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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因为我本能地想到了套利者所想的方法，所以套利适合我？或者我是否通过套利实践学会了或然性思考方法？套利的确加强了我根据或然性思维看问题的本能。但这种本能是在我到高盛公司之前很长时间就形成了的。我在高盛公司所学到的套利业务是与我对生活的思考方式一致的，我认为生活是在一个没有绝对的或可证实的确定性的世界上衡量成功可能性的过程。这种人生观源自我的性格，受许多老师和朋友的智慧影响而形成。从这一方面回顾我的生活，我想你可以追寻一个成功的套利者的精神进程和性格的发展。
我是在我的爷爷莫里斯·鲁宾和外祖父塞缪尔·塞德曼的影响下长大的。回首过去，我觉得这两个人在很多方面影响了我，但他们还健在时我却一点也没有意识到。
莫里斯·鲁宾是我爷爷。他于1882年生于俄罗斯明斯克，青年时期为了逃避到沙皇军队服兵役而逃离那里。其实，作为一个年轻的犹太人，他当时并不认为参加俄国军队会是多么可怕的人生选择。莫里斯18岁时来到埃利斯岛，这时他是一个身无分文的移民。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在什么地方可以学英语？”他找到了一份送牛奶的工作，并在1906年和我的奶奶罗斯·克雷布斯结婚。我奶奶生于波兰，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和我爷爷的性格相反。她沉默寡言，爷爷则夸夸其谈；她总是心事重重，而爷爷则永远乐观。他们在曼哈顿下东区 租了一间住房，开始了他们的婚姻生活。
大约在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我爸爸亚历山大·鲁宾出生后，莫里斯和罗斯把家搬到了布鲁克林的富莱特布什，和住在下东区相比，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有了很大改善。他们一家本来过得很幸福，但到20年代初，我爷爷因做扁桃体切除手术感染而患了重病。在他瘫痪了几年后，罗斯认为她丈夫快不行了。一位医生告诉她，莫里斯活下去的惟一指望是长期在太阳下生活。所以鲁宾一家收拾家当，搬到了佛罗里达的迈阿密。几个月后，莫里斯完全康复了。
我爷爷个子不高，精力充沛，商业天分极高。他到迈阿密的时候，正赶上佛罗里达房地产热，他通过大举借债做房地产业投机生意，很快赚了一大笔钱。在20年代一段短暂的时间里，莫里斯·鲁宾曾是一位很富有的人物。后来，在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前的几年，佛罗里达房地产业泡沫破碎，爷爷破产了。这对他是一个巨大的心理打击。1930年，他把一支手枪放在汽车驾驶室内的储物箱里，开车从迈阿密到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参加我爸爸的毕业典礼，当时他胡子拉碴、头发凌乱。因为财政破产、心烦意乱，他无法帮助他的大儿子在纽约开办律师事务所，他也拿不定主意是参加我爸爸的毕业典礼还是自杀。
这个故事使人觉得莫里斯·鲁宾像是个把发财致富看得极其重要的那种人。但在度过了那场危机之后，在我出生前的几年，我爷爷对他的倒霉运气形成了一种格外平和的心态。在我小的时候，人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温和体贴的小个子，说话带有浓厚的欧洲口音，是一个生活上的乐天派。他和每个人拥抱着打招呼。大多数日子，他会到他在福莱瑞街上的房子后面的花园里，照看他的芒果和鳄梨树。他的家距离我们在迈阿密的家仅一英里。在遭到打击之后，他仍然涉猎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但他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思维方式，他的快乐不再是建立在富裕和成功上。我爷爷改变了自己，不再把他的身份与他的财富联系在一起。尽管再也不会成为富人了，但他也没有为自己的损失悲伤。他有足够的东西继续生活，而且生活中有了巨大的乐趣。
我妈妈的家已经在美国很多代了。我的外公塞缪尔·塞德曼是位律师、房地产投资商、政治活动家，在布鲁克林地区算是个大人物。他认识每一个人，他的好朋友伊曼纽尔·塞勒在20年代当选为国会议员并担任议员达50年之久。我的外公也是他所居住的克朗海茨区犹太会堂的一位创建人。塞缪尔的妻子，我的外祖母埃拉操持着他们自己建造的维多利亚式房子。她的父母，也就是我的曾祖父施奈德夫妇在他们自己的生活圈子里也一直非常成功，他们就住在我祖父家的隔壁。
我的曾祖父施奈德非常热衷于政治。他与20世纪最初几十年通过麦迪逊民主党俱乐部控制着布鲁克林地区民主党组织的“老板”约翰·麦考伊过往密切。在这个俱乐部在克朗海茨区的总部，麦考伊每周举行数次理事会，接待申请工作、工会会员证、健康保险或其他各种援助的人。作为交换，他通过做这些事获取选票。
1934年麦考伊死后，我爷爷的朋友埃尔温·斯坦古特继任了他的位子。斯坦古特是纽约州议会的议长，也是纽约州长赫伯特·拉赫曼的密友。1952年埃尔温·斯坦古特死后，他的权力和位置传给了他的儿子斯坦利·斯坦古特。我爷爷很多年来一直为斯坦古特家经营着这个俱乐部，尽管他们家远在设在阿尔巴尼的州议会。我现在还记得，我爷爷和他的同事们围坐在位于东帕克路750号房子的地下室讨论问题的情景。
我的爷爷塞德曼1958年去世，当时我正上大学二年级，但他的影响一直伴随着我：他使我觉得政治是引人入胜的事，受他言行的影响，我也产生了将来要在世界上干一番事业的愿望。我一直有一种感觉，认为我爷爷在他所在的社区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这种看法主要是我妈妈灌输给我的，妈妈一直对爷爷非常推崇。我的父母认为，爷爷深深地参与政治但从来没有在财政上依赖于政治，他们认为爷爷所做的政治工作很有成效，部分原因是他并不需要从政治中捞取什么。
后来当我从政时，我还记得这些岁月，尽管我关注的是心理上而不是财政上的独立。对认识自我来说，对政治的依赖会大大妨碍保持真我，妨碍坚持自己的观点和价值观念。感到能够超脱出来可以使自己自由地决定你对政治环境提出的要求能够包容多少。而财政上的自由，尽管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充分的，却有助于保持心理上的自主。
我妈妈是在她父亲的民主党政治氛围中长大的。1933年她曾在华盛顿目睹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就职典礼，在华盛顿时她住在杰弗逊酒店，后来我在华盛顿的6年半时间也住在那里。与我父亲不同的是，妈妈有一个稳定而受宠爱的童年时代。她家境富裕，1930年夏家里还送她到意大利去旅游了一趟，尽管当时我外公已经去世，家里的钱迅速减少。
第一部 第12节
1933年我妈妈在沃尔多夫…艾斯托利亚酒店的一次舞会上遇到了我爸爸。据我爸爸讲，当时他正和他的一位诉讼当事人在那里，这位当事人曾为一家医院捐助过一大笔钱，所以很受尊重。我爸爸和他的客户坐在首桌旁，这位客户正在诉说他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没有结婚。我爸爸应该避免犯这样的错误。实际上他的意思是，我爸爸应当邀请坐在附近的一位年轻女士跳舞。我爸爸看了看那位女士，说他不喜欢跳舞。
然后当他目光转到阳台时，发现了我妈妈。他告诉他的客户：“哎！我想和那位姑娘跳舞。”当时也正坐在首桌的我妈妈的爸爸听到了这段对话。
塞缪尔·塞德曼说：“你想和那位年轻女士跳舞？”“她是我女儿。”
我父母在某些方面因为性格正相反而相互吸引。我妈妈有积极的人生观和一种自我满足感。遇到问题时，她的态度是，任何事情都将会有圆满的结局。我爸爸有着强烈而敏感的分析头脑，对他所做的事充满自信，但他也是一个事事操心的人。他不喜欢让别人去做重要的具体问题，不管是生意、医疗或家庭方面的事。我父母现在都已经90多岁高龄，我对他们性格的描述是准确的，我推测，他们在30多岁的时候也是这样。尽管他们的人生观有这么大的差别，但现在他们已经幸福地在一起度过了近70年。
我出生于1938年，当时我父母还生活在皇后区的内庞西特。3岁时，我们家搬到了位于曼哈顿西八十一街美国自然史博物馆对面的一套公寓。我在沃尔登小学上学，这是一所校风进步的私立学校，位于中央公园西部，距离我家所住的公寓楼有几个街区。沃尔登小学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性表达能力，强调合作和关心社会。在学校里，学生们对老师直呼其名。我现在还深情地记得我三年级的老师名叫索拉。
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后，我父亲进入他一位同学的父亲开办的一家法律公司，这家公司后来成为鲁宾·赫特金公司。公司专门经营房地产业，但也拥有诸如《纽约时报杂志》之类的客户，因为我父亲的合伙人是该杂志社董事会的成员。我父亲的工作是做财产税评估，这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他同时也过问着他父亲破产后所剩无几的生意。其中之一是集中于北卡罗莱纳西尔瓦镇的一些云母矿，开采这些矿实际上是在赔钱。云母是一种在飞机上用于线路绝缘的重要战略物资。30年代，美国主要从东印度群岛廉价进口云母，所以当时云母并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但二次大战在欧洲爆发后，美国的云母供应受到威胁。我父亲给战争部写信，表示要将云母矿无偿交给政府。“珍珠港事件”后，战争部与我爷爷取得联系，要求他去北卡罗莱纳经营这些云母矿。他推荐了我父亲，此时我父亲已经在这些云母矿工作了好几个夏天，这样战争期间我父亲的工作变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