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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你不喜欢他？
对，但我最爱看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啊！你是嫉妒了吗？我可不会让他碰我一根手指头的！
嗯，这我就放心了——我不知不觉落入了她的小圈套。
还有一个人，他叫米哈伊尔，但是苏联人，他有着浅黄色的头发，海水般的蓝眼睛，个子比我高整整一个头。
他很帅吗？
差不多，第一次见到还以为是电影演员，跟他聊了半天电影学院，才知道他是国际象棋运动员。他爸爸是有名的话剧导演，他妈妈是芭蕾舞艺术家。但我不喜欢他，虽然迷恋过他的脸。他在斯大林分配的别墅里长大，冬天暖气烧得火热，不知道莫斯科的冬天有多冷，以为全世界都跟自己家里一样美好。他太有教养了，说话彬彬有礼，每次在餐厅吃饭，他总纠结于每道菜的细节，克里米亚葡萄酒的年份。你知道我对做菜一窍不通，真想把一盆红菜汤扣在他头上！我可不希望你成为像他那样的人，记住了吗？
嗯，卡佳。我故意把声音调粗一些。再说说那两个男人吧！阿廖沙？米哈伊尔？
他们各自向我求过婚，但都被我一口拒绝了，我可不是那么容易被人追到手的。
在莫斯科，就没有你真正喜欢的男人？
卡佳又不说话了，陷在沙发中半晌，摇摇满头的白发说，有的。
他是谁？
出去吧，今天你问得太多了！而我说的也太多了！你知道吗？记忆就像是一杯水，当你不断地饮用这杯水，总有杯底朝天的时刻。
莫斯科究竟长啥样？我想起看过的各种苏联电影，想起小时候妈妈单位对面的东正教堂，天蓝色的拜占庭式的圆顶。
这天晚上，我梦见了莫斯科。
那些年，我做着平凡的工作，每天上班下班简单重复。我很少跟同事们说话，没什么共同语言。也有个别年龄相仿的，能说些关于电脑和影视的话题，仅此而已。至于和我一样喜爱文学的只遇到过一个，年纪比我大了十几岁，因为我在单位的电脑里，发现了她打的古典诗词。于是，我也经常暗中打几段陆游和辛弃疾的词上去。
我连文艺小青年都算不上，因为不会装逼。心情阴郁就会激发倾诉的欲望——自己是唯一的听众。从十八岁到二十岁，每星期悄悄写三首诗。最早记录在一本宝蓝色封面的笔记本上，后来整个本子都写满了，换了好几本黑面抄。
认识卡佳老太太以前，我常去静安区图书馆，在报刊阅览室里坐上半天，看诗刊，看收获，看莫言的《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后来，思南路的顶层大屋就成了我的私人图书馆。
我在为前途而彷徨，担心自己要困在一个平凡之地度过一个平凡人生。我害怕会像身边那些成年人那样，渐渐丧失腼腆，学会扑克牌和麻将，为了几百块钱或几包年货而争吵，在别人替你安排好的航道里随波逐流。
亲爱的小东西，当你为这些而恐惧时，也许你还有机会，如果连恐惧都感觉不到，那才是完蛋！她这样回答我。
于是，我给卡佳看了我所有的诗。
那天阳光灿烂而刺眼。我拿着宝蓝色封面的笔记本，还有碎米饭粘着废纸上的文字，发出浓郁的霉烂气味，交到她温暖的手掌心里。我的后背心在冒冷汗，害怕她会批评我，就像她直率的性格。什么狗屁不通的玩意儿啊？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
果然，她淡淡地说，你没有写诗的天赋，可惜啊。1958年，在莫斯科的广场上，每天都有人在念诗，有人念普希金，有人念白银时代，更多地在念自己的诗。我经常独自藏身在人群里，听那些过分煽情的朗诵，偶尔也会遇到让人终生难忘的句子，就像遇到让你终生难忘的人。
那个人是谁？
卡佳面无表情地摇头，翻到小本子中的一页说，你看这首诗里有许多叙事，说明你有说故事的才能，你可以试着写小说。
我们认识一年了。偶尔，我会陪伴她去淮海路上的国泰电影院看电影；去共青森林公园的草坪上野餐，就像《莫斯科不相信眼泪》里的苏联人那样。她的行动虽然迟缓，兴致却高得很，头发与衣服都特意打扮过。她拿出最好吃的罐头，国产的酸黄瓜，在春天柳絮飞扬的小河边，用俄语唱起我从未听过的歌。在邮局的营业大厅里，我常见到一个叫薛范的翻译家，《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草帽歌》等好多歌曲，都是被他翻译成中文的。他是个拄着拐杖坐在轮椅上的小儿麻痹患者，我知道他是谁，却从未跟他搭讪过一句话。而我就是那样的人，腼腆到跟任何人说话都会脸红。
但自从认识卡佳，我就变得开朗了些，至少敢与老太太开玩笑了。
坐在野餐垫上，看着上海难得晴朗的天空，卡佳说，如果我有儿子的话，我就叫他格奥尔基；如果我有女儿的话，我就叫她亚历桑德拉。可惜，我既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儿，更不会有孙辈……但我有回忆。
终于，她说出了那个人的名字。
1958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游行。我在莫斯科电影学院的方阵，红场上人山人海，刚过瓦西里升天大教堂，队伍全散了。我独自坐地铁回学校。莫斯科的地铁很漂亮，但那天人很多，我在猎人商行站上车，挤在车厢里喘不过气。有人从背后拍了拍我，回头看见一张中国人的脸。他很年轻，大概二十来岁，穿着朴素而简单，就像个工人，手里却拿着本书。他想把座位让给我。这种事常发生，你知道，我不会假惺惺谦让的。我坐在他的位子上，列车继续在莫斯科地底飞驰。他站在我对面，左手拉扶手，右手依然捧着书。封面正对着我，别列亚耶夫的《陶威尔教授的头颅》，竟是本科幻小说。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中国人在看苏联的科幻小说。
你主动问他了？
嗯，这是莫斯科的地铁一号线，方向是列宁山和莫斯科大学，我问他是不是莫斯科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他摇头说，我在巴黎公社发动机厂。卡佳模仿年轻男人的口气惟妙惟肖。
地铁很吵，他的话很少，像你一样内向。他说他不是大学生，是在发动机厂实习的电工，也是被国家公派过来的，他的俄语名字叫格奥尔基。我问他为什么看科幻小说，他却装聋作哑不回答。这让我很生气，要知道在莫斯科，每个男人都围在我身边献殷勤，要是我跟谁握了下手，他会半个月不舍得洗手。因为分心，我错过了站下车，直到莫斯科大学站。我跟着他下车，直到一所工厂的大门。外面有士兵站岗，看来是军事禁区。他一路对我视而不见，却突然说，你不能进去了，但可以把宿舍电话号码留给我。
他喜欢你，对吗？
当时不太确定，我等了整整一个月，才收到格奥尔基的电话，约我周末去列宁图书馆。我打扮得漂漂亮亮，从电影学院到图书馆一路上，不少苏联男人为看我而撞上电线杆。在大阅览室，我问他为什么不说话。他说，来图书馆不就是看书吗？他在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那年头在苏联也算是前沿科学了。他很着迷的样子，反复说起速度和引力，可以帮助人类实现时间旅行。在接近光速的飞行器上，一天相当于地球上的一年，当你一百天后回到地球，实际上已过去了一百年的孤独。但是，这样的旅行只能抵达未来，如何能够回到过去呢？我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耐着性子等了两个钟头，看掉半本陀耶托夫斯基。眼看他要坐到天黑，我愤然离去。等我一个人走到大街上，他却追出来道歉，然后说，卡佳同志，我喜欢你。
那么简单？
这就够了！对啊，你们都不明白，世界本就该这样简单！我不喜欢拐弯抹角繁文缛节，我喜欢有一个男人当着我的面说——看到我第一眼就喜欢我，看到我第二眼就要告诉我。卡佳躺在春天的艳阳下，白发覆盖青青河边草说，我喜欢那样的男人，格奥尔基这样的中国男人。他的父母都是工人，他从技校毕业，在天津的一家国有工厂做电工。苏联需要中国工人，在西伯利亚还有很多。因为他自学了很多电气理论，被分配到巴黎公社发动机厂，这家厂里有全世界最好的工程师。每个周末，他都会去列宁图书馆，有些书跟他的专业有关，有些是最先进的科学理论，比如他手抄过整本爱因斯坦。在莫斯科，格奥尔基是个异类，因为他不喝酒。你知道，苏联男人都是些酒鬼。对了，你不喝酒吧？
嗯，从不喝酒。
希望你永远保持下去！十月革命节，全世界共产主义者的盛大节日。格奥尔基却带我去了公墓。我就是喜欢这样的与众不同，大晚上去墓地，不觉得很刺激吗？新处女公墓，埋葬着果戈理、契诃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爱森斯坦，最新的墓碑属于自杀身亡的法捷耶夫。我给以上这些墓碑都献了花，尤其爱森斯坦，那可是我们学电影的老祖宗。从公墓出来，一路逛到莫斯科河边。那时已经很冷，水面结了厚厚的冰。忽然窜出七八条壮汉，喝得醉醺醺的，对我动手动脚。在这些人面前，格奥尔基的个头就像小孩子。他们看不起中国男人，说了些侮辱的话。格奥尔基啥都没说，抓住为首的一个，抱摔在莫斯科河的冰面上。打架开始了。后来我才听说，这些酒鬼都是冰球运动员，怪不得四肢发达。他们以多打少，我怕格奥尔基会被打死，到处尖叫着求救，终于找来两个警察。那个十月革命节，我们是在警察局里度过的。格奥尔基受了些外伤，我亲手给他包扎了伤口，不很严重，但看起来浑身是血——大半都是别人的。那几个冰球运动员却被他打惨了。你要记住，为保护女人而受伤的男人，会让女人记住一辈子。
直到现在？
是啊，此时此刻，在这里——卡佳指了指自己的心脏，从莫斯科的那一夜开始，我深深喜欢上了这个实习电工，但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