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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观点和往常一样，就是投资要有长远的眼光。但这不可能使我不用回答我可能要面对的对经济状况和股市短期的看法。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思考如何来谈论这些。那个周末当访谈录像时，我已决定用两个结论来表述我的分析。我认为，由于袭击，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困难的危险性增加了。但我仍继续相信，美国经济长期的潜力是强大的。这些似乎都不是危言耸听，也确实是我的观点。
在实录之前，我们开了一个准备性的电话会议，莱斯利·斯塔尔说：“我可能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你认为星期一市场的表现会怎么样？你会买还是卖？'”沃伦的回答是——重新开市后他什么也不会卖，如果价格足够便宜的话，他甚至可能买些股票。杰克回答说，他可能会留着他的股票，因为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佳投资地。
接着莱斯利说：“你怎么样，鲍勃？”
“我不想谈论市场。”我说。我觉得一个前财政部长，他的意见可能会对某些人产生影响，因此应当在说话时小心谨慎——尤其是关于股市水平和联储的话题——即使他已离职。
“你必须得谈谈市场。”她说。
“不，我不会谈论市场的。”
“好吧，那么我就会问问你有关联储以及他们是否应当降低利率的问题。”她说。
“你可以那么做，”我说，“但我也不会谈论联储。”
“你什么也不说吗？”她问道。她变得很焦虑，“我希望你参与到节目中来。”
“别担心，我会找到可说的东西的。”
然后我们就进行了录像，我确实说了些话，尽管我说的大多数话在编辑时都不见了。
总统对恐怖主义与军事手段回应的决定在政界得到了广泛支持，但如何应对其经济影响的问题无论从实质上还是从政治上来说都要复杂的多。一系列的问题由此产生。政府是否应当支持受9·11事件影响的航空业、保险业或其他行业？政府是否应当采取行动以某种方式来刺激经济？如果应当，用什么样的刺激——紧急支出、减税还是两者都用？如果减税，什么样的减税？我很快就开始接到要应付所有这一切的国会议员电话。
在帮助特定产业的问题上，我认为一般原则是除异常特殊的情况以外政府不应对任何产业进行支持。我们拥有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应该让市场自身针对新情况进行调整，除非某些对我们的经济及其重要的部门，受到严重影响才能考虑进行干预。航空业对经济是极其重要的，在已经脆弱的行业状况下，由于停止经营好几天，旅客需求疲软，他们的损失急剧上升，有关门停业的危险。因此我支持采取某些措施使主要的航空公司能继续运转。但国会非常迅速的通过的帮助航空业150亿美元援助法案似乎过分，是一种补偿早在9·11之前航空业就在经历的糟糕市场状况。
保险业的问题更为复杂。尽管保险公司包括花旗集团的旅游保险子公司都面临惨重的损失，但即使损失最大的公司也并未面临破产或业务受到严重干扰问题，因而在我看来不应该得到公共资金来补偿由于袭击导致的损失。但该产业确实面临一个需要政府关注的问题：由于袭击，保险公司再也不愿意为恐怖主义或战争提供保险——损失过于巨大。
第二部 第58节
随着企业重新思考恐怖主义和其他地缘政治事件的可能性，9·11之前就应该认识到但没有认识到的风险被认识到了。这是另一个更大问题的一个例证，这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可能性极小而一旦发生就具有灾难性后果的事件。在这种情况下，对这类风险迟到的认识带来了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没有保险商愿意提供保险来防范类似9·11的袭击的风险， 新办公大楼、购物中心和其他大型建筑的建设会受到严重阻碍。因此，政府可能不得不以某种方式成为这类风险的最终保险人。
这一问题——以及对公共部门解决方案的需要——是我前面已经讨论过的一个更大原则的一个部门。即使在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中，也有许多需求也是市场按其本性不能满足的。这类风险中一种是我们的社会化，因为，私营部门不以能效原则处理他们——或者是因为潜在的损失太大而难以进行精确计算，或者是因为自愿保险计划无法操作。比如，社会保障制度的目的是要既为太穷而无法为退休储蓄足够的资金，也为那些有能力存储而不愿意这样做的人提供保障网。就像某种自然灾害一样，老年人的退休保障被我们这个社会列入要通过政府来予以保护的一类风险中。9·11之后，一直存在的恐怖主义风险也加入了这一名单。
除这些特定产业的问题而外人们对迅速提供某种经济刺激的问题也进行了许多讨论。9·11是一个异常特殊的事件，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但就此进行的经济辩论却常常回到熟悉的问题上。在这种时候常常出现的一种情况是，有着顽固立场的人将情况的任何变化都作为他们原有主张的新论据。袭击刚发生的几天里，某些减税的长期倡导者立刻抓住机会鼓吹其一贯的主张。情况发生了变化，但他们的主张一如既往。三种具体观点最为突出：加速实施布什减税方案中的税利削减，通过新的资本所得税减免方案，降低企业所得税。所有这些措施都会进一步损害这个国家正在迅速恶化的财政状况。这正是那些很容易产生坏政策的情况——一种紧迫感，一套表面上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政策建议以及政客迅速采取行动的热情。我的观点基本上是实用主义的：我认为用于刺激的额外减税应当是临时性的，而且既由于公平也由于效率，减税应针对中低收入的人，他们支出而不是储蓄的倾向最强。我还会把临时性的失业补贴和对失业者的医疗补贴以及对某些州和城市的援助以帮助他们解决成本的上升包括进去——所有那些会被马上花掉的钱。所有这些都可以在不带来负面长期影响的情况下提供更有效的刺激。
9月17日，在“60分钟”节目播出的次日，纽约证券交易所重新开市，道琼斯指数下跌7％。在闭市后，我接受了全国广播公司“晚间新闻”节目汤姆·布罗考的采访，布罗考问了我一系列非常坦率的问题。他就资本所得税谈了一些看法，我也表达了我的反对观点。我不认为在通常情况下资本所得税的削减会增加我们的经济福利。主流学术著作强烈主张，储蓄率相对而言不受储蓄回报（不管是利息、分红还是资本所得）对税率的影响，因此削减资本所得税不太可能增加储蓄。与此类似，主流学术研究中资本所得税降低而导致投资上升增加的证据也很少——在股票市场的投资大量增加发生在1997年资本所得税降低之前的几年。我自己和投资者以及市场打交道几十年的经验也支持这一点。而一方面，资本所得税的削减长期而言肯定会使财政付出代价，并在投资资本的分配上制造出因税率导致的扭曲。在税率极高的情况下，所有这些分析都可能不同，但现在的情况并非如此。
在9·11之后的情况下，资本所得税的削减起的可能完全是反作用，因为他可能鼓励在一个下跌的市场出售股票。做完节目后，吉恩·斯珀林说：“鲍勃，在白宫这么多年以后，这是头一次我们能接受在黄金时间谈论支持资本所得税的削减。”
第二天我接到一个贾尼斯·梅斯打来的电话，她是众议院筹款委员会民主党人的主要助手。民主党人正在考虑他们应对共和党人的减税计划做出何种反应。贾尼斯说他们已将布罗考采访的文稿分发给委员会的所有本党议员，来帮助他们反对资本所得税削减的主张。
筹款委员会的民主党人后来邀请我到华盛顿与他们就这些问题进行了会谈。当时的众院议长丹尼斯·哈斯特和两党的国会领导人在9月19日举行了一个非常不寻常的、正式的关门会议——邀请了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拉里·林赛，艾伦·格林斯潘和我——来探讨对袭击可能的经济反应。这一会议之后，又举行了参院金融委员会的关门会议和许多其他会议。几个星期之内，我一直在纽约和巴尔的摩郊外的BWI机场来回奔波，因为由于安全原因里根机场依然关闭。
在我看来，继续推进布什计划中的将要实施的个人所得税削减，通过对企业所得税新的削减法案，和资本所得税的削减一样都是极其错误的主张。他们都会进一步损害美国的长期财政状况，相对于其成本而言，其短期刺激作用也是极其低效的。但是当时盛行的那种气氛下，这种建议显然是有可能通过的——尤其是在非常有影响的大公司组织企业圆桌会议表示支持削减企业所得税的主张之后。而相比之下，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民主党人提出了在我看来对当前的问题具有更大的针对性的计划。
我从没想到股票市场会如此迅速的在2001年秋天就反弹。9·11事件之后股市的下跌从未超过14％。在那一个月里，股票互助资金流出股市的不到1％——而在1987年股市崩盘后的一个月里，资金流出3％，市价下跌22％。袭击发生一个月之后，10月11日，标准蒲尔500种股票指数就超过了9月10日的水平。不久资产就又开始流回市场。由于某种程度的谨慎，2002年末2003年第一季度市场急剧下跌，但在第二季度就强劲反弹。经过这些涨跌起落——公司丑闻和华尔街管制和治理问题加强了下跌的趋势——在我看来市场似乎仍未充分反映出经济和地缘经济风险。90年代发展起来的不平衡很大程度上依然存在。一次重大的恐怖主义行为使一大堆破坏性的可能突显出来。在这一背景下，按许多历史指标来衡量，股票估值似乎都太高。
确实，许多顾问和投资人如沃伦·巴菲特都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证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