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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后现代主义来说，现代性是个可憎的概念，杨兄的文章大概也是在解构传统与现代，但是，即便你拥有像福柯这样的利器，还是要拿证据来。否则，人们会以为你退到了袁枚和李汝珍之后，跟姚灵犀们为伍了。
40。男人的头和女人的脚
这个题目乍一听起来好像有点奇怪，男人的头怎么会与女人的脚连在一起，又怎么会与制度史有关系？
男人的头是指其发式，女人的脚是指女人缠足习俗。这两种现象本来都是社会习俗，但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它们却有了制度的意义。大家都知道满清入关以后，曾经采用暴力手段，强迫汉人薙（同剃）发，就是按满族的习俗，男人要将头顶部的大部分头发剃掉，留下后脑的头发编成发辫，垂在脑后。这种发式我们在反映清代故事的影视剧中经常能看见，不过基本上都是晚清的改良版，早非原装货了。
满清的薙发令，曾经在征服过程中引起了激烈的反抗，这种反抗并不来自任何明朝的官方和农民起义组织，完全是一种民众的自发抵抗。这种抵抗，使征服者和反抗者双方都流了意想不到多的血。开始，满清统治者的确被这种出乎意料的激烈反抗给吓了一跳，曾经一度终止了推行“薙发”的步伐，也许他们没有想到，汉人其实并不在乎给他们换个皇帝，哪怕这个皇帝是外族人，却对剃掉几根头发这么在意。当然，也许正是汉人的这种过于激烈的反应，反过来更刺激了多尔衮之流认真推行薙发令的决心。最终，在“留发不留头”的过度暴力的淫威下，中国的汉族男人的头发终于变了模样。
中国少数民族统治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薙发留辫的也绝非满清一个，但却少见其像满清这般推行自己的习俗，至少没有这般大规模强迫的记录。而满清这么做，意义大概有三：一、以清俗变汉俗，实行文化征服。满清入关以后，后人都认为他们汉化了，其实在满人自己，原本是打算将汉人满化的，只是由于满人实在太少，本身的文化又水准太低（连小说故事都没有），所以实现不了。二、从精神上摧垮汉人文化上的优越感。三、确立满清的中华正统地位，同时使汉人都打上臣服的印记。其中，第三种意义是最明确的，它向人们展示了满清要想确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信号。所以，薙发在那个时候，绝不是单纯地“以夷变夏”，实现一种风俗变革，而带有一种强烈的制度化意义。
但是，被大家几乎淡忘了的是，在推行薙发的同时，满清还推行了另一种“社会改革”，就是禁止汉人妇女缠足。这一禁令据说也导致了许多汉人妇女上吊跳井，以死抗争，但不知为什么清朝统治者这回却不那么较劲了，朝廷的诏令最后不了了之，禁缠行动无声无息地收兵了。
同样性质的事关风俗的法令，一个是不管有多大阻力，付出多大代价也要推行下去，一个却草草收兵，听之任之。当然，这里绝不是像后来有些人嘲笑的那样，中国人男人头不如女人脚，薙发令的推行是由于男人们抵抗不力所致。也更不可能是所谓汉臣与满人达成的妥协，所谓生降死不降、男降女不降之类的胡说。依我看，其实是满清统治者推行薙发和推行天足的含义有所不同之故。推行天足，这其中包含了改良汉人恶习的意思，实际上是给汉人做了件好事。当推行的时候，倒不是阻力使他们望而却步，其实他们并不太在乎汉人女人受多少罪，因为他们突然发现他们其实犯不上为汉人这么着想，这样着想的结果对于像撒胡椒面似的满人来说，并非易事。
满人在中土推行满化的企图当然没有实现，不仅没有实现，而且从皇帝到一般八旗子弟都很快汉化了。讲究起汉人的规矩来，甚至比汉人还厉害。薙发的习俗也不知不觉地“改良”起来了，留下的头发越来越多，剃掉的领地逐渐从头顶退到了前额，变成了今天我们常在影视里看到的那个样子。满族贵族也开始喜欢上了三寸金莲，不敢让满人妇女缠足，就与汉人士大夫比着嫖小脚的青楼女子。汉人文化的档次是高一些，可是其腐化程度也是空前的。多少年来，一个个带着原始野蛮锐气的游牧民族，骑着马呼啸着来到中原，最后都被灰头土脸地同化了，不仅原来的锐气化为乌有，糜烂得往往比汉人还要过分。汉文化的同化力是惊人的，其腐化力也同样惊人。
41。三寸金莲与“金莲意识”的三寸
眼下拖着三寸金莲走路的人不多了，大概只有穷乡僻壤还有个把小脚老太太，也都已经是老祖奶奶辈的人了。可以肯定地说，曾经在国门甫开时为老外嘲笑的中国国粹——男人的辫子和女人的小脚都已经成了化石，今后只有到专门的博物馆去找了。其中活的小脚大概更不好找，因为至少人们在影视剧中还可以看见装扮出来的辫子，可小脚连装都装不出来。电视剧《水浒传》里的潘金莲，虽然依旧名为“金莲”，但也只能是一双天足。
缠足起于何时？这是个学术界尚在争议的问题。有人将之定在南朝陈后主的潘妃身上，说她纤足在金莲花上跳舞，所谓“金莲”的出典就在这里。不过，没有证据说潘妃的脚小是缠出来的，所以，此说暂时可以搁在一边。还有一说是起于杨贵妃，宋朝人这样传的比较多，理由是唐明皇有词云：“琼钩窄窄，手中弄明月。”但是，这“琼钩”是天生还是硬裹出来的，谁也说不清楚，而这“琼钩”到底有多小，也没个尺寸。比较多的意见还是说起于南唐李后主，北宋张邦基《墨庄漫录·道山新闻》云：“李后主宫嫔窅娘，纤丽善舞，以帛裹足，令纤小屈上如新月状，由是人皆效之。”看来真的是裹起来的变成的小脚。不过，缠足真正在民间流行起来，还是北宋年间的事。从帝王的嫔妃为了争宠而自残肢体，到老百姓跟风形成风俗，无疑要有个过程。
以女人小脚为美倒不是中国人一家的专利，我们在别的国家的民间作品中也可以找到大量的赞美女人小脚（天然的）的诗句。不过，让女人从小就把脚缠起来，不许它发育，甚至把一双好端端的脚弄成脚趾折断变成残废，倒是只有中国人有这个本事。缠足无疑是中国男人的一种畸形的性心理的产物，一双裹得比较“合适”的小脚，在那时的男人心目中，是一种别样的“性器官”。《水浒传》里西门庆勾搭潘金莲，偏要从将筷子掉在潘金莲的脚边，偷摸一下小脚开始，女人不在乎人家摸自家的小脚，那么也就什么都不在乎了。逛窑子的男人们，对于妓女的三寸金莲，往往要比身段和脸蛋更在乎。清代山西大同和陕西秦州的妓女，虽然相貌才情都平平，但只因为一双脚缠得好，照样宾客盈门。自明季以来，品赏女人的小脚，成为士大夫闲来无事、浅斟低唱的主调之一，“品莲”的艳词香曲，林林总总，如果收集起来当不在《全宋词》以下。清代的“顾曲周郎”李渔讲过，女人的小脚要“瘦欲无形，越看越生怜惜，此用之在日者也；柔若无骨，愈亲愈耐抚摩，此用之在夜者也”，有这样的小脚，才“觉依翠偎红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与李渔同时代的方洵居然专门写了《香莲品藻》，细细地把三寸金莲排列成五式、九品、十八种，就差拿来嘴里嚼了。男人性心理扭曲到这个程度，不能说不是那个时代的特殊贡献。理学盛行之际，“存天理灭人欲”的大道理铺天盖地，结果往往是人欲灭不了，反而七扭八歪地疯长，这也可能是为什么偏偏在北宋中期以后缠足才流行的缘故（尽管理学家自己并不主张缠足，而且禁止自己家的妇女缠足）。据说缠了足的女人，就不方便“淫奔”了，男人自然也看得住。仅仅帝王的倡导（不过是个亡国之君），还不足以让老百姓闻风而从。虽说是“楚王好细腰，后宫多饿死”，士大夫也把“杨柳细腰”赞美了两千多年，可是老百姓家娶媳妇，并不会看中林黛玉似的弱风扶柳质。
缠足无疑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女孩子六七岁就得缠足，否则就裹不成“三寸”了。晚清著名维新人士唐才常说：“方足之所缠也，必用新布紧束之，其着鞋或用敲火石之小铁刀撬上，痛必切骨，不三日必溃而成疮，不疮则脚不能成，疮极败烂，其肉尽化红脓，流出而后血枯、筋断、胫折、皮燥，足底乃折作两湾形。”这里要加一点注，唐所说的“胫折”不是腿断了，而是指脚的中指以下的三个足指折断，折断以后还要被压在下面，久而久之，变成了脚底的一部分。历朝历代，都有女孩子因此而被折磨死的“旧闻”。
令人不解的是，这样一种残忍的陋习，居然能够在中国流行了近一千年，而且非常地强固。满清入关，一是逼着汉人剃发蓄辫，二是强令女人放足。第一项费了点劲，砍掉了若干脑袋，推行开了，可第二项死活也推不下去，以死相拼的“烈女子”比比皆是，最后还是朝廷让了步。如果当年汉人都能以这个劲头抵抗满人，那么多尔衮肯定是束手无策。为什么会这样？有人说，都怪男人！当然，这话不错，不过把男人统统拖过来重责四十，好像也不尽合理。至少，还没断了有男人为女人缠足抱屈。清代的李汝珍为了给女人出气，在小说《镜花缘》里就设计了让男人缠足让女子玩弄的情节，五大三粗的林之祥竟然被缠得死去活来。而近代以后，从戊戌时期得风气之先的士大夫倡导不缠足运动，到辛亥革命强令推行放足，多见的是男人上上下下忙活，相形之下女人倒没多少积极性。
近代妇女对解放她们的脚不那么感兴趣，一方面固然由于男人高喊不缠足不过是为了开发更多的劳动力，动机就不太纯，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有说话权利的成年妇女已经是“莲足”了，没有缠足的幼女，又不可能说什么。缠了足的女人发现自己历尽千辛万苦得来的“成果”，突然之间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