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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杀洋人和二毛子（信天主教的教民）。乡间的缙绅卷进去不少，其中大多数是武举，武举人和武秀才。他们不是亲自做义和团的师傅和大师兄，就是给坛口当后台。当然，这可以理解，原本他们就是闲人，这个时候，正是用得着闲人的时候。可惜的是，闲人们好不容易有了用武之地，还是没有用到正地方，练拳舞刀，没有把自己练成刀枪不入，自然也就挡不住洋人的洋枪洋炮，老佛爷和小皇帝还是得弃城而逃，武举们露脸的事很快变成了丢脸，不久就让人忘记了。
科举制度本身设置武举一科，原本未尝不是想通过考试选拔军事人才，可是，凡武举考试实行的时候，中国历朝大部分时间里政治的风气都是重文轻武的，现任的军事官员都没人拿着当回事，更何况考上来的预备队。政府既不拿武举考试当回事，也不想法往军队里派遣武举出身的军官。一项精心设计的制度，就这样成了摆设。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制度，赶上了近代，碰上从西边来的尚武的好汉们，当然只有吃瘪的份。
32。只会考试的读书人
晚明小品，最喜张岱。张岱在他的《夜航船》序中，讲了一个“小僧伸脚”的故事。说是浙江这个地方，旅行多靠夜航船，夜航船舱位狭窄，人一多就拥挤不堪。一日，一僧人上船，发现船上已有一士人在高谈阔论，僧人很自卑，因此蜷缩在船舱的一个角落里。待了一会儿，僧人发现士人的话似乎有破绽，于是问道：“澹台灭明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士人答：“当然是两个人。”
“这等，那么尧舜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当然是一个人。”
“原来是这样。那么，且待小僧伸伸脚。”
澹台灭明是孔门高足，当然是一个人。至于尧舜，自然是古史传说中的两个人。士人无知，却强为知，结果让和尚看不起，和尚于是放开手脚睡觉了。
最初看到这故事的时候，原本以为只是张岱调侃读书人的笑话，并非实有其事。可是后来看了张岱同时代的史学家谈迁的《北游录》，才知道当时的社会上，还真有这样的士人。此人姓丁名宾，不仅中了进士，后来官还做到尚书。说是他进士刚及第时，座师王锡爵对他说：及第了，今后可以看点古文了。他说：那该看什么呢？他的座师说：无非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轼、辙）。他问：韩柳欧苏是几个人？后来，又有人跟他谈起廿二史（明清人眼里，只有廿二史），他说，一个人怎么能写了这么多东西？
吴敬梓《儒林外史》里说，苦读到白头的范进，不知道苏东坡是何许人也，我们只当它是小说；徐灵胎的“读书人，滥时文，烂如泥”，我们当它是打油（诗）；张岱的“小僧伸脚”，自然是小品。但是，我们拿谈迁怎么办？看来，科举虽然出过些明白人，但也搭配出了不少糊涂虫。
明清两朝，是中国科举考试制度最完备的时代。由于考试才是做官的正经途径，不仅皇帝而且百姓也都看得起，所以，读书人不仅围着考试转，而且围着考试的内容转。明清考八股文，预备考试，关键点有三个方面：一是四书要烂熟，提起一句要知道上下文，不能有半点差池，因为考试基本上是从四书里出题，摘出一句来，让你模拟圣贤的口吻说话，如果不知道摘出那句话的上下文，就写不出东西来了；二是朱（熹）注要明了，朱熹的四书注释，是考试作文的指导思想，代圣贤立言，说话，不能出朱熹的范围，出了格，轻则白考，重则嘛……三是对对子要敏捷，八股文系由对仗的句子组成，对子对不明白，就写不出好的文章。当时，人世间车载斗量的“考试复习资料”，全都是围着这三点展开，而考生也在这三点上下工夫，至于别的嘛，基本上都算是闲书了。管你是四史还是三通，再具有价值，在备考期间，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如果考生本人就是家长的话，就是他的家人），都不会鼓励考生去涉猎的。大家要看的，只是那些复习资料，而这些资料，又大半出自类似马二先生、匡超人这样的不第秀才之手，内容如何，可想而知。
众所周知，那时的教育是被捆绑在科举考试上的，所以，那时的教育，也是一个应试教育。古今中外，凡是应试教育，学生就不是学生了，只是考生。考试的压力越大，就越是将他们学习的内容局限在考试内容上面，凡是不考的，大家碰都不碰。正因为如此，在夜航船上，读书人也只好让和尚伸脚了。说也怪，这样的读书人，偏可以当上科门高第。这次第，就算是像徐灵胎说的，是国家和百姓的晦气吧。六百多年过去了，国家百姓还不是一直这么晦气下来了，还要晦气到几时？天知道。
33。子见南子的现代性事件
子见南子，是孔夫子一生中做过的一件不大不小的尴尬事。南子是名声不好的卫灵公的宠姬，漂亮，但名声也不好。孔子去见了名声不好的南子，惹得性子直的子路不高兴了，孔子急得连连诅咒发誓，说自己没做什么坏事。在过去的时代，科举考试《四书》章句作为题目出了个遍，但“子见南子”却很少有考官出过，如果真的出了，考生都要骂的，因为实在不好演绎，一个不留神，说出孔夫子“寡人有疾”来，那可麻烦大了。
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孔夫子从“至圣先师”变成了“孔老二”，客气一点的则叫他“孔二先生”。孔子被“去魅”之后，子见南子的事再一次被旧事重提是在20世纪20年代，当时跟鲁迅关系还很好的林语堂，居然根据《论语》上的寥寥几个字的记载，铺衍成了一个独幕话剧。只不过，里面的南子，已经变成了一个新时代的新女性，要求个性解放，主张男女同学，而且还为此跟孔子大辩其论，最后居然用一群美女唱着“郑卫之淫声”，且歌且舞，将夫子师徒包围起来，令夫子不得不落荒而逃。这样的话剧，即使拿到今天，演给今日的读经派人士，也许都会招来臭鸡蛋的。但是在那个年代，却有好事者在孔子的家乡曲阜来演，还特意邀请孔门的后裔来看。
事情是这样的，1929年初夏，位于山东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的学生会，决定排演林语堂的这出《子见南子》，一出独幕剧排起来并不难，很快，在暑假的联谊会上，《子见南子》跟二师的学生以及部分的曲阜市民见面了。虽然已经到了1929年，但在山东的内地，男女同台演戏，还是相当新鲜，况且扮孔子者，“衣深衣，冠冕旒”，穿着春秋时平民的衣服，却戴着帝王的帽子，子路还佩着柄长剑，南子也是长袖飘飘，大家的台词，都是现代的新名词，一时间，煞是轰动。不久，又在孔庙前面加演了一场。
二师的学生为什么要演《子见南子》？那个年代，读师范的学生家境差的比较多，因为师范人称“吃饭学校”，管吃管住，还有补助，穷孩子读得起，师范连老师带学生，思想激进的比较多。二师虽地处曲阜，但非孔姓的学生很多。说是借此反封建之类，可能有点拔高，倒更像是恶作剧，恶作剧也含有小小的拿孔夫子开心的意思。尽管“在那个剧本里，有孔夫子登场，以圣人而论，固然不免略有欠稳重和呆头呆脑的地方，然而作为一个人，倒是可爱的好人物”。后来二师的校长宋还吾也强调，演孔子的学生，演得“极庄严”。但是只要让孔子现身舞台，而且跟“女性主义者”南子演对手戏，演的又是孔子那点糗事，对圣人不敬是肯定的了。特别关注这一事件的鲁迅说：“因为公演的地点，恰巧是孔夫子的故乡，在那地方，圣裔们繁殖得非常多，成了使释迦牟尼和苏格拉底都自愧弗如的特权阶级。然而，那也许又正是使那里的非圣裔的青年们，不禁特地要演《子见南子》的原因罢。”
非圣裔的青年们安心要惹圣裔们不高兴，他们果然不高兴了。《子见南子》的歌舞声还未消散，一封署名“孔氏六十族人”的信就递到了教育部，状告二师侮辱他们的祖宗，要求撤换校长。有意思的是，林语堂的剧作把子见南子现代化，让孔子跟女性解放接上火，孔门后裔告的状，倒也没有多少“非圣”、“毁道”的责难，而是在这出戏的“淫”字上做文章，说这出戏演的时候，“学生扮作孔子，丑末角色，女教员装成南子，冶艳出神，”而南子所唱，“虽旧剧中之《大锯缸》、《小寡妇上坟》，亦不是过。”这种诛心之论，其立脚点，却是民国的道德法律。
状子上达之后，在南京政府势力很大的孔祥熙力主严办，但主管的教育部以及山东省教育厅却另有打算。尽管此时的国民党在得到政权之后，骨子里想的已经是稳定秩序，对造反时的离经叛道不太想提了，现在当家的一部分国民党人，原本就对“五四”运动有所保留，现在对“五四”精神更是大不以为然。换句话说，他们此时想的已是尊孔而非“打倒孔家店”。但是，国民党从来都是各种势力的大杂烩，其中左派和西化派也有相当力量，当年新文化运动的新人物蒋梦麟和马叙伦现在是教育部的部长和副部长，山东教育厅的厅长何思源，恰好是“五四”时期的北大学生，而北大的老校长蔡元培，对教育界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据奉命查案的教育部参事朱葆勤回忆，他得到了蒋梦麟和马叙伦的明确指示，不能因此开倒车。何思源也表示，此事系旧派对新派的攻击。在他们看来，二师事件事关新与旧，进步与落后，是两种文化的冲突。事实上，这一年医疗界有关中医废止问题的论争，在这一部分人看来，也属于同一性质。两个事件都引起了舆论的高度参与，在这个事件中，站在捅了马蜂窝的二师学生一边的舆论显然要多一些。事件的结果也很相似，都是新旧妥协，而旧的一方似乎还占了上风。教育部的意见是，二师演戏不等于侮辱孔子，校长虽未遭查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