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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让服务员给我拿书，不想服务员先说一句“为人民服务”；我马上明白了；这是“文革”中买东西先要对答语录的习惯（姜昆在相声《如此照相》中讽刺过这种做法）。当时北京不太流行这一套，没想到这种小地方尚有此“风俗”。不过对这一套“切口”；我并不陌生，想都没想，马上答之“完全、彻底”。“切口”对上了，书就拿出来了。精装本，1。7元一本，还是1958年出的。我买下此书喜滋滋地回到驻地，在书的扉页上写道：“长征途中购于湖北省黄冈县，66。12。10”。写完意犹未尽，又写了一段“黄冈者，古之黄州也，苏轼被贬曾作官于此，并在此游假赤壁，写了千古传诵的‘前后赤壁赋’和‘大江东去……’。游黄州，思古人，真是感慨万分，难以言传。”
这是我在那次三千里的“长征”中买的惟一一本书。我把它背到井冈山，又背回北京，以后几经搬迁，这本书始终没丢失。这本书看过后，内容并没有留下多深的影响，除了在长征途中看了一遍外，也没再看过。我留下它，更多的还在于这是我步行三千里到井冈山“朝拜”时的留念。那也是一段历史。内部书店购书记
1967年下半年，听说西单有一家内部书店，可以凭介绍信去买各种“封资修”的书。于是我与几位在北师大中文系读书的朋友开了一张介绍信就去了。
书店是有的，也的确可买书，但不让进去，由自己把书单递上，服务员为你找书。我们并不知道这规矩，只好临时在外面写单子。买书本来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真要列单子，一时不知该写什么。写的单子上还是没有的书多。不知是当时的确读书无用了，还是爱书者知道这家店的人并不多，来的就我们几个人。看样子店里管事的老先生还是相当和善的，于是就请求他让我们进去挑几本。开始他还坚持原则不让进去，架不住我们几个人“嘴甜”；一口一个“大爷”；好话说了一大堆，“大爷”也叫足了，他才让我们进去，不过又限制不许超过一小时。还说如果再有人来，我们就得赶快出去，否则别人也要进来就没办法了。
进去后看到书真多，都是旧书，不知是以前收购的旧书，还是抄家得来的。看着哪一本都是如花似月，都想买，但口袋里的钱也就十多元，真正遇到了资源稀缺性和欲望无限性之间的矛盾，真不容易做出决策。当时我想自学英语，看中了一套英国Longman出版社的《基础英语）（Essential English Students；4册）这套书还不是“原配”；两册是外文原版，两册是“文革”前国内出的影印版，没得说，当时决定买下。我就是靠这套书自学了英语。这套书已用去3元多。对于普列汉诺夫的书，我一直情有独钟，这次看到了他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博古译，三联书店出版，原价1。05元，现价仅0。32元。这本书我在“文革”中认真读了数遍，上面写满了眉批，至今仍在我的书架上。还买了一本由罗果夫、戈宝权编的《普希金文集》，时代出版社1955年出版，原价1。82元，第二次进海淀中国书店1。27元，这次仅0。91元。这本书也成为我“文革”中的精神食粮。当有朋友们境遇不佳时，我总是把普希金的《致西伯利亚的囚徒》抄录给他们。还买了一套《俄罗斯作家的故事》和我最爱读的小说《牛虻》及其他几本。这样算下来已有近10元了。
书不敢买了，甚至也不敢看了。这时突然看见一套《泰戈尔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本，共几本我忘了，才5元钱，但犹像许久，终没敢买。正在这时我一个朋友发现了一套《战争与和平》，董秋斯译，我们都很喜欢这套书，4本不过4元钱左右，但独资都买不起，于是我们俩人合资买了这套书。我读完后给了他，现在应该仍在他那里。前几年见到他，他还提到这套书，说该还我了。我说，算了吧，现在我有董秋斯和刘辽逸两个中文本和一个英文本，那套书你就作为纪念吧！
书买到这时，每个人都有所获，不过由于货币不足；买的都不多，只是遗憾多。回来后大家小聚一下，各自看看相互买的书，颇为感谢那位不坚持原则的老人。
也许是不容易买来的书更珍贵吧，这些在内部书店买的书以后读得颇认真，历经磨难之后留下的几种都被作为珍品保存着。买《史记》和《资治通鉴》记
那是在东北时；大约20世纪70年代吧；由于毛主席的偏好；《史记》这类古书可以出版了。于是我就想购买一套《史记》和《资治通鉴》。但当时这种书印数有限，控制发行，要买到也不易。尤其当时我们林场在黑龙江巴彦县这样一个小地方，就更难了。
我听县里的一个朋友说，《史记》等这些书也快到县里了，不过每种不过一、二套。既然有希望就要谋事在人。我找了我们镇上新华书店的一个头儿，让他帮我买这两套书。他是县新华书店的老资格了，要是他弄不来，我更无希望。我提出这个要求后，他说，我帮你弄书，你帮我弄一米（一立方米）木头。我当时在林业局工作，木头是有的，管事的那些头儿的子女都是我的学生，这不难。于是，我们就“成交了”。
其实即使不求他买书，他让我给他弄一米木头，我也会办，所以，书没拿到，我把买木头的批条给他了。他也在卖力地为我弄书。大约十余天后，他告我《史记》来了五套，弄一套问题不大，但《资治通鉴》只来了两套，县革委（当时的县领导机构）肯定要留一套，只剩一套就难点了。我请他吃了顿饭，喝的还是当地名酒“玉泉二曲”。他又提出，管书的人住县城里，缺柴烧，问我能不能给他弄一米“拌子”（一立方米烧火用的木头）。当时林业局职工每家每年四米“拌子”；非林业局职工当然就没有。我也知道他们的难处，当时就答应了。反正找领导批一米“拌子”也不难，实在批不了，把我的指标给他一米就行了。过了一周，他告我书弄来了，让我把“拌子”批条给他。我很快办好了批条。于是这两套书终于弄到了。拿回这两套书的那天，我又高兴地喝了一杯，还写了一首打油诗，可惜现在不知夹在哪本书里了。
当年，《史记》一套10元，《资治通鉴》一套30元，共40元，是我们一月收入的50％左右。花这么多钱买这些书；当然要请示妻子。妻子对我买书一直坚决支持；无条件批准。这次虽然钱多；但她仍然照批不误。书买得不易，就要认真看，我特意借了一本解放前中华书局出的《词海》，认真读完了《史记》除表之外的内容，有些名篇还自己译为现代文，并背诵。《资治通鉴》只能说翻了一遍，重点读那些故事性强的内容，如“玄武门之变”等。我现在书架上的《资治通鉴》仍是原来那一套，《史记》在离开东北到北京上研究生时送给了一位朋友，回来后又买了一套。
书店的那个头儿以后总想用书换木头。不过我觉得这笔交易不合适，总找领导批木头，人家还不把你当木头贩子。所以，也没有买到什么像样的书。买“垃圾书”
在东北时，我的收入还不算低，我们是林业局职工，每人仅林区津贴就15元，有钱了，就想买点书，可惜那时能买到《史记》、《资治通鉴》这样的好书的机会并不多。但又想读书；所以尽管知道是“垃圾书”；也不得不买。
这种垃圾书有两类，一类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品”；如什么《虹南作战史》、《牛洋田》、《西沙儿女》这类为“四人帮”所肯定的文学作品，或者像《望云峰》这种写抗美援朝的书。说实在的；当时我也不认为这些书怎么样，但没什么看，这些书也不贵，就买了。另一类是上海等地出的一些刊物，如《学习与批判》、《自然辩证法》、《朝霞》等。这些刊物发表梁效之流“四人帮”御用文人“批儒”的文章。文章之不讲理也算空前绝后。但总比看《人民日报》和《红旗》强一点，有点历史知识（尽管有些在歪曲历史），《自然辩论法》中还有点自然科学知识。我从这些杂志的创刊号买起，一直坚持到粉碎“四人帮”之后这些杂志倒台。1978年我离开东北时把这些杂志和书籍都作为垃圾处理了。现在想来，实际上留下来也没什么不好，何况现在有全套这些杂志的人并不多，说不定以后还可以拍卖一个高价呢！可惜当初没有这种眼光，现在悔之晚矣。
那时，我几乎每年回一次北京，回来一定去书店，看看有什么可买之书。有些书当时还不认为是“垃圾”（前一种是知“垃圾”而买），但从现在来看也属于“垃圾”；如我买过一套近代史小丛书；包括《义和团运动》、《太平天国》等等。当时是认真地作为历史书买下来，认真读，并且根据这些书向学生讲历史课。现在想来，这些书观点错误、史实歪曲，也是“四人帮”那一套文风。我自己中毒，还让学生也中毒，比一眼就能认出来的“垃圾”还坏。其实认真想来，在“四人帮”文化专制之下，好书哪能出版呢？所以在这个阶段，除了买一些《史记》之类名著，有意义外，其他“垃圾书”真不少。这些书早被我送进了历史的“化浆池”；几乎没有留下来。甚至连郭沫若著的《李白与杜甫》也被我处理了。因为我觉得郭老在那本书中以“卷我屋上三重茅”和“恶竹恨不砍万竿”这些诗句，判定杜甫是大地主，实在有失大家风范，匪夷所思。读过后就觉得买上当了，反正五毛一本，处理完就得了。
“文革”中买书不易，买好书更不易，所以，买到的书即使是“垃圾书”都读过，好书更是读了几遍。如今买书易，买好书也易了，但不少买了的好书，倒没有认真读过。也许要忆忆买书的苦，才能珍重今天自由买书之甜。我把这段经历写出来，就是希望年轻一代，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多读书，读好书。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