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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绝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反动”、“恶毒”。马尔萨斯有一颗善良的心，他是从对人类未来关心的角度来考虑人口问题的。当时人口剧增的确是社会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戈德温（诗人雪莱的岳父）等人一味盲目乐观，无视问题的严重性。比起唱赞歌的戈德温来，马尔萨斯更严肃地正视问题。而且，马尔萨斯的观点也并不全错，起码有局部真理性。从短期来说（这个短期也许是几十年），许多国家的确由于人口增长过快而贫穷，现在的一些亚洲和非洲国家不正是如此吗？如果不是这样，何必在发展中国家提倡计划生育或家庭计划呢？提倡计划生育的老祖宗不就是马尔萨斯吗？从长期来看，自然资源并不是无限的，人、自然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矛盾。尽管科技发展最终可以解决这个矛盾——例如，移民月球或火星——但协调发展越来越受到重视。罗马俱乐部那些预测人类灭亡的学者被称为“带着电脑的马尔萨斯”，但他们的观点（协调发展）不正体现在越来越多国家的发展计划中吗？
马尔萨斯人口论中最受指责的是对穷人的态度，说穷人不该来到世界上（在以后的《人口原理》中这些话删掉了），反对修改济贫法给穷人盖房子等。这里又有许多误解。马尔萨斯之所以不同意修改济贫法，反对为穷人盖房子是为了实现晚婚晚育，有计划地减少人口增长，从根本上改变穷人的状况。穷人生育无计划，这是各国普遍的现象，用济贫的方法使他们生育能力更强，不是济贫是害贫。 这对夫妻是为自己孩子多发愁，还是在讨论人类悲观的未来？这种看似冷酷的做法其实从长期看对穷人有利。这正如一些国家实行强制性计划生育，从整体上利国利民，也有利于受到限制的穷人一样。马尔萨斯的一些话说得直白了一点，但绝无仇视穷人，甚至人类之意。
也许是由于人口论的原因吧，马尔萨斯的经济学理论被扣上“庸俗经济学”的帽子，变得一无是处。其实马尔萨斯的许多观点比当时的人，包括李嘉图这样优秀的经济学家，都有高明之处。
我们知道，古典经济学是重生产而轻消费，重供给而轻需求的。供给决定需求的萨伊定理正是其体现。但马尔萨斯重视需求，他强调了 经济发展改变了马尔萨斯的悲观预测，从图片中看，9世纪后期的状况已经是人口和经济双增长了非生产性消费对生产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尽管他由此引申出需要一个只生产不消费的地主阶级存在，并为地租的合理性辩护，尚值得商榷，但重视消费和需求的重要性无论如何评价都不算高。马尔萨斯的这种真知灼见被歪曲了；批判了。只有凯恩斯认识到马尔萨斯这种观点的意义，并受启发提出了有效需求理论。凯恩斯在《通论》中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承认他的理论来自马尔萨斯。
古典经济学坚持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决定价格，如果把价值解释为生产中的成本（即生产费用论），就会得出成本决定价格的观点。当年李嘉图等人正是坚持这一观点的，但马尔萨斯提出，决定价格的不仅有生产成本（供给），而且有需求。这种价格决定论在近一百年后的马歇尔时代才发展为完整的供求决定价格的均衡价格理论。这已经是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和基本常识了。回顾历史，马尔萨斯在他那个时代就能有供求决定价格的思想，还称不上伟大吗？
如果仔细阅读马尔萨斯的全部著作，你一定还会发现许多精辟的观点。可惜对人口论的误解使许多人对马尔萨斯有了偏见，凡“马”必反。这绝不是做学问应有的公正态度。
我们的许多经济学家善于用“阶级斗争”这根棍子来打倒一切不为无产阶级说话的经济学家。直至今日，一部经济学说史仍然是一部批判史，把每个经济学家痛打一顿之后，一部经济学说史就学完了。这绝不是马克思倡导的科学态度。历史上的经济学家当然有不完善之处（其实今天的经济学家不也如此吗？），只有我们理解他们错误的背景，并从中找出对今天有启示的东西，学习经济学说史才有意义。经济学的进步正是由包括马尔萨斯在内有这样那样错误的经济学家推动的。不能割断历史，不能苛求前人。这里用得上“理解万岁”这句话。
商而优则学的李嘉图
许多经济学家是学而优则商，则政，混了个教授、博导的头衔就下海赚钱或从政当公仆去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与这些人相反，是商而优则学，赚了钱上岸搞学问来了。
李嘉图的祖先是西班牙犹太人，由于宗教原因，逃至荷兰，其后又迁至英国。其父起先从事批发贸易，以后从事证券交易，并成为伦敦12个犹太经纪人之一。李嘉图16岁时就成为父亲事务所和交易所中的得力助手，并以眼光敏锐、精力充沛而闻名。以后他因为与非犹太女子结婚而与家庭决裂，自己从事证券交易，并成为伦敦证券交易所总务委员会委员。18世纪末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政府财政困难，发行债券，李嘉图是债券承包商，与同伙承包了1811~1815年的五届公债。1815年的3600万英镑公债在滑铁卢战争4天前发行，由于战局不明，条件极为优惠，英军胜利的消息传来之后，价格暴涨，李嘉图至少赚了100万英镑。
李嘉图在从商之余喜欢读书学习，他最初的爱好是自然科学。但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爱上了经济学。有一天他夫人生病时，他在一个巡回图书馆见到一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刚翻了两页就被吸引，于是购买了一本。从此进入经济学。这故事与牛顿见苹果落地想到万有引力定理一样，但李嘉图是在经商成功后才研究学问的，这是事实。
来自书斋的经济学家和来自实践的经济学家往往有很大不同。前者更关心理论的推导论证，把经济学作为一种智力游戏来玩，而后者更关心迫切的现实问题，从现实中得出理论。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是古典经济学的顶峰。李嘉图的这本书以抽象、难读著称，李嘉图甚至被称为经济学演绎法的创始人。但这些抽象的理论都来自当时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
长达20多年的英法战争中恐慌与黄金外流耗尽了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英国政府终止现金支付之后已处于不可兑换的纸币本位之下。纸币不能兑换为黄金引起金价上升，通货膨胀。在这场被称为金条问题的争论中，李嘉图认为，银行纸币发行量与物价水平之间关系密切，而物价水平又影响汇率和黄金流动。中央银行作为国家黄金储备的监护者，应该根据经济状况来制定信贷政策，控制货币借贷总量。李嘉图建议恢复金本位制，银行买卖金块而不是金币，并限制最低交易额（不低于20盎司）。这些建议被采用之后，物价稳定了。李嘉图是货币数量论者，他的理论正来自这场有关黄金与纸币问题的争论。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中心问题是土地、劳动和资本的相对收入份额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这些变化对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有什么影响。这种理论的基础是价值论。这是李嘉图研究劳动价值论的目的，也是李嘉图关于地主、资本家和工人三个阶级关系的基础。李嘉图对这一问题的兴趣来自当时关于谷物法的争论。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国人口迅速增加，谷物生产赶不上需求，谷物价格上涨。为了维护地主的利益，英国政府制定了“谷物法”，限制从国外进口谷物。“谷物法”的实施使谷物价格上升，工人工资增加，利润减少，这引起工业资本家的反对。“谷物法”应该保留还是取消是当时社会争论的焦点。马尔萨斯是支持“谷物法”的，李嘉图则是“谷物法”的反对者。在这场争论中李嘉图所写的《论谷物低价对于资本利润的影响》是《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起点。这本书深奥、抽象、难读，连李嘉图也认为在英国能读懂这本书的不会超过25人。由于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麦克库洛赫在《爱丁堡评论》上著文赞扬，这本书得以畅销。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分配理论都是在这种争论中形成的。
李嘉图的许多观念正是在议会的争论中形成在这场争论中，李嘉图还提出了一个在今天仍然极为重要的理论——比较优势理论。李嘉图主张取消“谷物法”，主张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斯密也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但其理论基础是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用英国与葡萄牙贸易的例子说明了，即使葡萄牙在毛呢和葡萄酒的生产上都有绝对优势，两国贸易也是有利于双方的，因为贸易的好处不是来自绝对优势而是比较优势。这种理论成为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萨缪尔森认为，如果经济学中有一个简单而绝对正确的理论，那就是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是为了证明取消“谷物法”和实行自由贸易的好处的，它来自这场争论。
在现代经济学中，李嘉图等价论又一次引起人们关注。而且，由于美国经济学家巴罗继承并发展了这一理论，提出李嘉图——巴罗等价论，而引起争论。李嘉图的理论来自当时关于如何偿还英国债务的争论。英国在英法战争中借了大量债务，战后英国议会对如何偿还债务发生了争论。一派认为应该提高税收，用税收偿还债务，另一派认为征收高税对经济发展不利，应该发行债券偿还债务。李嘉图认为，这两种做法对经济的影响是一样的，因为发行债务，仍要由以后的税收偿还。公众知道以后税收还会增加，现在就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与现在增加税收，减少消费是一样的。李嘉图等价论就是指用征收税收和发行债券弥补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结果是一样的。这个理论也产生于当时的现实问题。
李嘉图无论经商、从政（当下院议员），还是学术研究都成绩斐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