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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电视上我们也三番五次地给全厂职工解释过。厂里的工人有怨言，包括一些干部也有埋怨情绪，甚至有许多人对这件事愤恨之至，这我们都完全可以理解，但问题的真正原因我们实在没法子给干部和工人们讲呀。我们能说这一切并不是我们造成的吗？李市长，这件事我们就是连你也不想让知道呀，我们真怕你知道了，批评也好，处理也好，那就算是我们把人家给告下了，不管怎样，我们这个公司日后就别再有好日子过了。我们不能说，真的是不能说呀……”
郭中姚说到这儿时，再次止不住地哽咽起来。李高成则有些敏感地意识到，这是有意识的在卖关子、设埋伏，想糊弄他呢，还是真的有难言之隐？如果真有难言之隐，那想必肯定就是一些要害部门了。比如像计划委员会、比如像经济委员会、比如像工商、税务机关，比如像财政局，比如像工业局，比如像银行。这几年在企业界这种情况也太多了，这种心态也太普遍了。说是工厂公司拥有的权利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工厂公司也越来越能独立自主了，其实他们面对的婆婆主于也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让他们感到害怕了。官小庙门大，池浅王八多。哪个庙门也不好进，哪个也想在你身上找块肉吃。而你哪个也惹不起，得罪不得。一旦触犯了人家，真能让你死不得、活不得，让你一天也别想有好日子过。
这时候，分管供销的副总经理冯敏杰好像有些止不住地说道：
“李市长，这件事就让我来汇报吧，这件事是我直接经手的，情况我最了解，问题我也最清楚，我想我还是有发言权的。”
李高成沉默良久，也就同意了，但不知为什么，他对冯敏杰那种急切的心态感到有些不快。你急什么呢？总经理正在汇报，一个问题还没有谈完，你就急急忙忙地插了进来，还怕没有你汇报的时间，你慌什么？
冯敏杰一说起来，李高成那种不快的心情就渐渐不存在了。冯敏杰的口才依然像过去那样好，思维也依然像过去那样敏捷。卓越的攻关能力是冯敏杰的专长和强项，这是当年他起用冯敏杰的最关键的一个原因。不论在任何时候，也不论是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他都能侃侃而谈、应对如流，而且该长则长，该短则短。需要打动你时，他能口若悬河、高谈雄辩；需要说服你时，又常常会片言折狱，一言九鼎。那些年，在厂里产品大量积压的最困难的日子里，冯敏杰的攻关能力，为厂里立下了别人难以替代的汗马功劳。那时候，不管有多少忧虑和烦恼，只要一听到冯敏杰那略带沙哑的嗓音，他的心情就会感到快慰和欣喜，就会给他带来自信和鼓舞。如今，这如此熟悉的嗓音和话语，似乎又一下子让他回到了过去的日子里，他们之间的距离好像一下子就拉近了。
冯敏杰说得又清楚又简明扼要又有说服力，而且好像只要他一说起来，那种慌乱和不安就全然不复存在了。冯敏杰首先说他的话只代表他个人，并不代表组织。他说1995年厂里买棉花的事情从头到尾都是他一个人承办的，如果说有责任的话，那责任全在他一人身上，跟厂长并无任何直接关系。冯敏杰说1995年国家的贷款是4月份就研究决定了的，贷款的手续在6月份就全部办妥。但真正等贷款全部到位，却已经拖到了11月下旬。厂里为了这些贷款能早日划到厂里，整整跑了将近七个月的时间。而我们同棉花销售方的合同，是在7月份就已拟定了的，当时只要有300万的预付款，这份合同就可以签订生效，就会具有法律的保证。但当时公司里真的是拿不出这笔钱来，工人们发不了工资，公司里连电费、水费也交不起。而国家从4月份就决定贷给我们的5000万人民币，我们跑断了腿，磨破了嘴，也无法从中先提出这300万作为预付款把这份要命的合同签定。时间就是金钱，这份合同就是公司的命呀。合同再好，双方没有签字，那也只能是一堆废纸。按说这么大的一个公司，在别人眼里，从哪儿弄不出300万来。但事实就是这么残酷，这么大的一个公司，就是无法能弄到这300万。这么大的一个城市，就是没有一个地方愿意借给我们这300万。一个外债达几个亿的企业，谁愿意把300万往这个黑窟窿里扔。我们只能眼巴巴地等着国家的这笔贷款，我们也只能上上下下地去跑，只能四处奔波游说。7月份的合同，我们拟定的一、二、三级棉花的平均价格是14000元一吨，等到了8月下旬时，就一下子涨到了16500元一吨。到了9月份时，便再次涨到了18000元一吨，到了10月份时，竟涨到了将近19000元一吨。等11月份我们得到贷款时，即便是四级、五级、六级棉花的价格，也都超过了18000元一吨。贷款退给了我们7个月，却让我们损失了800多万！而且11月下旬，已经到了隆冬季节，这又让我们到哪里去买棉花呀！我们几十个采购员，几乎跑遍了所有的产棉区，最后才算在江西的一个县份的棉麻公司里，买回了公司里望眼欲穿的2000吨棉花。
冯敏杰有些痛惜万分地说：“这个县份几乎不产棉花，而且我们也知道他们的棉花不好。这个棉麻公司出售的棉花，其实也是在别的地方买下的二手货，但这是人家早就定购下的期货。没有别的，就因为人家有钱，于是就眼睁睁地看着人家在咱们身上赚了这么一大笔钱。为了把棉花的价格压下来，我们先后同他们协商了七八次，最后才算以平均18000元一吨的价格，购回了2000吨棉花。同当时各地的价格相比，每吨便宜将近300元左右。棉花确实不好，但也绝不像别人说的那么坏。二级棉占到15％以上，三级棉占到20％，四级棉占到10％，五级和六级棉各占25％左右。在最后签订合同以前，我们把公司最好的工程师和棉检人员都请了去，我们商量了又商量，把棉花看了又看。棉花不好，但又不能不买，再不买谁知道价格又会涨到哪里去。要是再买不下棉花，公司里的原料早已用尽，没有原料，公司一年的任务就全得泡汤，几万工人干什么，又吃什么？棉花质量不理想，但相互搭配着，完全可以用，怎么着也比没有活儿干强呀。还有的人说，既然知道棉花不好，为什么第二次又在人家那里买回了几百吨？这些人说话也不想一想，假如我们真的在这上面搞了鬼，我们还会第二次去买吗？我们真的就会那么黑，真的就会那么傻？实际情况是，我们提走2000吨后，人家说他们那儿还有一千吨左右，如果我们想要，还可以再便宜一些。当时全国的棉花行情我们清楚，确实没有比这更便宜的价格了。虽然没有钱，我们还是答应再买一批。回来后，我们一方面稳住人家，一方面赶紧试用这批棉花，发现这批棉花的质量确实还行，于是又咬紧牙关，倾其所有，又买回了450吨，想想也真是寒酸，没有办法，真的没有任何办法，谁让我们这个公司这么穷呀。采购员一见到我们就哭鼻子，也数不清有多少回了，什么价格也给人家谈好了，就是因为钱到不了位，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别的厂家把自己早已订好的棉花提走。一次次地催公司，一次次地给人家说好话。什么事也不顶，如今是市场经济，有钱走遍天下，无钱寸步难行。牌子管什么用，人家就认钱。这几年大中型企业的信誉又不好，牌子越大人家反倒越怕你越躲着你。反过来我们自己也心虚呀，人面上，都还是个厅局干部，都还是个大公司的总经理，其实比人家一个个体户、一个乡镇企业的小老板都远远不如呀。住房住不过人家，请客请不过人家，送礼也送不过人家，坐车也坐不过人家，连身上的衣服也比人家差得远。人家一看你这寒酸样子，在心底里就早已把你看低了几分，我们又能凭什么跟人家竞争。”
小会议室里此时此刻静悄悄的，所有的人好像都被冯敏杰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李高成也一样陷进了这种由语言造成的情绪和气氛里。他本想插话说点什么，但好像没机会能插进话去，而冯敏杰好像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他并不想让你插话，他只是想让你听，只是想给你表白。他就是想打动你，想把你的情绪彻底地扭转过来。
冯敏杰继续说道：这么多年了，真没想到如今要做点什么事情会变得这么难。在外头低三下四，回到家里依然还得卑躬屈膝。出门往头顶上一看，谁也压着你，谁也管着你，都说对企业要权力下放，要让企业摆脱束缚、自由自主。可这会儿的实际情况又怎么样，感觉上反倒是越捆越紧，越管越严，婆婆妈妈越来越多了。就说1995年的那笔贷款吧，这是国家和政府早就决定了贷给我们的，银行也并不是没有这笔钱，可为什么就是迟迟到不了位？我们怎么也想不明白，到底是为什么呀！要是这公司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会这么做吗？他们舍得这么做吗？眼看着企业一大笔一大笔地损失钱，为什么就一点儿也不心疼！我们跑了多少腿，说了多少好话，请了多少回客，再说句难听点的话，他们吃了多少，又拿了多少！可就是拖着不给你办，有些人我们就是想不明白，他们的心为什么会这么黑！有多少才算够！李市长，事到如今，我们也只好实话实说了，其实每年都是这样，每一回贷款都是这样，假如要不是他们这么拖着压着，假如要不是有这么多婆婆妈妈管着卡着，中纺公司会是眼前这个样子吗？到这会儿工人们闹起来了，公司也即将破产了，这好像才急起来了，可他们从来也不想一想，平时都对这些企业干了些什么？又什么时候真心实意地帮过关心过这些企业？是，我们的体制上有问题，我们的管理上也有缺陷，我们的观念也有些陈旧，但仅仅只是这些就能说明一切问题吗？假如我们真正拥有权力，假如我们真正能够自己做主，假如这个公司真正能让我们说了算，我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