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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专折上奏权的人，不仅可以随时跟李鸿章通话，而且可以直接上奏皇帝，但是，他们对北洋海军的现状说过什么吗？没有。作战最勇敢的邓世昌，出征居然带着宠物犬，自己麾下的致远号巡洋舰，间隔舱水密门橡胶封条年久老化，舰身的防沉设施失效，以至于舰身中弹，海水很快就灌入各个船舱。这种问题的出现，想来已经非止一日，作为舰长（管带）岂能没有责任？没有上舰、负责管理天津水师学堂的严复，到任以后，年年沉湎于科考，屡败屡战，对于学堂业务又管了多少？难怪这个学堂除了后来做了陆军大元帅的黎元洪之外，就没出过什么人。
不错，这些留学生的大多数都是爱国将领，而且是不怕死，敢于殉节的烈士（北洋海军殉节自杀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几十年的留学精英，几乎损失殆尽）。但是，作为中国军事现代化一环的他们，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并不是一死了之。清人嘲笑明人：平时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这种古烈士之风再现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关键时刻，让人感到的不仅仅是悲哀。姜鸣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不合俗流的冷静态度，对那些至今仍然沉迷于烈士神话的人们，无疑是一剂清醒剂。
中国近代海军的悲剧，还在于一代先驱的眼界局限。只要到过威海的刘公岛你就会知道，当年将海军基地建在这里，立足点就是一个“守”字。从大的方面讲，是与辽东半岛的旅顺成掎角之势，扼守渤海门户，拱卫京津。从小的方面讲，刘公岛港区像个口袋，口子小得连自己的军舰进去都费劲（镇远舰就是因此而触礁），舰队进了港，只要外面的炮台坚固，火力强大，就可以像缩进壳里的乌龟，安然无恙。不仅如此，在整个甲午战争中，中国海军还有个说不出口的特点，喜欢沿着海岸线航行，黄海海战就是发生在中朝边界的大东沟附近。我们已经站在了海上的庞大战舰上，心里却依旧离不开陆地的呵护。然而，在我们还断不了陆地的脐带的时候，世界却已经进入了争夺制海权的时代。到19世纪90年代，制海权的争夺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美国人马汉的海权理论风靡全球，日本很快就有了译本，但是中国却好像是被关在了铁屋子里，对外界的变化充耳不闻。我们的翻译大师严复，翻译了那么多高深的西学著作，但对于自己的本专业，却没有起码的敏感。现代海军是高度机动的兵种，放弃对制海权的争夺，立足于海岸的防御，甚至指望陆地炮火的保护，实际上等于将海军视为陆军的附庸，甚至只是相当于建了些岸边浮动的炮台。在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相差无几的时候，依然坚持依托陆上基地的防御，等于是将主动权拱手让人，而中日甲午战争，恰恰就是这样。所谓的威海保卫战，实际上是北洋海军眼睁睁地看着日军从容地在自己的后翼登陆，然后揭开刘公岛基地的乌龟壳，一举瓮中捉鳖的过程。到了这个时候，我想，当时的那些北洋海军的将士们，跟现在的我会有同感的。作为海军，战死在海上，技不如人，死而无憾，但让人关起门来打，败也败得窝囊。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学习西方的态度实在是太不认真了，留学归来，居然对老师的理论动态不闻不问，只惦记着人家出了什么军舰和舰炮。海军人士到日本考察，也只是看到了人家武器引进的进步，而对中日海军的实质差距视而不见。自己不好好学，请来了洋先生也总是拿不准一个章程来对待人家。像北洋海军的总教习英国人琅威理，傲慢固然傲慢，但对自己的业务还是认真的，北洋海军的训练水平，在他的手里得到了长足的进步。然而，我们的军官们却人为地弄出了一个“撤旗事件”，让本来就傲慢的洋先生撒手不干，导致舰队的训练和纪律江河日下，以至于在甲午战前，已经到了军官沉湎酒楼花巷，士兵在大炮上晒裤子的地步。这个“撤旗事件”，以往被我们的许多学者大肆渲染，视之为捍卫中国主权的正当之举。然而姜鸣没有这么看，他看到是这个事件过后，北洋海军军事素质走下坡路的事实。既然是不得不有求于人，必须拿出求人的姿态，否则就是对自己国家不负责任。其实，跟所有有点真才实学的来华洋人一样，琅威理不可能不傲慢，也不可能不存有借机为自己本国谋利益之心，他们的母国自然也不可能没有一点别有用心。洋人在中国如此，在日本也是如此，并非单单亡我之心不死。问题是，我们要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只要能得到想得到的，那么付出的代价就是可以接受的。把持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其实也未必心地纯正，自有为英国在华利益着想的初衷，中国虽然也为他付出了高官厚禄的代价，但是在他手里，关税从一个微不足道的数额，上升到了占全国财政收入1/3的高位，权衡利弊，到底是谁占了便宜，不问可知。
我们中国人是个智慧的民族，对于形而上的“道”的追求过于痴迷，而对于形而下的“术”却不甚在意。甚至到了一败涂地的时候，还是热衷于那些宏观的大道理，指望学好了这些“进化”和“国富”的大道理（其实也就是皮毛），好扭转乾坤，让中国一下子由弱转强。新政期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拥到日本，大部分还是去求“道”，求根本改造中国之道。原本去求术的鲁迅，学得好好的，后来也改成了求道。其实，中国的改造，还真得靠技术层面的一点一滴做起来。
最后，我要说的是，从根本上讲，中国近代海军的悲剧，在于对这个现代化的珍珠而言，国家没有跟她相配的服饰。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国家和社会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中国没有这个变化，却硬是在一个基本还处在中世纪的大树上，生生嫁接了一个高度现代化的枝条。软件硬件都不配套。如果没有那样一个进步得太快，又安着心要吃掉中国的紧邻，那么我们的成绩也许还不算坏（北洋海军如果碰上埃及和土耳其的海军，战绩也许不会那么糟）。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上帝就是安排我们有这么一个邻居。
这几年，市面上流行“中国结”，说是代表吉祥如意。不过，看着它那七扭八结的样子，我倒觉得它很像我们中国人百多年的心结。这些心结解不开，中国的崛起，中国海军的崛起说句实在话——都难。
64。肉食者的学问——跟李零读《孙子兵法》
当我还是个男孩子的时候，也喜欢过战争和军事。在那个年月，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孩子们能看到的东西，从连环画到电影，十有八九，枪炮声声，打成一团，让你不喜欢都不行。不过，多数人成年之后，也就淡了，可我却迷得相当久，从看战争题材的小说，到看名将的传记，最后还啃了一阵兵书，从中国的“武经七书”到国外克劳塞维茨、约米尼、富勒，甚至柯林斯、哈特的著作，都有所涉猎。最早接触《孙子》是1975年，那年出了一本军事科学院编的《孙子兵法》，里面不仅有注释，而且还加了若干古代的战例。只是这本书编得实在太滥，注释不说，连战例都写得七颠八倒，错误百出。记得当年我看完之后，还提笔给编者写信抗议。
我的“兵学生涯”，最后还是无疾而终了，读了那么多兵书，看的时候劲头倒是不小，但却基本上似懂非懂，甚至越读越糊涂，让我最后知难而返的，恰是被称为兵学圣典的《孙子》。因为研究解释它的人太多了，大家持久地起哄，一窝蜂地弄出来那么多相关的书，我明白的地方，大家都明白，我不明白的地方，大家都不明白，而且越说越不明白，无奈之下，我只好挂白旗放弃了。
早就知道李零研究《孙子》，也知道他在北大开这个课，甚至知道前一段他一直在整理有关“孙子兵法”的讲稿，预备出版，但却没有翘首或者踮着脚盼过。原因很简单，一个经常见面的好朋友，不断出东西，就是有分量，多了，你也就麻木了。麻木归麻木，真的书出来了，而且到了手里，总免不了要翻翻，何况所研究的东西，还是你曾经热恋过的旧情人。可是这一翻，就放不下来了。在我的记忆中，世界上这么多研究或者号称研究《孙子》的书，从枪战打到商战、政战和情战，只有这本，让你真切地感觉到了两个字：明白。
人类历史就是相斫史，打个没完，古今中外，都差不多。只是中国人喜欢弄文字（四大发明，两个跟字有关），好琢磨，记录下来的东西多，关于战争的学问特发达，四大实学，兵学为首。李零告诉我们，兵学其实也不是兵家的专利，老子、孔子、墨子和荀子，也都谈兵，在某些人看来，老子甚至就是兵书，诸子谈兵的部分，在流传过程中逐渐佚失，但痕迹还在，说别的事情，一不留神，就扯到战争上。反过来，作为兵学的著作，《孙子》中为大家耳熟能详的谋略部分（李零将其归为“内篇”），当做人生的一般哲理，也相当高明。
战争是人类的基本活动，本质上跟人类的谋衣谋食以及文化装饰并无不同，甚至就是这些活动的一部分。原始的初民状态，部落居民对不同物种下手叫做狩猎，对自己同类的抢劫叫做战争，其实目的是一个，都是为了让自己活着。所以我们今天看原始的文化遗址，每个聚落都有深沟高垒，甚至城墙，防谁？恐怕主要是同类。从事农耕的民族如此，游牧民族或者游猎的民族更是变本加厉，因为他们没法子像农民一样储粮备荒，一有灾害，非行劫掠不能活下去，如果摊上了大面积的灾害，那只好结起伙来南下找种地人的麻烦，于是有了从东到西，欧亚大陆上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之间几千年的战争。
虽然跟农耕人比起来，游牧人没有什么兵书战卷留下来（估计当初人家就没多少心思去写），游牧人的仗却打得比农耕人好（正如李零所说，真正会打仗的人，是不写、也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