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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你是个政客——而我不是。”我回应道。这是事实。对我关心的政策问题发表评论似乎是合适的，但我并不认为我应当是一个公共发言人。可是，这种抱怨困扰着我，在此后的几天我都在考虑我还能做些什么。参加在底特律举行的福特公司董事会会议的旅途中，我草拟了一篇长篇专栏文章，列举我反对政府减税计划的理由。在文章开头，我表示并不想在那时卷入有关财政政策的公共辩论，但我强烈地感觉到布什所提议的减税幅度在经济政策上是个严重的错误。这篇文章发表在2001年2月11日星期天的《纽约时报》上。此后，在大约两周的时间里，有8到10名参议员给我打电话。在财政部时我也从未有过许多参议员主动打电话来讨论一个政策问题的时候。
当然，尽管大多数民主党人反对减税，但他们未能赢得这场战斗。作为一种短期刺激，减税是极其低效的——高收入群体所获太多，他们不会愿意将所得花掉这么多，大多数的削减发生在以后几年，在短期内帮助不大，却损害我们的长期财政状况。减税还损害我们应付意外事件的缓冲能力。一年之内，9·11悲剧、股市大跌和全面恶化的经济状况表明，意外事件对一国的财政状况可以有多么巨大的影响。
有关何种政策才能最有效地对付经济放慢问题的争论还会持续多年。90年代异常繁荣的经济状况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过度和不平衡——这包括高水平的消费者和公司债务，庞大的经常项目赤字以及用任何传统标准衡量都太高的股市价格——从而导致了金融市场和经济的更为困难的时期。然而，强大的力量——比如低失业率，高生产率增长率，低通货膨胀率以及起初还存在的强健的财政状况——也保留下来。在经济放慢期间，货币政策和减税及在国联和国土安全方面都增加开支对脆弱的经济提供了很强的刺激。（2001年和2003年的减税如果定位更好并且是临时性的，本可以一种成本更低、更有效的方式提供刺激——且不会造成长期损害。）所有这些刺激都可能导致周期性的增长。但首要问题仍存在将衰退程度和长度最小化方面，那一时期的政策选择在多大程度上是契合的？这些选择怎样影响我国经济的长期状况？我个人的观点是，在这两方面这一时期的决策都远非最优，就第二个问题而言，他们对我们的未来制造了严重的威胁。
2001年9月11日晨，我正在花旗集团我的办公室中，桑迪·维尔走进我的办公室，告诉我一架飞机撞上了世界贸易中心大楼。我最初的想法是这肯定是一架小型螺旋桨飞机，一次异常事件。接着，20分钟之后，桑迪再次进来说另一架飞机又撞上了大楼——而且他们都是大飞机。那时，发生了什么事已经很清楚了。
我们最先想到的是在大厦里工作的数千花旗集团的雇员，尽管他们自己并不在双子塔楼里。我们在世界贸易中心7号楼租了25层楼，该楼8小时后倒塌，尽管很幸运的是并未导致任何人死亡。我们还在世界贸易中心北面几个街区的格林威治街占据了两栋很大的建筑，所罗门美邦的交易室就设在里面，另外还在华尔街地区或拥有或租了另外三栋较小的建筑。所有这些建筑都进行了疏散。令人悲痛的是，我们后来得知有6位因与客户会面而在双子塔楼中的花旗雇员遇难，而使我们所有人都以一种更个人的方式切身感受到所发生的一切有多么恐怖。
桑迪很快就在一个会议室组织了一次转变为管理会议的会面，以制定我们的危机对策。我们最初关注的问题，是在为所有人考虑之后，决定继续经营。作为美国最大的金融机构，这不仅对我们是重要的，对整个金融系统也是重要的。我们无法使用我们在格林威治街的所罗门美邦交易室或任何其他市中心的办公室。我们转移到新泽西鲁瑟福德的一个备用设施继续经营，但部分业务直到9月12日才恢复运作。纽约证券交易所关门了，起初是无限期的。作为一家重要的清算银行，纽约银行的清算系统也关闭了。我们仍能付款，但不清楚其他金融机构是否还能向我们付款。我们担心有接连不断地发生违约事件的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经济所依赖的基本支付系统和金融系统继续保持运转。联邦储备委员会迅速行动，使银行能获得流动资金，直到支付再次开始流动。但这种警示是清楚的，即在我们这个国家制造巨大的金融和经济混乱所需的代价是多么小。从那时起我们已经采取措施来减少这种脆弱性，但一个复杂、现代的社会要面对的风险是内在固有的。
第二部 第57节
面对“9·11”事件的后果，许多人都很害怕袭击事件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大多数人也不知道应当如何来应对。袭击发生后股市关闭了好几天，谁也不知道重新开市后股价下跌的幅度可能有多大。许多和我谈过的人都担心这一冲击对资产价格和流动性可能产生重大打击。
我自己最初的反应是袭击会对经济信心产生巨大的影响。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消费者、投资者和企业都是在某些框架下进行决策的。在这一框架下，人们会做出过度的决策，然后市场会回归中间状态，如此往复。但袭击注入了一个新的远远超出了几乎每个人以往经验的变量。人们需要新的参数——且尚未得出。这类根本性变化是很罕见的，它使所有人在弄清如何适应新现实之前都只能等待，因而能使经济活动暂时停滞。由于在袭击发生之前我就认为国内经济和世界经济就已处于更大的困难之中，我的个人观点就是情况可能比许多人所担心的更糟糕。
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我接到许多电话邀请我上电视讨论其经济影响。在一个星期之内我拒绝了所有邀请。首先，我并不很清楚应该如何看待这件事，在更清楚自己的观点之前，我也不愿意在公众面前说什么。我也不认为把我的最初印象说出来会有什么帮助。人们在寻求有关经济的某种安慰。而我却没有多少安慰的话说。不管我如何表达我的观点，他们的效果都可能是使人们更加不安。
但是每一天我都在不停的思考如何看待和讨论9·11经济后果这一问题，像往常一样在一个标准拍纸簿上做笔记。按照我的考虑，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公众面前以一种既忠于事实又具有安慰和镇静作用的方式来发表讲话。这是一个我以前也碰到的问题，在与吉恩·斯珀林交谈过几次以后，我形成了一个“竞争性考虑”的框架。一方面，袭击可能会损害信心，并对许多经济部门包括航空、旅馆和旅游业等造成负面的影响。由于安全要求以及安全成本在整个经济中将会上升，贸易的便利性和成本也会因此受到损失。另一方面，政府在军事和安全方面的支出将会增加，从而提供一种经济刺激。9·11对一个处于困境中的经济的净影响因而是所有这些正面因素和负面因素的平衡值。我的想法是把对短期的分析与某种对本国长期经济增长潜力的肯定结合起来——但一直要注意实现这种潜力需要面对许多挑战。这使我能重新关注诸如长期产生状况、贸易自由化、教育和内城区问题之类的问题。
在纽约的日本学会发表预定的演讲时，我即兴提出了两种可能的前景。正面的前景是美国即使在未来的几个月或几年中继续受到重大的恐怖主义威胁，任何此类袭击都在一个我们的社会能够适应的范围之内。在此后的一年里，9·11之前就已经存在的那些不平衡将会自己逐步得到解决，而袭击对经济信心的影响会减少。与此同时，政府将会出台强有力的经济刺激措施。所有这些将会导致这样一个结果，到2002年第三季度，信心将会恢复，美国经济将会再次拥有健康的经济增长率。负面前景是恐怖主义事件可能继续大规模的发生，在更长的时间里动摇经济信心，这和9·11之前已经存在的问题结合起来将导致一个长得多的困难时期。
我也不知道这些前景的可能性分别有多大。尽管对经济前景有许多预测，没有其他任何人，不管他多么了解情况，真正具有判断各种相对可能性的能力。那天晚上我回避说出的是我个人的一个直觉，那就是负面前景比正面前景的可能性要大些。
第一个星期快要结束时，我接到一个前通用电器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打来的电话，他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莱斯利·斯塔尔请他参加“60分钟”节目。这个节目想进行一次在星期天晚上播出的讨论，在第二天早晨纽约证券交易所和其他金融市场重新开市之前。沃伦·巴菲特已经同意参加，杰克说他也会参加，问我是否愿意也参加这个节目。
起初我想拒绝，因为我要说的，即使是以竞争性考虑的方式说出来，似乎也完全没有建设性。但我确实认为，我们三个人在电视里镇静地讨论经济状况可能本身就能提供某种安慰，即使我对前景的看法好坏参半。因此我对杰克说我愿意参加。接着我就和罗恩·克兰、吉恩·斯珀林和戴维·德雷尔举行了一个电话会议。他们三个努力帮助我预测我可能被问到的各种问题。重新开市之后，你会买股票吗，或者你会卖掉股票？你觉得明天的市场情况会如何？你觉得人们应该怎么处理他们的投资？
我的观点和往常一样，就是投资要有长远的眼光。但这不可能使我不用回答我可能要面对的对经济状况和股市短期的看法。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思考如何来谈论这些。那个周末当访谈录像时，我已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