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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的流派。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把威克赛尔、瓦尔拉斯和马歇尔并列为1870～1919年间三位对经济学纯理论做出最大贡献的经济学家。熊彼特甚至强调“还没有掌握威克赛尔《国民经济学讲义》第一卷全部理论的人，不能说已经完成了经济学学生应受的训练。”
在社会问题方面，威克赛尔是一个激进主义者，到老也未变。他信仰无神论、反对帝制；主张言论自由，实行普选，实行妇女参政，废除军备，实现收入平等，废除金本位，节制人口。他经常就酗酒、卖淫、言论自由、女权、节育等与经济理论无关的问题发表演讲。在相当保守的19世纪末，这给他带来麻烦。他因为反对王权，不愿在申请书上写“皇帝陛下的忠仆”而迟迟当不了讲座教授，又因发表亵渎神明的无神论言论而被监禁2个月。他退休后收入不多，靠朋友、同事的帮助才有安宁的晚年。这也是个性使然吧！
在今天看来，威克赛尔这些言行是进步的，起码没什么了不起，但在当时已属异端行为。这对他的事业不能没有影响。看来一个想潜心研究学问的学者还是要懂得，人不能改造环境，只能适应环境。
经济学界的“伯乐”
我知道的第一个西方经济学家的名字大概是杰文斯。上大学前我不知道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当时中学没这门课），更别提什么西方经济学了。上大一“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理论时，老师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了掩盖资本主义的矛盾，居然用太阳黑子来解释经济危机，还形成一套理论，这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叫杰文斯。老师还把这三个字写在黑板上，我记住了。当时我也觉得，这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手法也太拙劣了，太阳黑子与你们的经济危机有什么关系？
以后我就一直想知道杰文斯是什么人，他为什么不找点别的更像样的理由，偏要用什么太阳黑子来解释周期。上研究生后知道了杰文斯是一位非常伟大的经济学家，太阳黑子理论也不是简单地把经济危机与太阳黑子联系起来。杰文斯在研究时发现，太阳黑子的周期和经济周期在时间上有吻合之处，都约为10年一个周期。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太阳黑子影响农业收成，农业在经济中的地位相当重要，农业又会影响工业和其他经济活动。这样，他就把太阳黑子的出现与经济周期联系在一起。他和他的儿子（也是经济学家）研究了大量统计资料力图从中找出规律。尽管这种理论现在看来不能成立，因为太阳黑子对农业的影响有限，仅仅是农业也不足以引起经济周期。但这是一种科学探讨，他们父子的态度极为认真，失败了也没什么。其实这种理论在西方早已被遗忘了，我们的政治经济学课把它拿出来大概是故意用来证明资产阶级经济学之荒谬的。但一个人的机灵与否能用小时摔过跤来证明吗？
在经济学史上，杰文斯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他和瓦尔拉斯与门格尔并称为边际效用学派的三位创始人。他的贡献首先是对边际效用价值论。他接受了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用效用来衡量福利，并把效用作为一种主观感觉。这是边际效用论作为主观价值论的出发点。他区分了总效用和最后一度效用，并说明了最后一度效用的衡量。最后一度效用就是边际效用。他还认识到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他把经济学分为以效用为基础的价值分析，经济政策与货币市场和经济危机。其中以效用为基础的价值分析是基础。这样，杰文斯就开创了由古典经济学的客观价值论向边际学派的主观价值论的转变，也使经济学的研究从生产转向需求和消费。这是经济学的一次飞跃。话经济学人
杰文斯的另一个贡献是把数学运用于经济学。他早年就写过《政治经济学一般数学理论简述》。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他把经济学定义为“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他用数学工具来表述的各种理论，包括交换论、劳动和生产交换理论、地租理论，以及资本和利息理论。用边际分析法研究变量之间变动的关系，本身就可以用微积分来表示，因此，边际分析法与数学在经济学中的运用也是同步的。杰文斯当然不是在经济分析中使用数学的第一人，但他用数学工具来表述与论证经济学理论对数理经济学的发展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读到这里读者一定会问，你不是写经济学中的伯乐吗？这些事与伯乐无关啊。以上我写的不能算杰文斯独一无二的特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被中国人误解或有意歪曲是共性，提出边际效用理论并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的，他也不算第一人。但能在茫茫书海中发现前人有意义的著作，并使那些被淹没的明珠放光芒的，经济学家中杰文斯是独一无二的。
现在学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戈森以及戈森关于效用的两个定理。但戈森生前并不得志，思想没人理解，书也没人买。尽管德国经济学家考茨和兰格提到过这本书，但并没有认识到它的价值。杰文斯知道这本书后才发现它的意义。杰文斯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第二版中特别指出：“戈森对经济学理论的一般原理与方法，实在我之先发表了我所抱的见解。据我所知，他对于基本理论的探讨比我的探讨更为综括，更为彻底。”正是杰文斯（还有瓦尔拉斯）的介绍，这本书才引起人们的重视。而且，杰文斯对这位先辈的崇敬和高度评价，令今天许多争某种理论发明权的人汗颜。
坎蒂隆的《商业性质概论》对重农学派产生过影响，也是第一部从宏观角度分析经济问题的著作，但在以后一个多世纪中被埋没了。杰文斯1881年偶然发现了这本书，并写了一篇相当长（译为中文30页，3万字左右）的推荐文章《理查德·坎蒂隆和政治经济学的国籍》。杰文斯高度评价了这本书，考证了这位作者的生平，并逐章评价了他的思想，指出斯密、配第等人如何受他的影响。杰文斯称这本书有资格被称为“关于经济学的第一篇论文”，超过了配第的著作，是“政治经济学的摇篮”，因为这本书“土地和劳动创造财富的论点，拨响了经济科学的琴弦，把握住了各生产要素之间的平衡”，称它是“经济学的百科全书”，除了税收之外什么都谈了，关于货币理论它的分析比“任何文章都深刻”。由于杰文斯的介绍，这本书得到重视，陆续出版了这本书的各种版本，包括1931年的英文本，1952年和1979年的法文本。
杰文斯在自己的著作中曾介绍过许多曾经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以后却不为后人所知的经济学家和他们的著作。这些经济学家包括：古诺、杜普伊特、埃利特、戈森、屠能、詹金、拉德纳、西泽尔·贝克瑞尔、兰格、博达斯、米纳德和博卡多。我们对这些人也许不熟悉，但他们的确为经济学的进步做出了贡献，为经济学大厦添了砖加了瓦。也许没有杰文斯将被永远淹没。杰文斯发现并肯定和介绍了前辈的贡献，尤其是介绍了不被世人重视，甚至世人根本不知道的前辈的贡献。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杰文斯是伯乐——尽管他发现的是老马。
当我知道了这一切时，我对杰文斯——这个我第一个记住名字的西方经济学家——有了新的认识。也许我永远达不到杰文斯的学术水平，但我要学他那种治学的态度和对前辈的尊重——包括他探索太阳黑子与经济周期之间关系的精神。
剑桥学派的最后一位传人
一列火车在如茵的田野上飞驰，蒸汽机车喷出的火花落到稻穗上，造成损失。但铁路公司并没有给农民以补偿，所引起的社会成本（稻米减产）也不在火车运行的成本之内。注意到这个现象的是庇古。
灯塔是航船所必需的，但在技术上难以向利用灯塔的船只收费。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不会经营灯塔，所以灯塔应该由政府建立并经营。提出这个建议的也是庇古。
庇古是什么人？他的这两件事有什么意义？
阿瑟·赛西尔·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是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的弟子，1908年接替马歇尔担任剑桥大学经济学讲座，成为马歇尔之后剑桥学派的掌门人，也是剑桥学派最后一位传人。以后剑桥学派就由琼·罗宾逊掌门的新剑桥学派取代了。
我们知道，以剑桥学派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是市场经济的赞美者。他们认为市场机制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可以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和供求相等的市场出清。但上述两件事的意义正在于庇古看出了市场经济的缺陷，或称为市场失灵。
第一件事情是经济活动外部性的例子。外部性是指一项经济活动给与此活动无关的人带来的影响。农民与火车运行无关，但火车带来的稻谷损失要他们来承担。这被称为负外部性。如果带来的影响是好的（在蒸汽机车变动电动机车后对稻谷的损害没有了，还可以吓走吃稻谷的小鸟），这就是正外部性。有负外部性时社会成本大于社会收益，有正外部性时社会收益大于社会成本。从社会的角度看，市场机制并没有实现资源配置最优，这就是市场失灵。
第二件事情是公共物品的例子。公共物品是消费中既无排他性（无法排除别人不用）又无竞争性（一个人使用并不减少另一个人的使用），无须购买就可使用（称为搭便车）的。社会需要灯塔这类公共物品，但由于无利可图，私人企业不愿提供，从而供给小于需求。这又是市场机制没有实现资源质量最优的市场失灵。
他认为，由于这两个原因引起市场失灵（还有另一个原因是垄断，庇古没有分析这一点），市场经济需要政府的干预作为补充。在前一种情况下是对带来负外部性的企业（铁路公司）收税。这种税被称为庇古税。在后一种情况下由政府用税收提供公共物品。
庇古认识到市场失灵，并主张由政府干预来解决市场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