我们平常说某人有了家当，就是承认他有许多家财，却不会相信一个鸡蛋能算得了什么家当！然而，庄子早就讲过有“见卵求富”的人，因此，我们对于一个鸡蛋的家当，也不应该小看它。
的确，任何巨大的财富，在最初积累的时候，往往是由一个很小的数量开始的。这正如集腋可以成裘、涓滴可以成江河的道理一样。但是，这并不是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你只要有了一个鸡蛋，就等于有了一份家当。事情决不可能这样简单和容易。
明代万历年间，有一位小说家，名叫江盈科。他编写了一部《雪涛小说》，其中有一个故事说：“一市人，贫甚，朝不谋夕。偶一日，拾得一鸡卵，喜而告其妻曰：我有家当矣。妻问安在？持卵示之，曰：此时，然须十年，家当乃就。因与妻计曰：我持此卵，借领人伏鸡乳之，待彼雏成，就中取一雌者，归而生卵，一月可得十五鸡。两年之内，鸡又生鸡，可得鸡三百，堪易十金。我以十金易五牸，牸复生牸，三年可得二十五牛。牸所生者，又复生牸，三年可得百五十牛，堪易三百金矣。吾持此金以举债，三年间，半千金可得也。”
这个故事的后半还有许多情节，没有多大意义，可以不必讲它。不过有一点还应该提到，就是这个财迷后来说，他还打算娶一个小老婆。这下子引起了他的老婆“怫然大怒，以手击鸡卵，碎之”。地是这一个鸡蛋的家当就全部毁掉了。
你看这个故事不是可以说明许多问题吗？这个财迷也知道，家当的积累是需要不少时间的。因此，他同老婆计算要有十年才能挣到这份家当。这似乎也合于情理。但是，他的计划简直没有任何可靠的根据，而完全是出于一种假设，每一个步骤都以前一个假设的结果为前提。对于十年以后的事情，他统统用空想代替了现实，充分显出了财迷的本色，以致激起老婆生气，一拳头就把他的家当打得精光。更重要的是，他的财富积累计划根本不是从生产出发，而是以巧取豪夺的手段去追求他自己发财的目的。
如果要问，他的鸡蛋是从何而来的呢？回答是拾来的。这个事实本来就不光彩。而他打算把这个拾来的鸡蛋，寄在邻居母鸡生下的许多鸡蛋里一起去孵，其目的更显然是要混水摸鱼，等到小鸡孵出以后，他就将不管三七二十一，抱一个小母鸡回来。可见这个发财的第一步计划，又是连偷带骗的一种勾当。
接着，他继续设想，鸡又生鸡，用鸡卖钱，钱买母牛，母牛繁殖，卖牛得钱，用钱放债，这么一连串的发财计划，当然也不能算是生产的计划。其中每一个重要的关键，几乎都要依靠投机买卖和进行剥削，才能够实现的。这就证明，江盈科描写的这个“市人”，虽然“贫甚”，却不是劳苦的人民，大概是属于中世纪城市里破产的商人之流，他满脑子都是欺诈剥削的想法，没有老老实实地努力生产劳动的念头。这样的人即便挣到了一份家当，也不可能经营什么生产事业，而只会想找个小老婆等等，终于引起夫妻打架，不欢而散，那是必然的结果。
历来只有真正老实的劳动者，才懂得劳动产生财富的道理，才能够摒除一切想入非非的发财思想，而踏踏实实地用自己的辛勤劳动，为社会也为自己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
两座庙的兴废
最近有一个偶然的机会，路过古北口，参观了一座“杨家庙”，新修的庙宇，煞是好看；回来路过潮白河畔的狐奴山下，又寻访了一座“张公庙”，却只剩下一堆瓦砾，已经看不见庙宇了。这两座庙的一兴一废，使人不禁会发生一起感慨。
古北口的“杨家庙”是经过文化机关拨款兴修的庙宇，并且由住在庙里的道士负责看管，远近闻名，参观的人很多。由于杨家将的传说，流传久远，深入人心，各地方的群众都希望自己本地的历史，与杨家将能够发生某些联系，这种感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认真考察实际存在的历史文物，我们就不能把传说当做真迹。
据《宋史》《杨业传》称：“业老于边事，迁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契丹入雁门，业领麾下数千骑，自西京而出，由小径至雁门北口，南向背击之，契丹大败。以功迁云州观察使，仍判郑州、代州。自是契丹望见业旌旗，即引去。……雍熙三年，大兵北征，以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路行营都部署，命业副之。……连拔云、应、寰、朔四州，师次桑干河。”最后杨业战败被擒的地方，也是在雁门关以北的陈家谷口。可见这位“老令公”活动的地区，始终只在雁北、察南，根本没有到过古北口附近。
至于杨业的儿子杨延朗（后来改名为延昭）、孙子杨文广，在《宋史》上都有小传，附于《杨业传》后。延郎最初随他父亲到过朔州前线，当过先锋，后来他自己作战的地方，就在莫州、保州、高阳关等处，即现今河北的任丘、清苑、高阳各县境，离古北口很远。文广最初随范仲淹在陕西，随狄青到广西，这且不说；后来任成州团练使、兴州防御使、定州路副都总管，这几个地方也都在现今河北的清苑、定县，山西的兴县等地，也离古北口很远。
如此说来，不但民间流传的杨家将故事本身，有许多牵强附会，不合历史事实；而且，杨家将的活动根本与古北口没有关系，这是非常明显的。古北口这个历代爱国英雄流血苦战的长城要塞，的确很值得认真保护，让人们往来凭吊。可是，如今这个关口仍然是一片荒凉，没有修整；却偏偏把一座与此地无关的杨家庙修缮一新，这真叫人莫名其妙。至于庙内所有的塑像都十分拙劣，就更不用提了。
与这座杨家庙的情形相反，在潮白河畔的狐奴山下，有一座“张公庙”，却久已毁坏，一直无人理睬。这座张公庙是纪念东汉光武帝时期一位文武兼长的著名人物张堪的庙宇。《后汉书》《张堪传》载：“张堪字君游，……击破匈奴于高柳，拜渔阳太守。……匈奴尝以万骑入渔阳，堪率数千骑奔击，大破之，郡界以静。乃于狐奴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无附枝，麦穗两歧；张公为政，乐不可支。”这就说明，我国北方种稻的历史，是从二千年前的张堪开始的。
现在顺义县狐奴山下有若干村庄，就是历来种稻的区域。你如果走到这里，处处可以看见小桥、流水、芦塘、柳岸，穿插在一大片稻田之间。这才真的是北国江南，令人流连忘返。
按照县志的记载，我找到了这座“张公庙”的遗址，然而，它却已毁坏多年了。据当地干部说，从前还有两块碑，也被弄去铺路了。
看了这个庙荒废的情形，同杨家庙兴修的状况相对比，给人的印象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我以为，就这两个庙宇来说，杨家庙如果值得兴修，张公庙就更值得兴修；张公庙既然不值得重视，杨家庙也就更不值得重视了。这样从比较中看问题，不但对于这两座庙，即便对于其他类似的事情，大概也是合理的吧！
磨光了的金币
我们的许多孩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