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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与荒诞——修改文章的事情
对于自己的作品，孙犁是很爱惜的。1946年7月4日，他给康濯的信①里说：“说实在的，溺爱自己的文章，是我的癖性，最近我在这边发表了几个杂感，因为他们胡乱给我动了几个字，非常不舒服……”
这样的不舒服，建国后他遇到的更多了。
1980年，江苏省铜山县一位中学教师发现徐州师院函授室编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里的《荷花淀》，与高中课本里的出入甚大，写信问他：究竟哪个版本可靠？“高中课本上的《荷花淀》，写得细腻生动，是你本人修改的，还是课本编者修改的？”显然，这位教师把前者看成了他的原作。
于是，他把前者找来一看，不觉吓了一跳。选本所载《荷花淀》，第二段全被删去，这一段是：要问白洋淀有多少苇地？不知道。每年出多少苇子？不知道。只晓得，每年芦花飘飞苇叶黄的时候，全淀的芦苇收割，垛起垛来，在白洋淀周围的广场上，就成了苇子的长城。女人们，在场里院里编着席。编成了多少席？6月里，淀水涨满，有无数的船只，运输银白雪亮的席子出口，不久，各地的城市村庄，就全有了花纹又密、又精致的席子用了。大家争着买：
“好席子，白洋淀席！”
下面是妇女们在水生家的对话，也全被删去：“听说他们还在这里没走。我不拖尾巴，可是忘下了一件衣裳。”
“我有句要紧的话得和他说说。”
水生的女人说：
“听他说鬼子要在同口安据点……”
“哪里就碰得那么巧，我们快去快回来。”
“我本来不想去，可是俺婆婆非叫我再去看看他，有什么看头啊！”
此外，还有十余处字、句、段被删，一共不到五千字的小说，几乎删去千字。
对于这种不加任何说明的滥删，孙犁斥之为“偷偷摸摸的行为”。他简直琢磨不透这种人的心理：“你说他不喜欢这篇小说吧，他确实也把它选上了。你说他喜欢吧，确实他又觉得有美中不足之感，不甚合他的心意。写篇批判文章吧，不一定大家都赞成。于是干脆自己动手，以快一时之意，以展不世之才。”①
差不多与此同时，他的《山地回忆》也遭到了类似的命运。一位中学老师将这篇小说选做某部门的业余教材，还好，他没有采取那种偷偷摸摸的做法，而是寄来了他的修改清样。孙犁看到，仅第一段文字，他就用各种符号删来改去，勾画得像棋盘上走乱了的棋子。孙犁确实非常不愉快了，他想：“我写的文章，既然如此不通，那你何必又去选它呢？”他几乎一生都在做编辑，但从不大砍大削别人的文章。同样，他也不喜欢别人大砍大削他的文章。不能用，说明理由退给他，他会更高兴些。一次，他向北京一家大报的副刊投稿，编辑为了适应版面，削足适履，删去很多，文义都接不上了。读者去信质疑，编辑不假思索地把信转来，请作者答复。孙犁立即顶了回去，请他们自己答复。
不知是什么原因，外界忽然传言：孙犁的文章，不能改动一个字。
这当然是妄传。他实在不记得，别人对自己的稿件稍加改动，就盛气凌人或示以不满。倒是因为他对自己的作品过度贬抑，曾引起朋友们的不满。“现在年老力衰，对于文章，更是未敢自信。以为文章一事，不胫而走，印出以后，追悔甚难。自己多加修改，固是防过之一途，编辑把关，也是难得的匡助。文兴之来，物我俱忘，信笔抒怀，岂能免过？有时主观不符实际，有时愤懑限于私情，都会招致失误，自陷悔尤。有识之编者，与作者能文心相印，扬其长而避其短，出于爱护之诚，加以斧正，这是应该感谢的。”①实际情况是，做为投稿者，他是非常善于体察编辑改稿的用意或苦心的，而且也是做到了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如《孙犁文集》的《自序》，在以《文集自叙》为题向《人民日报》投稿时，有一段文字（大约三百余字）概述他们那一代作家的生活、学习经历，并涉及时代和社会。发表时这段文字被删去了（文末有所注明）。孙犁以为编辑删得好。“因为，文章既是自叙，当以叙述个人的文学道路、文学见地为主。加一段论述同时代作家的文字，颇有横枝旁出之感。并且，那篇文章，每节文字都很简约，独有这一节文字如此繁衍，也不相称。这样一删，通篇的节奏，就更调和了。”①在编入文集时，孙犁采用了编辑的改样。
再如《玉华婶》（《乡里旧闻》之一）②，原稿中曾记述：玉华婶老了，儿媳们不听她的话，敢于和她对骂，“并声称要杀老家伙的威风。”此稿投寄《文汇月刊》，登出后，此句被删。孙犁说，乍看此句删得奇怪，细想情有可原：这些年来，“老家伙”三字，常使人联想起“老干部”，编辑将之删去，虽稍损文义，孙犁还是谅解他们的苦衷的。这就是说，他不只为文章着想，同时也为编辑、为别人着想了。
他已经交稿、还没有出版的一个集子，书名是《无为集》，他在给编辑的信里说：“您在编审过程中，可严格选择一下，宁缺勿滥。无内容之书信，可酌量删除，另有不合时宜的文章、段、句，可删者，亦望不要客气。”③这哪里说得上，他的文章，别人不能改动一个字呢？
至于他自己的修改，那就更不必说了。他把修改文章，视为成功的重要途径：“多修改文章，要几遍地修改。修改文章，不是单纯文字技术问题，这样做，可以增加作品的生活幅度和思想深度。也是形成风格的重要因素。”①他知道欧阳修晚年还在修改文稿、为身后百世读者着想之后，深受感动。他以为以文字为业的人，应该学习这种榜样；但这样认真的人实在极少，所以传世之作也极少。他还认为，欧阳修并非天才作家，但他认真观察，反复思考，融会于心，然后执笔为文，又不厌其烦地推敲修改，所以成功。他的文章实得于力，非得于才。
这种精神（并非欧阳修一人）显然影响到他。他说：我觉得我别的长处没有，在修改稿件上，可以说是下苦功的。一篇短稿改来改去，我是能够背过的。哪个地方改了个标点，改了个字，我是能记得的。长篇小说每一章，当时我是能背下来的。在发表以前，我是看若干遍的；在发表之后，我还要看，这也许有点孤芳自赏的味道。搞文字工作，不这样不行。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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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他这样从事文字工作，真是一种“重劳动”。但是，却不一定能够换取读者的谅解。1982年冬，他接连闹病，抵抗力太弱了，别无所事，以写作自娱，尤其爱写诗。于是，在《羊城晚报》发表了一首《印象》。过了些天，收到一位读者来信：“为了捞取稿费，随心所欲地粗制滥造。不只浪费编辑、校对的精神，更不应该的是浪费千千万万读者的时间。”读了这封信，孙犁开玩笑地说：“捧读之下，心情沉重，无地自容。他希望我回信和他交换意见，因为怕再浪费他的时间，没有答复。”
他有这样的经验：“既然登上这个文坛，就要能所得各式各样的语言，看得各式各样的人物，准备遇到各式各样的事变。但不能放弃写作，放弃读书，放弃生活。如果是那样，你就不打自倒，不能怨天尤人了。”①他倒不以为自己的诗无可挑剔，他认为老朋友曼晴为他的诗集写的序言，对他的诗的毛病，说得最为确切明白，只是一开头就如此，改起来很难。他说，自己的目标是：当不成诗人，弄个“诗人里行走”的头衔，也就心满意足了。
诱掖
孙犁做过编辑，又做过教师，这两种职业，都有利于养成他在处理稿件或文章方面严谨、精审的工作品质。或者说，他正是以这样的品质，对待这两种职业的。
他常以编辑的眼光，发现或提出一般人不容易注意到的一些问题，例如他说，编辑要浏览百家之书，不怕成为杂家。要熟悉各行各业的生产、生活和语言，出及各种具体知识等等，以避免改稿闹出笑话。有一次，他的一篇自传性的文章中的“回到冀中”，错排为“回到北平”，编辑没有看出。当时抗战刚刚胜利，北平还是敌占区。他幽默地说：如果后人据此审查作者历史，岂不麻烦？
他甚至提出，编辑应该注意标点符号，因为就是有经验的作者，有时也不太讲究标点，一般编辑也容易犯标点错误。他举了一个例子，第一次排印的《鲁迅日记》里，有一段话是：友人惠赠图章一枚，文曰：“迅翁”，不可用也。编辑标为：文曰：“迅翁不可用也”。一点之差，意思大谬。他常用当编辑的习惯，读出许多人读不出的错误。1982年9月，在在接待南开区工人文化宫主办的《南开文艺》的几位编辑的时候，谈了他读书的习惯和方式，同时也寄寓着对青年文学爱好者们的期待：……现在一些青年人，一个是读的太少，另一个是读的不太仔细。我看书一般看的比较慢。差不多一字一句地看，连标点符号、错字也不放过。有些青年人，甚至有些搞文学工作的人，看书看得快极了。最近有个朋友给我捎来一本旧小说，叫《续孽海花》。我每天晚上也许看上一回到两回。精力也不行。但我看的比较仔细。它的错字非常多。遇上错字，我就考虑它应该是什么字。这样，印象就加深了。……①
同时，他希望青年人好好写字。他常常发现：内容好的稿件，往往字也抄得工整；反之亦然。他说，字迹潦草，在考场上也是吃亏的。正好，《天津日报》《文艺》双月刊的主持人邹明（他也是从50年代起就在《天津日报》文艺版默默耕耘的一位受人尊敬的老编辑）刚从北京约来舒群的稿子，孙犁即以此为例，向来访者们说：“舒群同志都七、八十岁了，可那个字就像小学五、六年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