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心的丧失。这既是因为基本的宏观经济和结构性问题，也常常是因为国内外投资者对一个国家投资吸引力的突然重新评估。危机国家的困难并非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支持的计划，而是由于危机本身——来自于资本外逃这一事实。
一个经常能听到的抱怨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强迫各国执行紧缩性货币和财政政策，这使他们的经济增长大幅度下跌。他们本应执行凯恩斯主义政策来努力刺激增长。一个发达国家可能在信贷市场上有足够的信誉，可以采取刺激性手段来对付衰退。不幸的是，一个受到金融恐慌和资本外逃困扰的发展中国家则不太可能在不加剧恐慌的情况下借更多的钱或降低利率。
总而言之，紧缩的财政体制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额外的债务会使正在抛售一国债券的投资者更加惊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信财政政策必须收紧来为更多的出口、防止通货膨胀并抵消在清理倒闭的银行时将会产生的高额成本创造更大的空间。但财政方面的调整可能矫枉过正，在后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再评估时也认为，亚洲金融危机中他最初建议的财政或预算政策之严格超过了所需要的程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和其他许多人都低估了危机本身使这些经济体收缩的程度。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迅速采取行动，纠正了这些过分的要求。证据表明这并未对经济困难的形成产生太大的影响。与资本外逃的后果相比，财政紧缩的经济影响并不大。
至于高利率，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可商量之处，尽管其他人不同意。只有一国能对风险提供回报并坚定地反对通货膨胀，储户和投资者才能重树信心并愿意将其资金留下。短期来看，更高的利率确实会损害负债的公司和银行。但他们对恢复金融稳定是至关重要的，而后者又是复苏所必需的。此外，一旦信心重建，利率很快就会下降——也确实下降了。另一方面，在危机期间未能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要冒刺激更多的银行挤兑发生的风险。而汇率更大程度的下跌又将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率，更多的资本外逃，从而使汇率进一步下跌，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这两种办法——不管是提高利率还是汇率贬值都会使负债的公司和银行更加吃紧。但如果是高利率，如果政府能成功恢复信心，紧张状况就会是暂时的。在整个危机期间，财政部一直跟踪利率与危机前相比的变化。可信地处理其问题的韩国和泰国政府使利率再次降低的速度快得令人吃惊，其利率水平甚至低于危机前，复苏的进程也因而启动。
认为“结构性”改革是过度干预且无必要的批评者说过时的金融市场时髦被当成了必不可少的要素。但有关什么因素在影响信心的问题，并不只是一个追随易变的投资者时尚的问题。市场也许是过度担心了，但其忧虑一般都集中于严肃的问题。确定什么是恢复信心并使经济进入更强健的轨道所真正需要的因素总是困难的。如果我们有时因为在要求改革这方面施加了过度的压力而犯错误，那也比因为无所作为而在另一方面犯错误明智得多。正如墨西哥总统厄内斯托·塞迪略所说的：“市场有时会过头，因此政策有时也得过头。”
最后，有些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的人相信，市场恐慌会自行发展，而在许多情况下问题主要在于缺乏流动性。当时我就认为——现在更坚决地认为这种看法过于简单化。经验表明，只有在政府实施改革时，市场信心和国内外投资者的资本流向才可能转变。政府不进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家提供的无论何种资金都会被持续不断且日益加强的资本流出淹没。而另一方面，得到官方支持、内含强有力的改革的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的方式则能阻止危机的继续恶化，并最终刺激复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的“拯救”是否使未来更可能发生危机？在墨西哥和其他亚洲的受危机冲击的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数额比通常要大得多。在许多情况下，美国、世界银行和其他各国政府在此基础上还提供额外的贷款。在资本账户危机中，市场心理往往至关重要，要恢复信心，提供的资金必须足够多。在某些批评者看来，这些大规模的贷款只会鼓励私人债权人和投资者在新兴市场冒更大的风险。尽管我对道德风险问题也非常关注，但我认为他们被夸大了。我从没听任何人说过因为墨西哥支持计划而更愿意在新兴市场投资。而且，与涌入这些市场的资金相应的是，资金涌入更大范围的更高收益率、风险更大的资产。此外，主张规模更小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拯救方案以及更大程度的“私营部门分担成本”的人——对此，我在可行的程度内完全同意——忽视了在管理债务重组方面的实际困难以及允许危机扩大的成本。
我们是否已调整好这个体系、使他未来不再出现问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处理危机的同时，我们财政部、联储和其他各国政府也是每天都在应付这场危机，我们开始非常关心这一问题，即如何使我们的努力着眼于长久地改善全球经济的运转——也就是所谓“国际金融构架”。墨西哥危机之后，在1995年在新斯科舍的哈利法克斯举行的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上，我们已经开始了改革的努力。但现在这一问题具有了一种新的紧迫感，1998年其发展成包括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在内的广泛努力。我对亚洲危机原因的看法对危机应对和预防都有影响。如果借款人和贷款人都有错误，那为什么要让借款国和他们那更为贫穷的人民来承担修复损害所需的全部成本呢？我的看法是，应在最大程度上实现成本的分担。这是个公平问题。即使撇开这点不谈，也涉及资本主义的根本逻辑。为了更有效率地分配资源，自由市场体系必须让人们承担风险，并在失败时相应承担损失，以使未来的决策更有可能建立在对风险的适当考虑上。不幸的是，这一理论框架并未对真实的危机中混乱的现实中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提供有效的答案。
意愿良好但简单而无所不包的对体系进行重大改变的建议往往与我们所面对的复杂现实并不一致。他们常常忽视市场行为和意料之外的后果，且往往只注意到危机的一个方面。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体系所需的是这样的变化：能实际加强新兴市场经济体，使他们不那么脆弱；改善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这些金融机构糟糕的判断先是掩盖后是夸大了许多国家的潜在弱点；改善国际社会对金融危机的应对。
第二部 第36节
预防的首要关键是减少各国面对危机时的脆弱性。要做到这一点没有什么捷径，尽管人们已经提出了许多想法。某些想法要求事先把未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资金与采取良好的政策挂钩。其他人则想建立对一国的政策发出信号的机制——比如，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一国的政策感到忧虑时，其应当挥动示警红旗。这两种方案都不现实。在危机时期，由于危机蔓延的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持股的各国政府总会需要灵活性。我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制度是不可能的。对一国的金融状况所进行的预测是非常不确定的，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警告可能导致本来可能不会发生的危机。
我们确实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关注固定汇率制度的危险。在经济基本面不合常规时试图维持货币汇率固定已经三番五次带来麻烦。这种情况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并为市场投机者提供了某种单向的赌注，因为中央银行起初会维持一个特定的汇率水平，而在其外汇储备耗尽之后，又不得不让币值剧烈波动。能与市场的运动一起波动的汇率便较难受到这种赌注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汇率使其货币和经济能针对外部冲击逐渐做出调整。在这方面，我们确实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用这样一种政策，即除非常罕见的情况而外，禁止向维持固定汇率制的国家贷款。尽管这一政策并未正式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接受，这场危机以及此后在人们思维上发生的总体性变化的实际后果就是消灭了几乎所有的固定汇率制体系。现在，固定汇率制只在几个拥有储备和政策决心来维持钉住体制的经济体如中国和香港地区幸存下来。而中国的钉住制度也变得更具有争议性，尽管这是因为贸易而不是金融稳定。我自己的看法是，到某个时间中国会因其自身利益而转向更具灵活性的汇率体制。中美之间存在巨大的贸易不平衡，但那是因为日本以外的亚洲各国对美出口都经过中国到达美国。中国的全球贸易顺差相对较少，且在减少。
改善各国政策的另一个主张，是在债务管理、破产、包括披露国际储备水平的公共统计、存款保险和银行监管等领域制定出一个最佳做法指南。英国财政部长戈登·布朗在推动制定这些领域的行为标准方面尤其卖力，而且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前面的问题是如何鼓励各国采纳这些政策，同时适当考虑文化、经济和历史情况的差异。
危机还表明，为减轻金融风暴的损害并在经济衰退中保护那些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人，各国多么需要完善的失业保险和援助穷人的计划等社会保障网络。世界银行已经大大加强了在这一领域的工作，这既包括推动对所需政策的理解，也包括为各国提供资金来实施更好的社会援助计划。
由于糟糕的贷款和投资决策导致了危机，寻找改善工业国债权人和贷款人的风险评估和管理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官方政策仍是非常困难的。更大的透明度——这既包括有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一国情况的观点和分析，也包括有关该国经济状况的数据的信息——会有所帮助，这方面也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