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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大争论,不仅在中国大陆的报纸上展开,在香港出版的《亚洲周刊》也对何智丽问题进行了采访、报道。
一九九四年十月三十日出版的《亚洲周刊》,发表了该刊记者采写的《亚运背后的家国情仇》一文,指出:这次亚运会赛事中对中国观众造成相当心理震撼的,还是要数十月十三日晚日本籍的原中国乒乓球优秀选手小山智丽(何智丽),以凌厉的正手弧圈球力克中国大陆金牌呼声最高的世界冠军邓亚萍,摘走亚运女子单打冠军的金牌。而且她是先后挫败中国台北的陈静、中国大陆的乔红,再与邓亚萍交手的。
小山智丽此举,令在场的中国大陆官员伍绍祖、徐寅生。李富荣胜上无光。因为在小山智丽背后还有一个曲折的故事。早在一九八七年世界锦标赛,当时的何智丽即现时的小山智丽乒乓球水平正值巅峰期,决赛时却被队领导下令“让球”,她没有从命,凭实力打败队友;夺得冠军。赛事后她被指责为“不服从命令”而惨遭厄运,连参加八八年奥运会的资格也被取消。
上海作家叶永烈当年首先撰文披露此事,为小山智丽鸣不平。这次亚运会期间,叶永烈始终关注着小山智丽的战绩,把比赛录了像。小山智丽夺得冠军,叶永烈当即打电话给她父母祝贺,还给在日本的小山智丽写了信。
叶永烈对《亚洲周刊》说:“从电视屏幕,我很注意何智丽的眼神,看到她夺冠后流泪了,我完全理解她。今年四月,她来上海时,我们见了面,她当时表示决心一定要拿金牌,今天梦想终于成真。”叶永烈说:这是对中国体坛几十年来“让球”传统的一种打击。“让球”是违背奥林匹克运动精神的,是体育运动的腐蚀剂,当年李富荣按上级命令让球给庄则栋,今天,李富荣应当反思,从这一意义说,何智丽打败的是李富荣。中国体坛存在不少问题,“让球”是其中一个严重问题。
何智丽评说她的三位对手
面对一片哗然的中国舆论,何智丽本人究竟怎么看待的呢?
笔者与何智丽以及她的丈夫小山英之有着多年友谊,与她的已故教练孙梅英也相知颇深。这些年来,曾对何智丽、小山英之以及孙梅英作过多次采访。就在广岛亚运会后不久,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四日,何智丽从大阪给我来电话,告知打算回沪一趟,希望再度会晤,谈一谈最新的情况。
果真,在一九九四年岁末之际,何智丽和丈夫小山英之悄然来到上海。由于何智丽已成了争议纷纷的“焦点人物”,所以他们的行踪严格保密,拒见任何记者。
这样,在一九九四年除夕和一九九五年初,笔者得以应约对他们作了两次独家采访。
何智丽的头发剪得很短,穿一件花色斑斓的羊毛衫,显得很秀气。她的日语已很不错,小山英之说话时就由她当翻译。
她处于“台风”的中心,倒显得十分平静。
我问起了十月十三日那天夺冠前,何智丽是怎样准备的。
何智丽说,我从一九八八年退役到现在,已经有六年了。
六年后,能够打败她们,确实是不容易的。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讲,别说六年,一两年也够呛!
她说,乒乓球在中国是“国球”,格外重视,中国乒乓球队有着世界上最优越的训练条件。我在日本,训练的条件比中国乒乓球队差远了!日本乒乓球没有什么“国家队”,都是业余的,全靠自己努力。中国乒乓球队有二十几个陪练,这在日本几乎不可想象。我是单枪匹马。我是“教练兼队员”。
小山英之插话说,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那么多陪练,都要靠自己,是在很艰难的环境下练球的。我们靠的是大阪池田银行提供的帮助,算是有了一个练球的俱乐部。池田银行的行长清龙一也先生很热心于乒乓球运动,是何智丽的“伯乐”。每次何智丽参加重大比赛,行长总是带着太太一起去观赛。何智丽在日本的训练条件,完全无法跟中国乒乓球队相比。
我笑道,这好像是小小的“个体户”,跟国营大公司竞争。
可是,你们的邪个体户,用上海人的话来说,是“夫妻店”,居然打败了中国乒乓球队这“国营大公司”!何智丽也笑着说,那天比赛,小山一直在场外当我的教练,从头做到尾。我们真的成了“夫妻店”。可是,小山只是个乒乓业余爱好者,他的本职是工程师,怎么能与中国乒乓球队的教练们比。我主要是得益于在中国受到的培养。我当年除了受到启蒙教练的热心培养外,主要是乒乓名将、中国乒乓球队女队前教练孙梅英的培养。她一心一意地教我。我一直说孙梅英是我的恩师。不过,孙梅英并不是国家体委派给我的教练,她当时已经退下来,是她自告奋勇来教我的。
叶:你在日本每天练球几个小时?
何:四五个小时。大部分在下午练,晚上不练,早晨有时也练。在池田银行的俱乐部里练。日本跟中国不同,在日本练球,你得自己花钱,所以要靠银行支持。
在中国国家队,根本就不存在运动员自己花钱练球的问题。
叶:你是否研究中国乒乓球队的战略、战术?
何:有时看一点录像,反正是我一个人在琢磨。我是孤军作战。
叶:那天比赛之前,你对自己的估计怎样?
何智丽说,我相信自己肯定能够赢。陈静、乔红、邓亚萍三个人都是高手,我对她们三个人都作了准备。
何智丽对三位对手作了分析。她说,她们三人各有特点:陈静是“左手生胶”,乔红是“两面反胶”,邓亚萍是“长胶怪板”,都是很难打的。球板的性能不一样,打法不一样,你就得用不同的方法去对付。所以,打她们三个,要采用三种不同的方法。能战胜这样三位不同打法的对手,你的技术必须全面。
何智丽说,我坚信一条,我的基础比她们好。这几年她们参加比赛比我多,临场经验丰富。我倒底是六年没有参加了,现场的熟练感不如她们。我以为,我就是要靠基本功、靠技术赢她们。我以前的技术一直没有丢。我用的是弧圈球,是属于欧洲型风格的。我的打法全面。再加上我是憋着一口气打的,所以我也就越打越猛。
何智丽逐一评说她的三位对手。
何智丽这样谈起陈静:
“在这三个人之中,我最重视的是陈静。只有胜了陈静之后,我才能进入前四名,然后才是冠亚军赛。
我进入前八名,第一个遇上的就是陈静。
在国家队的时候,我跟陈静打了几十次,没有输过一次。离开国家队以后,我几年没有打球了。后来我跟陈静交手,输了她两三次。所以,我很重视和陈静的比赛。
“对于乔红和邓亚萍,我并不太在意,虽然乔红比我小五岁,邓亚萍比我小九岁。”
接着,何智丽说起邓亚萍:
“我是准备以三比零赢她的。”
过去我在中国国家队,跟邓亚萍打过一次,赢了她。这一回我们是第二次交锋。从球艺来说,我比当年拿三十九届世乒赛冠军时要好。外界也是这么评论的。
我是八十年代的冠军,现在打的是九十年代的球,技术上不进步是不行的。
我这个八十年代的冠军,能够打败九十年代的冠军,说明我在九十年代也能站住脚。这一回,打的是亚运会乒乓赛,实际上是世界级的,因为对手是奥运会冠军和世乒赛冠军,这三个人代表着九十年代世界最高水平。
正因为这样,决赛的那一天,两千元一张的门票,全部售光,这是空前的。
我的公公、婆婆,也都赶来观看。可是,男子决赛,就没有多少人看。
在亚运会上,中国从来没有丢过女单冠军金牌。这一回,我拿了女单金牌。
打球,是应该换换脸。不要老是一个人拿冠军。”
我说,十月十三日,是你历史性的一天。一天打三场,体力怎么样?
何智丽说:
“我的体力可以。打赢之后,我们家的祝贺电话、电报多得不得了,美国的记者甚至从美国赶来采访我。因为我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冠军——我已经结婚,三十岁了,居然打败了两个奥运会冠军。在亚运会的历史上也从未有过三十岁的乒乓球冠军。
发行量达八百万份的日本《朝日新闻》,评选一九九四年度最佳运动员,我是六个中的一个。一九九五年二月二日授奖。
“日本共同社告诉我,他们所评的一九九四年关于中国的十大新闻中,我在亚运会打败邓亚萍,被列为第九条。”
我问:“在你战胜邓亚萍时,邓亚萍哭了,你也哭了。邓亚萍输了球,心中很难过,所以她的哭,容易理解。你为什么在胜利时哭了?对于你的哭,中国报刊有好多解释。你自己说,你为什么哭?”
何智丽答道:
“当时我非常激动,所以我哭了。我的哭,包含好多意思。
一是我的胜利来之不易。六年哪!为了这天的胜利,我足足拼搏了六年!
二是能够打败邓亚萍,太令我兴奋了。她好像是世界上的‘神’一样,捧得不得了。她太傲气了。她对记者说,我和何智丽不是一个时代的。确实,我是以前的老冠军,我拿世界冠军时,你连坐板凳的资格都还没有呢。你九十年代的冠军输给八十年代的冠军,你丢脸。这一回,邓亚萍输了,这才终于说,我一定要努力,不然打不过何智丽。
“三是我的恩师孙梅英去世了。她看不到我的这一重大胜利。我伤心。她在一九九三年还到日本,教了我三个月,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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