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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我一生_余秋雨-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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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与我们一次次讨论着在风声鹤唳的寒冬间的行为选择。而车部长,正是来自海军。当然,“情报”也可能来自我所在班级里的一些高干子弟,也可能出自车部长他们接管上海几个月来的调查。

    他这天找我,是问我对上海宣传文化系统清查运动的意见。

    我说:“能不能只搞清查,而不搞运动?”

    他奇怪地看了我一会儿,终于点了点头,说:“我大致懂你的意思,但运动看来是免不了的了。”

    我说:“那就要请您紧紧掌舵,不要放过真凶首恶、重大事件,但必须警惕有人胡乱指控、颠倒轻重。我已看到大量让人担心的迹象。我们国家有一批永恒的运动积极分子。”

    车部长同意我的意见,动员我担任写作组系统文艺组的清查召集人,由他负责向我所在的学院打招呼。

    我说我不想担任任何职务。

    他说,这算什么职务呀,很快就完成了。今后担任什么,我们从长计议。

    我怕再推下去他会笑我把小差事当作了大职务,就不再吱声。

    最后握别时他问:“你的名字是笔名吗?”

    “不,真名。我从来不用笔名写作。”

    “谁取的?那么有诗意?”

    “不识字的祖母。”

    不久之后车部长在康平路市委大院内有了自己的住宅,便邀我去作客。他的书房满壁图书,面对小小的草坪,我们坐着喝茶闲聊,他已把我当作朋友。

    我每次到他家去,都会在他的书架前站立一会儿。那是典型的中国干部藏书。比较堂皇的是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再有历年的《人民手册》,这些加在一起,已经占了书架的绝大部分。车部长与其它干部不同,还加了一套《鲁迅全集》和《辞海》(未定稿),证明他有一定的文化取向。

    他后来一次次找我,主要是讨论上海能开放哪些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本来这事跟着北京走就是了,但他想稍稍走得比北京快一点。我相信这事他还会与别人讨论,只希望我能预先给他讲得细一点、全一点。这种谈话今天回想起来还十分享受,却是任何在正常情况下生活的人们所不能理解的了。文化大革命几乎禁绝了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现在拨乱反正,理应果断解禁,但像车部长他们那一代人却很难下这样的决心,生怕在哪一点上出了问题,因此要一部一部“过堂”。让我暗自喜悦的是,每说通一部,便是一部伟大作品与一座伟大城市的重新见面。尽管这种见面是迟早的事,但总是早一天好一天。

    首先我用的办法是抬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只要他们提到过的欧洲经典名作,都立即开放。这对车部长这样的老干部来说,最具有“通过”的说服力。于是从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到贝多芬,都满城绿灯。

    然后,麻烦的事情就来了。一些戏曲片能不能立即开放?例如越剧《红楼梦》和黄梅戏《女驸马》,还有一些新进来的外国片如《音乐之声》,是内部放映,还是公映?所有这些简单问题的难度全在于,批判文艺作品中的“帝王将相”、“纔子佳人”、“外国死人”、“封资修”最强烈的,是毛泽东主席。

    最先开放的是越剧《红楼梦》,理由也只有一条:毛泽东喜欢《红楼梦》。记得这部片子的“复映”活动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几天下来,真可以说人山人海、一票难求。

    其它很多传统作品,要开放也必须获得解释。我发现,对车部长他们,要听的只有政治解释。有一次我把几部作品解释为“在封建主义外表下的反封建作品”,他一听很高兴,觉得找到了一种说服别人(主要是说服比他更大的领导而不是一般观众)的“理论技巧”。后来我还听他多次在大会上作过这样的解释。

    说完这些事,他会顺便问一下:清查工作怎么样?他对此好像已经没有多大兴趣,因为一些重点的清查对象早被市里隔离,面上的清查在他看来只要“扫描”一下就可以了。

    我终于鼓起勇气说:“车部长,我觉得「文革」中最糟糕的有两个阶段,一是「文革」前期的造反,二是「文革」后期的批邓,至于中间那一块,由周恩来、邓小平主持工作,情况很不一样。现在的清查,恰恰是不碰造反和批邓,有可能产生是非颠倒。”

    “这里有一个原则问题。”他的态度突然严肃起来,“这两件事都是毛主席号召的,我们一定要谨慎。触及毛主席,怎么也不行!”

    他看我有点沮丧,笑了笑,说:“我知道你既拒绝了造反,又拒绝了批邓,所以对这两件事特别敏感,这可以理解。但这两个口子一开,牵涉的面就大了。就说我吧,包括我们这次一起到上海来工作的领导干部们,绝大多数都参加了批邓。至于造反,也很难说没参加。部队里的是非是看跟谁,但一开始不管跟谁,都以造反的名义。”

    有一次见面,我发现他情绪奇特,像一个受委屈的孩子。

    他先问我,有没有听到上海民间的一个传言:“车文仪,车文仪,把上海的文艺「车」走了!”

    我问:“什么叫「车」走了?”

    他说:“就是说我用大车把上海的文艺拉走了!上海没文艺了!全是我的错!”他说得有点激动,然后还轻声补一句:“真不象话,在别人的名字上做文章!”

    我笑着说:“电影、戏剧、书籍都开放了,看还看不过来,怎么能说「车」走了呢?”

    他说:“是几个作家说的,其实是说我没有给他们发奖、拨款!”

    “作家?”这让我有点奇怪。

    “还是革命作家,部队来的,”他说,“资格比我还老。”

    这下我就知道他生气的原因了。上海有一批资格很老的革命作家,在他们眼里,车部长至多是一个文艺爱好者。车部长来上海,按礼节也应主动拜访这些作家,表示尊敬。于是这些作家有了一种“心理预设”,认定车部长必定站在他们一边。然而问题是,这些作家互相之间十分对立,在“文革”中虽然一起受难,但也有互相揭发的事端,到了“五七干校”劳动,也曾互相批判过。他们都有大量证据证明对立面作家在“文革”中丧失了立场、出卖了战友、伤害了文化,于是纷纷把材料送到车部长处,结果,车部长只能两头灭火,得罪两头。我听下来,他也有一点个人倾向,但正是这种个人倾向,引起了另一拨人的强烈反弹。反弹的方式是以资格老的革命者身份来训斥资格浅的革命者,外带以一个著名作家的身份来训斥一个文艺爱好者,车部长怎么受得了?怎么不委屈?

    “他们不想想自己不光彩的事情!”车部长说,“自从清查以来,我这儿收到揭发他们「搞腐化」的材料就一大堆,都什么年纪了,见一个要一个!我昨天还收到一份揭发,说那个作家骗女孩子,光自己标点符号的稿费就够经常请客吃饭的了。你听听,把写作当作「搞腐化」的资本了……”

    车部长所说的“搞腐化”,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太明白了。在当时,这三个字就是借指淫乱事件,十分通用。甚至司法文告、干部处分决定上也这么写,直到很晚纔被诸如“不正当的两性关系”等提法所代替。

    其实在民间,分不清词语的褒贬,连“正当”的关系也算。我曾看到一个中年人的有趣回忆,当年他与未婚妻谈恋爱,一度手脚失度,未婚妻正色道:“搞腐化,只能在正式登记之后!”

    今天车部长所说的“搞腐化”当然是指非正当的。他的由衷愤怒使我更明确地意识到,清查运动实实在在有点走歪了。即使不算生活作风问题,仅从政治节操而言,那些作家也很可能在“文革”十年间干了一些不光彩的事,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在总体上是被打倒、被羞辱、被抄家、被剥夺阅读权利和写作权利的可怜群体啊。

    他找我倾诉,证明他个人对我的信任。因此,我明知他不愿意听,还是又一次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了。

    我说:“车部长,其实这些作家,都是「文革」的受害者。他们在「文革」中的许多行为,也是被迫无奈。因此说来说去,还是要算「文革」的这笔总账。清查的大方向,应该……”

    车部长知道我会说什么,立即把话插了上来 :“今天不谈这个了吧。”

    但我还是很不识相地加了一句 :“说真的,据我的观察,清查这样搞下去,有点近似于瞎子摸象!”

    “什么?瞎子摸象?”他立即不高兴了。我一直不知道我所说的这个成语为什么会如此深深地刺痛了他,因为他后来在几次报告中都反复提到:“有人说,上海的清查是瞎子摸象,请问,谁是瞎子?谁是象?”我甚至感到,这四个字,就成了我和他中断友谊的关键所在。

    他面无表情地站起来,拿起墙角的热水瓶,给我的茶杯加水,又给自己的茶杯加水,一直不说话。

    他从受老作家奚落的委屈中走了出来,又恢复了部长的尊严。过了好一会儿,他用冷静的口气说 :“「文革」再有问题,也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直接领导的。上海的清查不是没有大方向,一是要清查反对毛主席的言行,二是要清查反对周总理的言行,三是要清查与「四人帮」牵连的人。”

    按照语言逻辑,我本想说,这里所说的“反对”、“言行”和“牵连”都太宽泛,缺少限定。作为政策实施,至少要举例说明。但看他的脸色,我没有说。

    那天告别,彼此都有点矜持。

    我知道责任全在我:瞎子摸象。

    半个月后,我接到通知 :暂停文艺组清查召集人的职务一段时间,先把一封信的事情说清楚。

    一个姓王的材料组成员悄悄告诉我:“车部长说了,你在「文革」十年间表现良好,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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