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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仁兄答不出来题，学张铁生在卷子上给考官大写其信的。
1977年高考的时候，我正在农场的连队当猪倌兼兽医，本来没打算参加考试，一来，先天不足，出身不好；二来，后天犯傻，前几年曾经非议过伟大的“文革”，差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三来嘛，是觉得肚里空空。我们这些从小学就被文化大革命“革”过来的人，原本就没学什么东西，我的大部分同学，说是中学毕业，其实连信都不会写。我虽然自己看了点书，但这些年扎根农场，改造思想，把学的那么点东西也都喂给了猪马牛羊。说实在的，如果是考“牛马经”或者“猪羊经”或许我还能混混，可是……可是归可是，最终我还是没能经得起诱惑，混入了“文革”后第一次高考大军的行列。回想起来，也许是范进老前辈的光辉形象影响了我，因为，在我不多的藏书中，就有一本该死的《儒林外史》。
考吧，反正马二先生说过，就是孔夫子再世，也要考试。请了两天的假，到农场（那时还叫团）报了名，糊里糊涂地就下了场。开始是初试，记得头一场是考语文。我们这些人，打小学就赶上“文革”的好时光，哪里经过什么考试，自打从娘胎里出来，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坐到桌子前，发下卷子，笔就开始打哆嗦，百计也无法制止，就这样抖了半晌，我意识到这样下去有交白卷的危险。当年大清国的时候，江南的大名士吴兆骞就是在皇帝老儿驾前的考场上打哆嗦，交了白卷，结果被发配到了北大荒喝西北风。现在我已经在北大荒了，再要发配可能连个地方也不好找了……这样胡思乱想一通，笔总算是不那么抖了，可是思路也找不到了，最后总算是对付了一些文字交了上去。
初试过了以后，为了防止再哆嗦，我想出来一个相当聪明的主意。考前从医生那里要了一片安定药片吃了下去，因为我听说这种药少量地吃可以有镇定作用。没想到，由于我从来没有用过安眠药，区区一小片安定，在考场上居然把我“镇定”得睁不开眼睛了。当然，鄙人当时明白，如果我就此睡倒，依然是要交白卷的。没有办法，只好忍痛将脑袋和桌子狠狠地接了几个吻，这招居然比初试时忆苦思甜还管用，复试下来，成绩居然还不错，按当时的行情，上个重点大学也够了。
当然，我能考到那个程度，以今天的尺度，绝对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地方，因为我们那时的考题简单得能让今天的中学生笑掉大牙。记得语文题最难的部分就是翻译《列子·汤问》中的《愚公移山》。考完之后，一个据说程度不错的考生得意扬扬地跟我说，你知道“愚公长太息曰”的意思吗？我想了半天总算弄明白了，它的意思就是：愚公的大儿媳妇说！
考试的过程听起来很有点喜剧的味道，但是结果对于我来说却是地道的悲剧。从1977年考完，一直到1978年的到来，我眼睁睁地看着别人一个接一个地走掉，而自己只能与猪马牛羊为伍，当然还有某些长舌妇背后的嘁嘁嚓嚓。为何不被录取，没人告诉为什么，不过，自家有病自家知，我知道很可能是政审不合格，十有八九是坏在了当年对“文革”的说三道四上了。那时，“文革”还是说不得的话题，我们那次高考的政治题中最大的一个，就是：“为什么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无论我怎么样在笔下让“文革”“伟大”而且“胜利”，但是我那该死的前科，白纸黑字地载在我的档案里，实在没有办法蒙混过关。
那年月，有了政治问题就跟做过贼一样，成为永远难以抹去的污点，让你永世不得翻身。1978年，我又一次进了考场，这次考的是理科，因为有人给我出主意，说是理科政审比较松，一点不出人意料，我考得不好，结果稀里糊涂地进了一所黑龙江的农业院校，从放马放猪改成“放”拖拉机。后来我才知道，如果不是三中全会解放思想，我再怎么跳，也还是难逃罗网，拖拉机也是不会让我放的。
30。五十七年前的学生档案
当个教书匠，对社会上的事情往往不甚了了，但学生档案却还算熟悉，尤其是当过一任班主任，新生的面还没见，一堆档案早已经摆在面前了，可是，1949年以前的学生档案是什么样子，我却一无所知，不唯无知，连想知道的念头都没有起过。几星期前，偶尔无事，溜到潘家园旧书市场逛逛，腿都溜酸了，还是一无所获，双目所及，尽是近些年出的花花绿绿的垃圾货，稍微像样一点的东西，又贵得吓人。就在几乎失望的当口，忽见不远的地方有个小摊子，寥寥的几本书旁，有一堆烂纸似的东西，过去一翻，居然翻出了一张发黄的硬纸，仔细看来，原来是民国三十三年（1944）的一名叫俞佩兰的女中学生的档案。
这个硬纸片约有16开大小，上面的表格是油印的，系河南静宜女子中学教务课制，跟今天中学生的档案类似，上面有俞佩兰的照片，有履历表，背面还有成绩表，但不同的是，头两栏分别有保证书和志愿书。保证书上是一串不加标点的文字：
具保书人王生今愿保证学生俞佩兰入贵校肄业对于一切校规愿绝对遵守如有犯过重病欠费或临时发生重大事件概由保证人负完全责任。
然后是具保人的姓名、职业、与学生的关系以及具保人的住址，还有一个至今颜色依旧的具保人印章。
志愿书上也是一串文字：
具志愿书人俞佩兰今愿入河南私立静宜女子中学校肄业绝对遵守校规努力求学除由保证人保证外谨具志愿书。
保证书和志愿书上的文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过去的学徒契约，上面必有这种过病生死俱与店方无涉的内容，而且立契必须有保人的签字画押才算数，只不过学徒的契约更加苛刻。不知是中国特有的学徒文化暗中影响了静宜女子中学的办事人呢，还是真的担心学生在就学期间会惹出麻烦，因而未雨绸缪？不过，尽管俞佩兰女士就学的年代（1944），中学生可能比今天的大学生还要稀罕些，但中国新教育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新式学校毕竟与传统以八股科考为目的的求学有了本质的不同，从求道意义的“知书达理”变成了含有技术教育内涵的培训，所以，也许在静宜女子中学的主持者看来，他们的学生也具有某些昔日学徒的性质。所以，学徒契约的内容出现在中学生的档案上，似乎也是件可以理解的事情，毕竟这样做对于基本上以赢利为目的的私立学校的校方来说，可以省却许多管理上的麻烦。不过这样一来，至少蒙在传统学子身上的那层高人一等的面纱，在学校的管理人那里，已经荡然无存了。
另外，这份学生档案的年代是民国三十三年八月，也就是1944年，那时，学校所在开封还在日本人的统治下，所以学校除了英语外，还开设日语课，只不过，在成绩表上，日语课排得很靠后，安排在所有的副科末尾，而英语却排得特别靠前，明显属于“主科”。这比起“满洲国”的几乎所有课程均以日语授课的安排来，有很大的差异。显然，静宜女子中学的这种安排，是不合日本人意的，不知道这种安排，是否表现了校方的某种意向。档案照片上的俞女士，年方十三，面目清秀，可以依稀看出她穿的是一件中式的白布衣服。女士的籍贯是河南开封，家住开封火神庙后街19号，父亲叫俞瑞生，在“电影界”，与当时的开封华北电影院有关系，看来可能是电影院的职员或者老板。俞女士如果还活着，今年应该已经年逾古稀了。
31。武秀才
自有科举以来，武举向为鸡肋。文科为朝廷输送人才，构成了大小官僚的金字塔，可是军队里的军官们，却大多为战阵里混出来的老行伍，偶尔有个把武举出身的人进来，也往往立脚不住，不是自己识趣滚蛋，就是在战斗中因没人帮衬白白丢了性命。尽管武科没用，但却没有一个朝代废了它，不知道是出于制度的惯性呢，还是出于阴阳（文武）平衡的考虑，反正一代代无声无息地考下去。考出来的武秀才、武举人、武进士，官府和社会，谁也不拿他们当回事。
虽然没有官做，但考武举的却大有人在。原因是不管社会上看重与否，考上了总算是有了功名。有了功名就有相应的官方优惠，就算是最低一级的武秀才，也可以见官不跪，减免些赋役什么的。武举见了真正的缙绅固然矮半头，但在平头百姓面前，依旧可以耍耍威风。明清两代，是科举成型的时期，制度运行相当稳定，不免一科一科地武举考出来，武秀才尤其见多。既没有出路，武举们只好在社会上做闲人，地方官从来不把他们当回事，可他们自己却从来放不下绅士的架子。清代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说是有天一个武秀才扯了一个挑粪的农夫上堂告状，说是这个农夫在街上撞了他，必须加以惩罚。县太爷说，既然如此，那就让秀才打这挑粪的一百个嘴巴吧（有一说是磕头）。于是武秀才一五一十地打了起来，打到七十的时候，县令突然说：停，我忘了问你这个秀才是文秀才还是武秀才？答曰武秀才。县令说，文秀才才能打一百，武秀才只能打五十，现在你打多了，让这农夫还回来。于是，农夫噼里啪啦回了武秀才二十个嘴巴，打得武秀才七荤八素。这个故事无论真假，都说明了当时人们对武举的轻视和武举自己的自轻自贱。不过这没办法，明清两代科举出了那么多名臣和名人，无论谁说历史都免不了要说到他们，可是谁听说有哪个历史上有名的人物是武举出身呢？尽管武秀才、武举人、武进士也一科一科地考出来。
到了清朝快灭亡的时候，武举们突然有了一回露脸的机会。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北方乡野，几乎村村立坛，庄庄练拳，打教堂，杀洋人和二毛子（信天主教的教民）。乡间的缙绅卷进去不少，其中大多数是武举，武举人和武秀才。他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