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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的麦克莱恩。”
弗劳尔凑近话筒：“你能说出孩子们的名字和出生日吗？”
“不能，名字也许还行，但记不得出生日了。”
“好吧，那就请说说名字。”
我一点也不着急，现在还不是露峥嵘的时候。我要让他们心神不宁：“小特罗伊·费伦，雷克斯，利比盖尔，玛朋，露丝，基娜，还有兰博。”我从喉咙里硬挤出这一连串的名字，似乎一提到它们就令我难受。
劳弗尔被允许追问一个问题：“你还有第七个孩子，是吗？”
“是的。”
“你还记得他的名字吗？”
“洛基。”
“他怎么样了？”
“他在一次车祸中丧了命。”我端坐在椅子上，仰起头，锐利的目光从这个医生扫向那个医生，在摄像机前面显得神智十分健全：我敢肯定，我的子女和前妻都在为我感到自豪，他们三五成群地注视着显示屏，捏着他们目前配偶的手，微笑着望望他们那些如饥似渴的律师：到目前为止，老特罗伊在测试中还应付得不错。
我的声音也许低沉了些，有点沙哑。身穿白色丝袍、戴着绿头巾、形容枯槁的我也许看上去像个白痴，但我回答出了他的问题，行了，老家伙，他们在求你。
泰森开始问：“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如何？”
“我感到好多了。”
“有传言说你身体里长了个恶性肿瘤。”
谈上正题了，嗯？
“我想今天是精神鉴定。”我对斯塔福德瞟了一眼，他忍不住地笑了笑。但规定允许提任何问题，这不是法庭。
“是精神鉴定，”泰森彬彬有礼地说，“但所有的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的。”
“我明白了。”
“你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吗？”
“关于什么的？”
“关于肿瘤。”
“当然。它就长在我的脑子里，有高尔夫球那么大，而且每天都在长，无法动手术，医生说我挨不过二个月。”
我几乎能听到上面开香槟的声音，肿瘤终于被证实了。
“此刻你是否受任何药物、毒品或酒精的影响？”
“没有！”
“你是否拥有任何止痛的药物？”
“还没有。”
又轮到扎代尔提问了：“三个月前，《福布斯》杂志把你的财产净值估计为80个亿。这个估算正确吗？”
“《福布斯》什么时候有过确切的数字？”
“这么说那是不确切的？”
“根据市场的波动，我的财产净值应在100亿至150亿之间。”我说得很慢，每个音都非常清晰，我的声音里有一种权威感。没人会怀疑这个数字。
弗劳尔决定追问下去：“费伦先生，你能不能概括地叙述一下你的控股企业的组成情况？”
“我能。”
“愿意说吗？”
“也许吧。”我停顿片刻，故意让他们心神不安。斯塔福德对我明言，不一定要在这儿泄露私人情况。给他们一个笼统的数字就行了。
“费伦集团是一个私人股份有限公司，它拥有70家企业，其中的几家属于公开招股公司。”
“你拥有费伦集团的多少股份？”
“大约97％。其余的归在一部分雇员的名下。”
泰森加入了盘问。提问很快转入实质性的内容：“费伦先生，你的公司拥有斯宾电脑的股权吗？”
“是的。”我慢吞吞地回答。
“拥有多少股份？”
“80％。”
“斯宾电脑是一家公开招股公司吗？”
“是的。”
泰森摆弄着一叠公文一样的文件，我坐在这里也能看清他手里的是公司的年度报告和季度报表，任何一个稍能读写的大学生都能搞到这类玩意儿。
“你是什么时候买下斯宾的？”他问。
“大约四年前。”
“你当时出的是什么价？”
“2O元一股，一共是3亿。”我想回答得更加慢条斯里一些，但就是把持不住。我看穿了泰森的用意，就等着他提下一个问题。
“现在值多少？”他问。
“昨天收盘时是43。5美元。我买下以后它配过两次股，所以我现在的投资约值8亿5000万。”
“8亿5000万美元？”
“完全正确。”
鉴定到此就基本结束了。如果我的智力还能理解昨天的收盘价，那我的对手肯定是会感到满意的。我能看见他们在傻笑，能听见他们在低声喝彩。好样的，特罗伊。见他们的鬼去。
扎代尔问及我的履历。这是为了测试我的记忆力。
“费伦先生，你出生在哪儿？”
“新泽西的蒙特克莱。”
“什么时候？”
“1918年5月12日。”
“你母亲婚前姓什么？”
“肖。”
“她什么时候死的？”
“珍珠港事件的前两天。”
“你父亲呢？”
“我父亲什么？”
“他什么时候死的？”
“我不知道。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失踪了。”
扎代尔看了一眼弗劳尔，弗劳尔把问题都写在了笔记本上。
弗劳尔于是问道：“你最小的女儿是谁？”
“哪个家庭的？”
“嗯，第一个家庭的。”
“是玛丽·露丝。”
“没错——”
“当然不会有错。”
“她上了哪个大学？”
“图兰大学，在新奥尔良。”
“她学的是什么？”
“有关中世纪的东西。后来她嫁错了人，跟其他人一样。我想在这一点上他们都继承了我的天资。”我看见他们脸上的肌肉变得僵硬起来。我还能想见他们的律师、同居者或配偶此刻也一定在窃笑，因为谁也不能否认我娶错了太太这个事实。然而我的生育状况更是糟糕。
弗劳尔突然结束了这轮问话。泰森仍醉心在钱堆里，他问：“你在Moun上ain有控股权吗？”
“是的，我想它就在你的那堆文件里。这是个公开招股公司。”
“你最初投资多少？”
“大约18元一股，一共是1000万股。”
“现在它值——”
“昨天收盘时为21元。在过去的六年里各有一次配股，现在的股金值4亿美元，回答清楚了吗？”
“是的，很清楚了。你控有多少家公开招股公司？”
“五家。”
弗劳尔向扎代尔瞟了一眼。我不知道这样的提问还要进行多久，我突然感到疲倦了
“还有问题吗？”斯塔福德问。我们不想催促他们，我们要让他们感到满意。
扎代尔问：“你今天准备在新的遗嘱上签字吗？”
“是的，这是我想做的。”
“就是你面前的那份？”
“是的！”
“按照这份遗嘱，你的子女是否能得到你财产中可观的一部分呢？”
“是这样，”
“你现在准备好签字了吗？”
“准备好了！”
扎代尔小心翼翼地将钢笔放在桌子上，两手交叉，若有所思地看了看斯塔福德：“依我着，费伦先上日前完全具备立遗嘱分配遗产的能力。”他加重了语气说。
另外两人立刻附和进来：“我对他健全的智力毫无异议，”
弗劳尔对斯塔福德说：“他表现得异乎寻常地敏锐。”
“没有异议？”斯塔福德问。
“没有。”
“泰森医生？”
“我们没必要跟自己开玩笑，费伦先生清楚地知道他在干什么。他的脑子比我们的还灵。”
哦，谢谢。真是不敢当。你们这帮精神病医生一年拼命也只挣10万美元，而我一年能赚上亿。你们却拍着我的脑袋来评估我有多聪明。
“是一致的意见？”斯塔福德问。
“是的，是这样！”他迫不及待地点头称是。
斯塔福德将遗嘱推到我面前，又递给我一支钢笔。我说：“这是特罗伊·费伦的最后遗嘱，以前所有的遗嘱和附件都不再生效。”遗嘱有92页长，是由斯塔福德和他事务所的人起草的。我只知道它的基本框架，但具体的细节我已经记不清了。文本我没看，也不想看。我翻到最后一页，潦草地签上了名字，然后双手搁在它的上面：这群兀鹫永远别想看到它。
“现在休会。”斯塔福德宣布说。人群纷纷退场。按我的吩咐，三个家庭的成员也被催着离开他们各自的房间，滚出这幢大厦！
一架摄像机的镜头仍对着我，它的图像只传送到档案室；律师和精神病医生匆匆地离去。我让斯尼德在桌旁坐下。留下的斯塔福德和他的搭档德班也坐在那儿。房间里只剩下我们四个。我从长袍间取出一封信封，把它打开了。从信封里拿出三张带横条的黄纸放在我前面的桌子上。
只有最后的几秒钟了，但此刻隐约有一丝恐惧从我心头掠过。
我现在必须拿出比我积聚了几个星期的还要多的勇气来。
斯塔福德、德玖和斯尼德望着这几张黄纸，茫然不知所措。
动，我的心在狂跳。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还没等着地我就肯定死了！
“嗨！”有人在喊，我想那是斯尼德。但我已经把他们撂在身后了。
我这个瘸子走过了，不，几乎是跑过了好几排皮椅子，跑过我的一幅肖像画——我妻子的一幅拙作，跑过房间里所有的摆设，来到那排滑门前。我知道滑门没有上锁，因为就在几个小时前我把一切都排练过了。
“站住！”有人大声在喊，他们在我身后行动起来。整整一年没人看见我走动过。我握住把手推开了门。凛冽的寒气扑面而来。
我光着脚走上了狭窄的平台。我没有朝下看便纵身越过了栏杆。
第三章
斯尼德离费伦先生仅两步之遥，他一时觉得能抓住他。见老头从轮椅上站立起来，迈开腿，而且几乎是跃向门口，他惊呆了。
费伦先生的腿已经有好多年没那么利索了。
斯尼德刚跨到栏杆前就惊叫起来，然后无奈地望着费伦先生悄无声息地向下坠落，望着他的身体在空中扭动、翻滚，逐渐变小，直到撞上地面。斯尼德拽着栏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