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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价值观——个人自由。
哈耶克认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一个有了权才有钱的社会，后者是一个有了钱才有权的社会。把这个意思引申一下就是，传统社会是一个不尊重财富的社会，现代社会是一个尊重财富的社会。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应该从全社会尊重财富开始。这就是要建立一套有利于财富创造和使用的制度。无论是产权制度、激励机制，还是民主政治，实际上都是以此为目标的。现代社会的人认识到财富的意义，一切思想意识和制度都体现出对财富的尊重。
不爱财富的人很少，有些人指责“铜臭”，多是文人的假清高，或者是想钱而得不到的“酸葡萄心理”使然；其实并不是不爱钱。但真正尊重财富的人并不多。社会不尊重财富，就是没有一套有利于财富创造的制度，个人不尊重财富，就是不懂得用勤劳和智慧去获取财富，封建社会说到底是一个不尊重财富的社会。
一个社会的现代化说到底是从发展生产力创造财富开始的。实现这一点的前提是整个社会对财富的尊重。真正《走向共和》的基础不是政治家们的争斗，而是尊重财富。
愿我们的国家沿着这一条路走好。
安全带不安全
自从人类发明汽车以来；车祸一直困扰着社会。随着汽车的速度越来越快；车子越来越大；汽车越来越多。车祸在一些发达国家成为“头号杀手”。
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学者拉尔夫·纳尔德的《任何速度都不安全》（Ralph Nader：Unsafe at Any Speed）一书；又一次引起了社会对汽车安全的关注。美国国会对此做出反应；通过立法要求汽车公司生产的汽车安装包括安全带在内的各种安全设备。现在；这一做法已在汽车行业得到普及。
有关安全带立法的动机无疑是正当的，这种法律的实施的确减少了在重大车祸中司机与乘车人的死亡率。但是，安全带真的安全吗？美国经济学家萨姆·佩兹曼在1975年发表了一篇文章；用统计数字说明实施这项法律之后，每次车祸死亡的司机和乘车人虽然减少了，但车祸次数却大大增加，死亡的行人和未系安全带的乘客增加了。结果是有安全带的人死亡略有减少，而其他人的死亡率大大提高。结论是安全带增加了车祸和净死亡人数。于是另一位经济学家斯蒂芬·兰德伯格写了一篇文章，副标题就是“安全带如何杀人”。
安全带为什么不安全？这就在于安全带这种制度除了减少司机死亡率的直接效果，还有间接效果。当没有安全带时，司机开车谨慎，也不敢开飞车，事故发生率就低。但这样做也有代价，那就是耗费司机的时间与精力。当减少生命风险与费力耗神的成本相比时，安全是第一位的，理性人必然愿意付出成本去换取减少生命风险的收益。换言之，没有安全带时，谨慎开车是一种理性选择。
但当有安全带时，生命的风险大大减少了，即谨慎开车的收益减少了，谨慎开车的成本并未改变。成本…收益的变动使司机敢于开飞车，满不在乎地开车，酒后驾车或非司机开车。这也是一种理性选择。这种理性选择的结果就是车祸增加了，行人与没有安全带的乘客死亡率上升了。危险才是最有效的安全保障。怪不得一位经济学家说，最有效的汽车安全设施是在方向盘上安一把匕首——这时哪个司机也不敢开飞车了，因为一出问题司机马上会被匕首扎死，减少风险的收益远大于任何成本，这时当然就不会发生车祸。
在现实中，类似安全带这样动机良好但引起不良后果的制度还有不少。旨在劫富济贫的高税收政策使成功的企业家不愿意投资；结果穷人找不到工作；更穷了。输血式扶贫强化了贫困地区的依赖心态，越扶越贫。最低工资制度使企业用机器替代工人，低收入者找工作更难；等等。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并研究制度的效果。对社会来说；重要的不在于制度的动机是什么；而在于它会引起什么效果——不仅有制度的直接效果；还有间接效果。
制度是人们的行为规则，也是一种社会激励机制。它规范人们的行为，把人们的行为引导到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方向。这正是经济学家强调路径依赖的意义。经济学家认为，理性人做任何事情时都会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只有收益大于成本，人们才会去做这些事。制度的作用就在于，使那些对社会不利的事，对个人也是成本大于收益；使那些对社会有利的事，对个人也是收益大于成本。这样的制度就能起到有效制约与引导人们行为的作用。
但一种制度对人的行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既有有利影响，也有不利影响。世界上没有只有好影响而没有坏影响的十全十美的制度。我们所追求的是好影响大于坏影响的制度。一种制度的好坏不在于动机如何，而在于效果如何。如果一种制度好的影响大于坏的影响，就应该肯定，至于它的不足，可以通过相关的制度去弥补。但如果一种制度坏的影响大于好的影响，就非取消不可。设计制度时，一定要全面分析其效果：直接的与间接的，有利的与不利的，短期的与长期的。否则，好的动机可能会引出不利的结果。
安全带确有作用，所以现在的汽车仍有安全带。但同时还必须严格交通安全制度，加大对违章驾车行为的惩罚，以便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安全带的副作用。
安全带制度并不是事关全局的大制度；但它对我们如何制定制度却有重要的启迪。只有这样去分析每一种制度；我们的制度才能成为引导社会前进的规则。
走下神坛的国家
英语中“国家”这个词的含义要比汉语中准确得多。“Country”指土地、山河这种自然意义上的国家；“Nation”指居住其上的人口意义上的国家；“State”则指统治这片土地与人民的政治体制。“State”意义上的国家包括法律、政治制度和政府。走下神坛的国家不是“Country”或“Nation”；而是“State”。
自从有了人类，就应该有制度行为规则和管理公共事务的机构。原始社会的习俗和部落首长应该就是现代“State”意义上国家的萌芽。不过，国家走上神坛，那是阶级社会产生以后的事。
阶级社会中的国家仍管理着兴修水利、道路这类公共事务，也抵御外敌，或制定行为规则（法律），但更主要的是镇压之作用，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当一部分人依靠财富或暴力取得了对其他人的统治权时，他们就成为这个社会的统治阶级；其他人堕落为被统治阶级。社会的资源是有限的；各阶级之间的利益有冲击；国家成为统治阶级维护自己既得利益、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工具。这时国家机器的核心部分是军队、警察、法院、监狱之类暴力工具。国家由为社会服务的机构变为镇压民众的工具；成为统治阶级满足私欲的手段。国家异化了；在这一过程中又成为至高无上的神，走上了拥有极权的神坛。
使国家走上神坛的是统治者自己。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真正的统治阶级都是极少数。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不仅要借国家之名使用暴力，而且要神化国家。早期是把自己作为神的代表，以“天子”自居，代表上天统治一方。以后，“神”这一套吃不开了，于是，又以人民或社会的代表自居。似乎以国家名义所干的一切暴行，都是为了人民利益。这时又用“State”这个概念替代“Motherland”（祖国），爱统治者，无限忠于统治者，成为爱国的同义语。在统治者的伪装之下，国家既神圣，又神秘，真正神起来了。
当社会实行计划经济时，国家不仅神圣；而且还像神一样万能。一切资源为国家所有，一切经济决策由国家做出。所有的人从出生到死亡，从穿什么衣服到在哪里工作；都由国家有计划地决定。国家主宰了每一个人的命运，人们只有绝对服从——像工具听主人的话一样。甚至当工具还不够，这个工具还必须“驯服”。谁敢对神坛上的国家有点异议，那就让你灭亡。这时国家走上了神坛的顶峰。
当国家走上神坛的顶峰时；它的下坡路也就开始了。是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给神坛上的国家以致命打击。
现代化过程包括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这两个方面是互为因果，又互相促进的。国家正在这个现代化过程中走下神坛。
现代化是从一场名为“文艺复兴”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始的。这场思想解放的核心是对人权的尊重，把人作为人，实现“天赋人权”的平等。当我们跪在掌握国家机器的统治者面前时，我们认为自己是渺小的，而这种愚昧正是构建国家神坛的基础。当我们站起来时，我们才发现自己与他们一样高大，这时神坛上的国家就不那么神秘而全能了。
当然，真正能使人站起来的还是经济。市场经济的前提是私人财产权得到保护。人拥有资源的占有权，就有了使用权，就有了经济决策权。这种财产的占有与使用权是排他的，当然也排斥国家的干预。当国家无权在经济上控制个人时，这个神坛的经济基础就不复存在了。国家何时从上面走下来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伴随着经济市场化的是政治民主化。在传统社会中，统治阶级总是以暴力窃取国家政权，无论它是以神的名义还是人民的名义，背后的实际力量还是来自暴力。逐鹿中原；谁夺得了政权；谁就自封为代表国家；代表神或人民实行铁腕统治。而民主社会中掌握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来自选举。谁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谁才能代表国家。来自人民的国家代表揭去了那层神秘面纱，以其平凡的姿态出现。它没有神圣或全能的光环，不再是统治和压迫人民的工具，它由天上回到了人间。
走下神坛的国家返朴归真，回归其最早曾有过的职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