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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我一生_余秋雨-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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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一个悲情的开头,使我只想找话安慰他。但他没等我开口,又说下去了:“几十年折腾的结果,使整个学院帮派林立,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取得一致意见,每次开会都吵得脸红脖子粗。现在,终于有一件事取得一致了:大家都选择了你。你再拒绝,就不好了。”

    “只要你答应做院长,”张廷顺老师说,“我还可以再一次出马,担任教务处长,补一补几十年的遗憾。当然这要你们考察审定。”

    “张老师,别这么说,别这么说……”除了这句话,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他。

    我的同班同学惠小砚从外地回上海,见我正在为如何有效地拒绝任命而苦恼,便爽利地说 :“想不做官还不容易?我到学院里去说服老师,别把一个做学问的书生拿到火上去烤!”

    但是下次见面,她却对我说:“做吧。”

    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在学院里遇到一群女老师,都这样回答她的劝说:“我们是看着他长大的,放心。”惠小砚说 :“这年月,一个人让那么多人放心不容易。”

    我终于告诉胡志宏先生:“让我做半个月的调查研究,再决定。”

    苞志宏先生厚厚的眼镜片后面闪出愉快的眼神,说:『好。”

    我先直奔南京路、福州路的几个大书店,找到教育学的专柜,把有关中外办学经验和办学规范的书籍,全都买来。这时我纔发现,这方面的书居然出了不少,而且由于“文革”后一切重起炉灶,全是新书。从外国名校的运行规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文件,到这些年国内高校进行教育体制改革的调查汇编,十分齐全。我认真地读了整整五天,高等教育,这个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天地,第一次以一种高层逻辑展开在我眼前。

    在这种阅读中,多年来的学术思维帮了我的大忙,我已习惯于在一片纷杂的实际疑问中寻找逻辑支点。只要找到了逻辑支点,没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在国内高校中,我觉得,华中理工学院的教育改革经验比较切中要害。

    然后,我就开始找学院里的各色人等谈话,从老教师到中青年教师,从系主任到总务处职员,尽量不遗漏任何一个群落。每次谈话我都劝阻他们发牢骚,也婉拒他们对我个人的鼓励,而只是排列各种有待解决的问题,区分这些问题的主次缓急,然后再一起探讨解决的方法,方法越具体越好。

    半个月的感觉一言难尽。如果打一个比方,我原先只是躲缩在一条大船的某间舱房里用功,虽然也能感觉到船在晃动,却不知道所处的位置,行驶的方向,海域的风浪,天象的变化。现在,我登上了船顶瞭望台,看清了这一切,又问明了航海规则,突然觉得不应该再一言不发地躲缩回自己的舱房里去了。

    绑来回想,纔知道,我同意调查研究,其实已经没有回头路。怪不得胡志宏先生有那么愉快的眼神。

    那天,我要回答他半个月前的眼神了,说:『好吧,开一个全校大会,我作施政报告。”

    施政报告的题目叫《我们别无选择》。那口气,那声调,很像是从船顶瞭望台上发出的。报告那天,据说连全院所有的清洁工人、汽车司机也都自发地挤到礼堂里来听了。

    这个报告,立即受到了当时的上海市教育卫生办公室负责人、现在的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教授的高度评价。他在同济大学专门召开全市高等学校校长会议,对这个报告作了详细的介绍。

    那么,我,也就站在驾驶舱里了。而且,我知道,附近海域的其它船只,也都在倾听我们这艘船发出的信号。

    当然还得回到自己原先居留的“舱房”收拾一下。

    这一收拾,又依依不舍了。

    我对何添发、胡志宏这两位同事说,先得给我一点时间,把一篇重要的学术论文写完。这篇论文,就是我考察傩文化的总结:《论中国现存原始演剧形态的美学特征》。它的中文本,发表在北京的《戏曲研究》学刊上,它的英文本,发表在美国夏威夷大学的《亚洲戏剧》学刊上,题为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aesthetics of primitive chinese theatre,很多外国同行都读过。

    写这篇论文的感觉,与我以往写那么多学术著作有很大的不同。笔下的主要素材,不是来自别的书本,而是来自我本人的考察。因此,这就成了我向国际学术界所作的一个发现性报告。我知道在现代学术等级上,这种报告的地位最高。

    这篇论文向我开启了一个现代学术等级,但我却要离开。我在高高的书架前不断抬头仰望,心想这些由我一本本小心搜购而来的书,以及由这些书组成的那种氛围,那种气场,那种生活方式和心理方式,都将弃我远去。表面上,它们都在,但我不在了,我的心不在了,它们也就形同虚设。

    从今以后,我只能在办公桌前、会议室里、演讲台上,偶尔想起,想起这破了围的氛围,漏了气的气场。半夜回来,照样居息,却不敢再抬头仰望。

    这等于一个领主拔离他的营寨,一位酋长告别他的邦国,频频回首,茎断根连,夕阳故国,伤感无限。

    既然代价如此之大,那么,我只有把事情做好,心里纔会略为舒坦一点。我把行政工作的每一分锺与学术研究的每一分锺,放到了同一架天平的两端:如果行政工作的那一分锺稍稍失重,学术研究的那一端就会怆然坠地,连我自己也看不下去。于是,对我而言,行政工作的有效性已经直接关系到生命本身的平衡,不能有丝毫懈怠。

    正因为我并不害怕免职,而只害怕低效,再加上三次民意测验的支持,一上任就是一种强势。我满意这种势头。行政工作要么不做,做了就要强势,否则便是浪费,浪费自己和属下的生命。

    还是回到航船的比喻:谁会把一艘装满乘客的船,交给一个犹豫不决的人?谁会把一个连接生命的舵,交给一双软弱无力的手?

    我走遍全院,左思右想,决定了全部行政工作的入口点,那就是:迅速简化整个学院的人际关系。

    乍一看,入口点不应该放在这里,而应该放在教育改革、人纔引进、精简机构、提高待遇等项目上。但我敢于担保,不简化人际关系,这一切都做不好,全会变成一片吵闹。公开的吵,暗地的闹,直到最后只得反复谋求平衡,把每件事情的良好意图一一消耗。

    这是中国的国情、普遍的民情,似乎谁也改变不了。即便是最没有人际关系色彩的教育改革,一动手也会被人际关系的网络缠住。什么课程的优劣,立即变成了谁的课程的去留。业务水平的考核,也会变成谁整谁的问题。可以设想,这一切会引出多少私下聚会、暗中串通、公开顶撞、以牙还牙?因此首先要整治的,恰恰是这个足以把一切事情陷没的泥潭。

    我发现,在高等学校这样的机构里,一般的人际关系虽然复杂却不至于频频左右全局,如果频频左右了,一定是领导者本身把它强化的结果。

    败多领导者为了自己的权威,会若明若暗地培植亲信。这是一个单位人际关系恶化的重要起点,因为这种培植的举动人人可以看到,而亲信之所以成为亲信一定时时有所动作,处处有所炫示。亲信一旦产生,又会渐渐扩大为圈子,圈内圈外会有磨擦,不同的亲信间也会争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领导者还想利用磨擦和争宠来办事,那么整个单位已经不可收拾。

    上海戏剧学院的人际关系也堪称复杂,但是『文革”灾难打倒一切,反倒把它简化了。现在灾难刚过,大家同仇敌忾,共同语言还没有消散,正是继续简化人际关系的大好时机。这个时机一旦错过,再也追不回来了。

    由此,我和我的同事们制定了一系列看似怪异的行为规则。

    例如,我在施政报告中宣布,我们上任后,愿意听取一切意见建议,院长办公室的门永远敞开;但是,如果有谁到院长办公室里来说某某教师的不是,我们会立即起身,请他离开。

    我说,学校里如果真有歹徒恶行,可以报告保卫部门和检察部门,如果事情还达不到向他们报告的程度,那么更没有理由向院级领导报告。

    我说,以前在评定专业职称过程中,总有不少教师向学院领导报告自己的业务成绩,指责同一个教研室的其它教师的业务水平。今后,只要还有教师向我作这种报告,我在职称评定中一定不投他的票。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教师都报告了,他的单独报告制造了一种不公平;他对其他教师的业务指责,更是一种缺席审判,这是第二层不公平;他想左右我的投票,形成了一种信息引导,这是对我的不公平。想要克服这三层不公平,我惟一的办法是对他进行否决。

    我说,我要用实际行动让全院上下放心:院长办公室里的全部谈话,对他们每个人都是安全的。

    这种公开宣布,效果很好。在我任职几年间,没有一个人在我面前说过另一个人的坏话,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指出谁是我的亲信。

    有时,人们出于以往的语言习惯,说着说着就牵涉到别人的长短,或开始对我有所奉承,我会微笑着伸手阻止,立即转移话题。几次一来,大家开始习惯我,习惯于在一切领域对事不对人。

    对此我有点矫枉过正。其实我心底也有对人际关系的好恶评价,有时还很强烈,但我明白,这一切都不能影响行政行为的走向。行政行为越干净,就越公正。

    我和我的同事都知道,在国家政治大局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已经停止,但对于每个基层单位,“阶级斗争”的残酷性、普遍性、延绵性依然存在,起因全在于恶化了的人际关系。因此,我们的矫枉过正,是在结束一段历史,截断一种灾难。再过分,也值得。

    相信上海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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