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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随机冲击也并不一定全是坏事；或者说对一些人是坏事，对另一些人还有利益。所以，应对随机事件不仅仅是消极防范，还包括利用这些冲击。能不能利用这种冲击就在于企业本身的应变能力。这次在广东发现“非典”之后，市场上醋的价格上升，江苏镇江香醋企业抓住了这一时机，24小时生产、发货，经营取得成功。相反，醋的家乡山西几乎没有任何反应。不仅失去一次机会，而且还被江苏企业兼并。山西人昔日的晋商风采已经一去不复返，醋业经营尚且困难，危机重重，哪有能力利用这个时机呢？机会只青睐有准备者。
防止随机冲击的负面作用也好，利用这种冲击的时机也好，关键在于企业本身。说得更具体点，在于企业家的素质。
不少企业家，尤其是少数民营企业家，文化素质并不高，也不想成为学习型企业家，只知埋头拉车不看路；对国内外大事不闻不问，这就无法预见到未来可能发生的随机冲击。美伊战争并不是突然打起来的，此前已有几个月的准备时期，如果每天关心局势变动，你就会知道这场仗是迟早要打的。这并不像“9·11”那样的突发事件，还是有预兆的。如果一个企业家从事中东贸易，或主要生产向中东出口的产品，你就必须关注中东局势，甚至请专家来为你分析何时开战。这样，当美伊战争真的打起来，你也不必惊慌了。
许多企业家消息太不灵通了，以致事到临头不知所措。记得前年欧盟通过了2欧元以下的低档打火机要有安全锁装置才能进口的法令后，温州打火机业一片惊慌。其实这事在欧盟已讨论了很长时间，也不是什么秘密消息，欧洲许多大媒体都报道过。但温州打火机的老板没人去关注这些消息；受到冲击能怨谁呢？
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时常会有大浪，成功的企业家就应该避开浪头的冲击而利用浪头的推力。打击只对那些无防备的人；机遇只给那些有准备的人，这种准备来自学习。
应付冲击的另一种做法是多元化经营，当然对中小企业来说，不可能像大企业那样横跨几个行业，但也可以做到不在一棵树上吊死；哪怕只生产一种产品，也可以努力实现市场销售多元化，出口到更多的地区与国家。世界各地总不会同时打仗，西方不亮还有东方亮呢！
应对随机冲击；是一个企业家必须了解的大学问。由现在做起；为时仍不晚。小亏与大便宜“非典”流行期间，有些企业贪图蝇头小利，哄抬药品、消毒用品的价格，不仅被罚款，而且失去了信誉。相反，杭州的胡庆余药店坚持不提价，多生产，尽管赔了点钱，但却获得社会的广泛赞扬。这两种企业，前者占小便宜吃大亏，后者吃了小亏占了大便宜。
“文革”中批判“吃小亏占大便宜”，还把这句话的发明权加在刘少奇同志头上。其实无论这句话最早是谁说的，的确是一个平凡的真理。对企业来说，这句话更是正确的经营之道。
市场经济中企业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在一个法制社会里，追求利润并不是为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就可以上绞刑架，而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从根本上说，企业只有向社会提供更多、更好、更便宜的物品与劳务，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求，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利润最大化的正确之处就在于通过市场调节把企业的个体利益与整个社会的利益协调在一起。
对于企业来说，实现利润最大化还要正确处理小亏和大便宜的关系。这就是说，利润最大化是长期利润最大化，而不是短期中一时一地的利润最大化。换句话说，企业只有在长期中建立合理的法人治理机制，尤其是激励机制，有正确的经营策略，以及良好的商业道德，才能真正实现利润最大化。这是企业的“大便宜”。那些惟利是图，不讲道德和信誉，甚至趁人之危谋利者，短期内可以有点小便宜，但长期中是要吃大亏的。翻翻一部企业史，有哪个企业是靠蝇头小利、不义之财成功的？
许多知名的成功大企业都是吃小亏才占大便宜的。在电视剧《大清药王》中，同仁堂乐老板坚持质量第一；信誉第一。有一次由于红参短缺，作丹参丸时药师用了白参。白参比红参便宜，但疗效也差。乐老板知道后坚决把这批丹参丸烧掉；宁可赔钱也不出售。从短期来看，同仁堂吃了亏，但却树立了品牌和声誉，这才有了百年老店。那些与同仁堂同时代的药店，经常以白参代替红参，当时的确占了点小便宜，但现在还有哪一家仍然存在呢？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现代。海尔集团当年曾经公开砸毁了质量不合格（也许只是有点小毛病）的冰箱。在许多人看来，产品有点小毛病难免，在冰箱热销的当时，同样抢手。何必吃这个亏？但张瑞敏先生坚持高质量，决不占这点小便宜。从短期看，海尔损失了几十万，甚至更多，但从今天看，没有当时吃那点小亏，能有今天的海尔吗？与海尔同时起家的家电企业不少，那些贪图一时小便宜，不注重质量和品牌者，哪一家成功了？
企业的生命是品牌和声誉。成功的品牌不仅来自创新和技术，而且来自高尚的商业道德，来自诚信。为了做到这些，在某一时期吃点小亏是正常的，这也是企业必要的成本。只有勇于吃小亏的企业，才有以后的大便宜可占。吃小亏是占大便宜的必要前提。从这种意义上看，吃小亏占大便宜这句话还是颇有点辩证法的。
我们的社会正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这是一个历史大变革时期。与任何社会一样，这个时期难免有浮躁和迅速致富梦。也正是在这种风气之下，难免有惟利是图的人和企业，为一时的蝇头小利，置大义于不顾。那些在“非典”期间借一时供求失衡的状况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生产伪劣商品的企业就是这类“奸商”。他们的确占了点小便宜，但我敢断言，他们是短命的，即使他们逃过了政府的检查，最终不仅不会有大便宜，还会有灭顶之灾。中国自古以来讲诚信为本，讲做生意先要做人。这些话是至理名言，也是企业成功之本。
杭州的胡庆余药店是大商人胡雪岩创办的。这位一代巨商，给这家药店定的调子是“不图赚钱，治病救人”。看来今天的胡庆余还是坚持了胡雪岩先生的传统的。这是他们的成功之道。这样的企业越来越多，中国的市场经济就前途光明了。
“非典”时期消费的外部性
前一时期有近万名游人到密云水库一带露营、野炊、旅游，被当地政府劝阻。这使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消费者应该有多大主权，消费者自由的限度是什么。
市场经济中，消费完全是个人行为，应该由消费者个人独立地做出决策。理性消费者以成本…收益分析为依据做出最大化消费选择是消费者不可侵犯的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保证。这正是我们所说的消费者自由，也是消费者主权的实现。
但是，消费者的自由是不是绝对的呢？消费者是不是拥有无限主权呢？我们的回答又是否定的。这就因为消费尽管完全是个人的事，但具有外部性，或者说外部效应。
经济学中所说的外部性是指一项经济活动（生产或消费）对与这项活动无关的第三方的影响。这种外部性既有有利的，也有不利的。例如，消费者去旅游，直接相关的是旅游者（获得正效用）以及旅游部门（获得收入）。但它还要影响与旅游无关的第三方。比如旅游拉动了整个经济，这是正的外部性，即有利的影响，但旅游也引起某种环境污染，这是负的外部性，即不利的影响。
市场价格机制协调的是个人的成本与收益，能实现个人的最大化。再以旅游而言，价格机制使旅游者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也使旅游部门收益最大化。当一种经济行为没有外部性时，个人最大化与社会最大化是一致的。这正是市场价格机制使个人与社会利益协调的作用。但在有外部性时，个人与社会利益并不一致。这就是说，当有正的外部性时，市场机制调节的结果是社会利益大于个人利益，当有负的外部性时，市场机制调节的结果是社会利益小于个人利益。
正因为有外部性的存在，消费者的自由决不是无限的，消费者的主权也不是绝对的。消费行为要受社会法律、制度和道德的制约。比如，消费者没有吃受保护野生动物的权力。因为这种消费行为引起的外部性——非法偷猎和野生动物灭绝——给社会带来不利影响。无限扩大消费者的自由和主权会给社会带来灾难。
当存在消费的外部性，尤其是负外部性时，市场机制对制止这种行为是无用的，这就要用非市场手段来消除外部效应。政府的各种法律和制度正是要起到这个作用。在一些特殊时期，例如当前的“非典”时期，消费的外部性更为突出——例如，在消费过程（旅游）中引起“非典”的扩散。因此，在特殊时期还应有特殊的限制。北京市发布公告禁止到怀柔、密云这些水库去旅游，就是为了防止污染北京饮用水源的外部性。这时消费者就没有到这些地方旅游休闲的权力与自由。这种对消费者的限制实际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保护消费者，而对个别消费者的放纵则是对社会不负责。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政府在“非典”期间采取的一些限制决不存在侵犯消费者权力的问题，是对整个社会的负责。消除这种时期消费的负外部性是政府的职责。
在消除消费的负外部性时，政府是重要的，但仅有政府还是不够的，每个人都要以一种对社会负责的态度消费，自动消除可能产生的消费的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