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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智丽对于中国报刊上常见的所谓“海外兵团”的提法，表示不同意。她说，这种提法不利于团结。
“海外兵团”这种提法，实际上把中国乒乓球队和前往海外的中国乒乓球教练、运动员们处于对立的地位。尤其是有的人把中国乒乓球队近年来的连连失利，归咎于“海外兵团”，更是错误的。其实，同是炎黄子孙，同是乒乓球界人士，“本是同根生”，不应该这样对立。
何智丽被有些人视为“海外兵团”的代表人物。
如果说，在第四十届世乒赛上，所谓的“海外兵团”开始构成对中国队的威胁；在第四十一届世乒赛上，形成对中国队的严重威胁；那么，在这次第四十二届世乒赛上，则爆出了“史无前例”的新闻，中国女队因“海外兵团”的参赛，居然丢失了从一九七九年第三十五届世乒赛以来一直保持在手中的女单冠军！
在出赛前，中国女队心目中的主要敌手是朝鲜队的李粉姬、俞顺福，韩国队的玄静和、洪次玉。
完全出乎意料，在女子单打比赛中，中国女队的一号主力邓亚萍和二号主力乔红，在十六进八时，都被淘汰了！
谁都想不到，“吃”掉邓亚萍的竟是原江苏队的井浚泓！
谁都想不到，打败乔红的竟是原河北队的施捷！
由于邓亚萍和乔红早早中箭落马，女单冠军也就与中国队无缘。
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冠亚军决赛，在韩国的玄静和与中国台北的陈静之间展开。
中国乒乓球队的女将邓亚萍、乔红、高军、陈子荷，都在一侧仔细观看。尽管陈静已是代表中国台北，但是中国乒乓球队的女将们都希望陈静能够打败玄静和。
二十五岁的玄静和，以二十一比十六、二十一比十五、二十一比十四，胜了陈静，成为韩国历史上第一个世乒赛女单冠军。
中国乒乓球队的女将们只得默默地离开了……何智丽毕竟是五年来第一次参加大赛。她在抽签时，抽到上半区，而上半区恰恰是强手云集区，十分不利。
一九九三年五月十九日，上海《新民晚报》就发表了记者李京红发自哥德堡的电讯：《抽签运气不妙，前程坎坷艰险，何智丽突围难度大》。
电讯称，何智丽作为非种子选手，由于抽签不佳，一路上要遇诸多名将：在进入前三十二名时，遇欧洲女单冠军、德国的内梅斯以及如今代表加拿大的耿丽娟；如果何智丽进入前十六名，则在争夺前八名时，可能要遇上中国队的怪板手陈子荷；如果何智丽进入前八名，则在争夺前四名时，可能要遇上这三位中的一位，即中国女单冠军。上海的唐薇依，或欧洲冠军、匈牙利的巴托菲，或韩国名将玄静和；如果何智丽进入前四名，则在争夺决赛权时，可能遇上邓亚萍或者朝鲜的李粉姬……何智丽抽签不顺利，打得也不顺利，在进入前十六名后被淘汰了。
不过，胜败乃兵家常事。在上届世乒赛，她只是观赛；这一回，亲自参赛，使她对世界乒坛的最新进展有了第一手的了解。
中国男子单打也成绩不佳，连前四名都进不了。
“海外兵团”们虽说身在海外，其实毕竟是中国人。他们取得了一些胜利，总是以为是自己个人的胜利，并不以为是代表了所在国取得了胜利。
在第四十二届世乒赛上，井浚泓和施捷作为“黑马”，击败了中国队主力邓亚萍和乔红。然而，她们在得胜后，接受记者的采访，却这样说出心里话。
井浚泓说：
“其实，中国人到国外打球，即使拿了冠军，心里也高兴不起来，因为看到所代表国的国旗升空，心里很不是滋味。”
施捷也这么说：
“我和乔红是同龄人，她能当世界冠军，不光是靠球技，还有球运。作为同一个项目的竞争者，我的球运差极了。以前我连国家队都进不了，更不敢奢望参加世乒赛了。今天能有机会一搏，我会证明我的实力究竟如何！”
顺便提一句，在第四十二届世乒赛上，日本男女队在团体赛时都没有进入前十六名。人们笑谓日本队，乃是“孔夫子搬家——全是书（输）”。
朱镕墓的接见使她备受鼓舞
自从参加四十二届世乒赛之后，何智丽加紧了训练。说实在的，她作为人十年代的冠军，如今要参加九十年代的比赛，必须作出艰苦的努力。
何智丽听说了张燮林的话：“何智丽要夺回世界冠军还是很遥远的。”她决心缩短这“遥远”的距离。
何智丽是一个意志非常顽强的人。
有的朋友劝何智丽，你不比别人，小山家的条件是所有“海外兵团”无法相比的，何必还那样拼命？
何智丽答道，确实，打球并非我的“谋生手段”，我完全不必靠打球“谋生”。但是，打球是我的第一爱好。我从小就喜欢乒乓球，我毕生热爱乒乓球。我是为了发展乒乓事业而拼命练球。一个人在事业上有所追求，生活才是充实的。在大阪，我完全可以整天吃吃喝喝，听听音乐，看看电视，过着很惬意的生活。其实，我以为那样的生活是空虚的。正因为这样，我才整天汗流满面地去练球。我完全在“自讨苦吃”，但我很充实！
她邀请她的恩师孙梅英前来日本大贩，专门指导她。原先，何智丽是在孙梅英的指导下，夺得第三十九届世乒赛女单冠军。如今，她要在孙梅英的指导下，再度辉煌！
一九九三年底。何智丽第二次夺得“全日本乒乓球公开赛”女单冠军。
一九九四年是国际家庭年。一九九四年二月十四日，日本《读卖新闻》刊登了何智丽和她的丈夫、公公、婆婆在乒乓桌旁的大幅照片。这是千千万万日本家庭中不同于众的家庭——既是“中日友好之家”，又是“乒乓之家”。
最使何智丽难忘的是，一九九四年三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原上海市市长朱镕基访问大阪时，两度接见了何智丽一家。
一见面，朱镕基就很风趣地对何智丽的公公小山藤兵卫说：“你们娶了我们的一个世界冠军，也得还给我们一个世界冠军呀！”
何智丽的公公拿出那份刊登全家照片的《读卖新闻》送给朱镕基。
朱镕基看了报纸，很高兴地对小山藤兵卫说：“你是大阪府的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如今你的家庭又成了中日友好之家，谢谢你为中日友好做了许多工作。”
朱镕基很详细地询问何智丽在日本生活的情况。
朱镕基的接见，使何智丽这位“中国的女儿，日本的媳妇”受到很大的鼓舞。
就在这时，从中国北京传来沉痛的消息：何智丽的恩师、六十四岁的孙梅英，于四月二十日上午十一时病逝！
孙梅英于一九九三年年底从日本回到北京，在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二日突发脑溢血，急送医院抢救，曾一度好转。后来，因脑中淤血压迫呼吸系统神经，使病情转危而去世。
何智丽赶紧给孙梅英家属发出唁电，表达自己对恩师的深切怀念。
在孙梅英离世之后，人们称誉她是“新中国乒乓球运动的先驱者、力行者和传播者”。何智丽，其实只是孙梅英的“末代弟子”而已。
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六日，我在上海《新民体育报》发表了《怀念乒乓女帅孙梅英》一文。那天下午，正值来沪探亲的何智丽要回大阪。中午，我在电话中告诉何智丽，今天的《新民体育报》发表了我悼念孙梅英的文章，她随即匆匆下楼，到街上去买《新民体育报》……四个多月后，何智丽终于迎来那历史性的一天——十月十三日，她终于赢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在第十二届亚运会上一口气击败了陈静、乔红和邓亚萍。
获胜之后，何智丽跟我说，很可惜，“孙导”看不到我的胜利……言谈之间，何智丽对她的恩师孙梅英，充满怀念之情。
我告诉何智丽，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我在上海《新民体育报》上，曾发表了《“理解万岁”》一文，向她表示祝贺。
我在文章中写道：
“何智丽这次为中国乒乓球队作出了不平常的贡献：她孤军奋战，又上了‘年纪’，居然能够夺得金牌，中国乒乓球队的教练们、队员们，应该们心自问，应当卧薪尝胆，奋起直追。就这个意义上讲，何智丽给中国乒乓球队敲响了反思的警钟。
“何智丽毕竟是上海的女儿，中国的女儿。让我们高高举起理解的酒杯，向何智丽祝贺！”
她跟我谈起近况。
叶：我还记得，在一年多以前，那次在上海华亭宾馆，我和你、小山英之相聚，也是这样的长谈，你就充满必胜的信心。那时，你刚拿到日本女单冠军，有了参加国际比赛的“入场券”。
我还保存着那次谈话的录音带。现在，你当时的抱负，完全实现了。
何：这一回，我终于扬眉吐气了！在加入日本籍的中国人之中，我是日本新闻界最关注的一个。结婚轰动，拿日本冠军时轰动，这一回又轰动……一生所求是夺取奥运会金牌何智丽坦诚地向我道出了心中的话：“我各种金牌都拿了，现在只缺一块奥运会金牌。我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拿奥运会金牌。”确实，早在一九八七年，她就立下了夺取奥运会女单冠军的宏愿。
无奈，——九八八年的汉城二十四届奥运会，她因被“首先排除”，以致与奥运会金牌无缘。那时，她才二十四岁，风华正茂，只能坐在上海家中收看奥运会电视，只能眼巴巴地看乒乓女单冠军金牌落在陈静手中！
四年一度的奥运会，一九九二年在巴塞罗那举行时，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