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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看有点“失道寡助”了，但还不甘心，嘴不敢硬了，就求她，“这是我借别人的书；没收了回去不好交代”。我还让她看了看书上写的名字和我的工作证，证明这一点。她说，“这好办，我们撕一半，你把另一半给他，让他也别看这种封资修的书”。我一想，我看了差不多一半了，让她把前一半拿走算了，还能看完。因此；我准备撕下前半本给她。没想到她比我聪明，早看出我的“狼子野心”是接着看完。她说，“别想美事，一半是从中间横着切一大半”。我一听，碰见这么聪明的姑娘真没治了。她还不饶我，告诉我：“我们还要让你自己愿意交，要是不交，现在马上开批判会，下车后连你交给派出所。”
她正严厉地指责我，列车长过来了，问出了什么事？她把我的“罪行”汇报了，然后要求列车长把乘警叫来处理我。我一听要动用无产阶级专政力量，也有点毛了。列车长年长一些，看来并不想把事闹大，对她说，“算了，他把书交了就算了”。又对我说；“出门带这种书干什么，不是找麻烦吗？”听他的口气还是善意的。我就此顺杆往下爬，同意交书；连半本书也不要了。
一切都结束了，我以为事情就这样完了。晚饭后听“新闻联播”。当广播结束时，那个女批判手又来了。她搞过“三敬三祝”；念完语录之后大声说：“解放军同志们，今天就在我们车厢里，还有人看封资修的书，这说明阶级斗争还是激烈的。这个人看来还年轻；但中封资修的毒不少。今天晚上我们的批判会就以这件事为例，批判刘少奇之流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我一听坏了，把我当批判对象了，这解放军要发动起来，我岂不陷入人民军队的汪洋大海了？岂不有灭顶之灾吗？事已至此，我也没办法，只好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浇的架式，准备迎接“革命洗礼”。
没想到车厢里分外静，没有一个人发言，大家都是呆坐着听她的。她一看批判不起来，又不敢说解放军的不对。只好一遍遍发动群众，她还点附近一些人发言，谁都是摇摇头。她一看没办法，先自己批了一通，然后让我们分小组（对面坐的人是一组）批判。她走到我们这里，告诉大家：“事情发生在你们这里，你们要好好帮助他，他还不是阶级敌人；但事情是严重的，我看，让他先做个深刻检讨；挖挖根源；然后大家帮他分析。”我只说了一句，“我不该看这种书……”。正在这时；列车长出来把她叫回去，说有事。这下又把我救了。这小丫头一走，当然更没人发言，我也不检讨了。过了一会，她没回来，一场批判会就在无言之中结束了。经过这一下折腾，大家连说句话的兴趣都没有，睡觉了。这一夜我也没睡好，真怕那丫头又来什么“幺娥子”（东北话“坏主意”）。第二天起来，快到北京了，我们在她带领下做完“三敬三祝”；不久就下车了。临下车时我向那位解放军道谢，他只说了一句：“这年头；什么地方都要小心。”
事情过去30多年了，当年的那个小丫头现在也该当奶奶了。也许她早忘了这件事，但每当我看到书架上的德莱塞的书时，不免又想起这一场闹剧。小马的书仍然没还上，好在当时他就没把这当回事。
“文革”中购书记——读书经历之三
现在的书刊市场真繁荣，面对许多装帧精美，内容诱人的书，真不知道该买什么。走到书店信手买几册自己中意的书，拿回来慢慢欣赏，真是最大的幸福。每当这时，我又会想起“文革”中买书之难。正如一首歌中唱的“我有钱时没时间去桂林，有时间时又没钱去桂林”；那时买书也是有钱时没书可买，有书了又无钱可买。但越是买书难，买到的书越是珍贵，买书的回忆也格外甜蜜。买《法国革命史》记
从小学到大学，“革命”是我们心中最崇高的词汇。“文革”开始时；我仍对这场革命充满了向往与神秘感，觉得这一定是一场可与法国大革命同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法国大革命是什么样？其实我们也并不清楚。正在这时；我在海淀新华书店看到一本《法国革命史》。
法国学者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我是久闻其名，但没读过。这本书由北大历史系杨人教授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精装本；看上去极漂亮，定价不到2元钱。一见此书，我立生爱意，想买下来。可惜拿出钱包来，内中只有不到一元的零票，不够买这本书，只好放回。
回来以后朝思暮想的就是这本书，又不好意思找同学借钱，只好作罢。偶尔去书店时；还看它一眼，或拿出来翻一翻。过了不久我们义务献血，说是义务献血，实际上可以吃半个月营养灶，还发20元补贴。那时；这20元可是一大笔财富。拿到这笔钱后；第一件事就是奔书店去买我心仪已久的《法国革命史》。可惜书已经没了，不知谁捷足先登买走了。我懊悔极了，一再央求售货员帮我再找一本。售货员看我那迫切的样子，也很同情。她在书架和下面的书柜找了半天没找到，又到库房去找。过一会她出来告我，库里也没有了。看到我失望的样子，她说，她到其他书店帮我找找，让我过几天再来。不几天后，革命风暴来临，书店几乎只剩下马列和毛主席的书了。我买《法国革命史》的愿望落了空。
也许那时还年轻，对这本书总不能忘怀，似乎没买到是天大的遗憾。到什么地方的书店都不忘找这本书，但始终没找到。这个情结也就没解开，甚至有一次做梦还见到这本书，不过梦一直没变成现实。大概是1974年回北京，终于在一家内部书店看到这本书；不过是平装本上、下两册，1。4元一套。书是买到了；但当初迫切想读它的心情没有了。因为那时经历了“文革”；自以为知道了什么是“革命”。革命的确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一场灾难，还看它干什么呢？考回北大当研究生后；才把这本书作为历史看了一遍。书还是一本值得一看的好书。买《鲁迅全集》记
“文革”开始后，我堂弟到北京来串联，白天我们一起出去玩，晚上住在我们宿舍。不久我们一起回到太原。她母亲（我婶婶）一定要给我30元钱，说是堂弟住在我那里，这是他的花费。我推辞不过；就收下了。
当时30元真算一笔钱，我回来后就想用这笔钱买点书。我一直想买一套《鲁迅全集》，当时这套书10卷22元，平时买不起，这次有了这点钱就想买一套。那时，北大书店仍然营业，我常去光顾，与管事的一位老先生有点头之交。我去问他有没有《鲁迅全集》；他说；这书现在不让随便卖了；因为注释是周扬组织人写的；有问题。他又告我；不过开介绍信可以在海淀区书店买出来。
那时学校的机构已被砸烂；介绍信是由各个群众性造反兵团开的。我尽管不是那些兵团的骨干成员，但开张介绍信还不难。于是我找到当时北大井冈山兵团，让他们写一个介绍信。上写“海淀新华书店负责同志：我兵团大批判组急需购一套《鲁迅全集》批判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周扬等“四条汉子”用，请予支持。”我拿到这封介绍信就到海淀区书店。进门时，突然想到，当时北京造反派组织有“天”“地”两派之分；北大井冈山属于“地”派，如果海淀书店是“天”派掌权，我这介绍信岂不无用了吗？于是，我没敢进办公室，先看看大字报，问问群众，看看掌权的属于哪一派。了解了半天，知道掌权的也是地派，才放心进去。接待我的人是个年轻人，看了信，他问我，“你们图书馆有这类书，借一套不就得了吗？”我马上说，“图书馆让新北大公社（天派）那帮人占了（其实也不是事实），借不出来，只好买一套。”那时，阶级亲体现为帮派亲，既然是一派，他就批了可以买一套，并在介绍信上签了字，告我去办手续、交钱。
到财务室交了钱，拿了取书单，财务室的同志告我要到书库去取书，书库在另一个地方。我只好又去找书库，去时人们已经下班了。第二天一早我就又去书库，终于拿到了书。用一点小小手段买到了心仪已久的《鲁迅全集》，真是高兴。回来就从第一卷读起。
以后我从北京到东北，又从东北到北京，其间搬了许多次家，不少书都丢了，只有这套书一直保存得很好，至今仍在我书架上。“文革”期间在东北林场我认真读了一遍，也写了点读书笔记，记下一些妙语。对这套已有些发黄的书，我一直很看重，尽管现在有了更好的《鲁迅全集》版本，但我始终没有“喜新厌旧”。这套书毕竟包含了一段历史。
“大串联”中买了一本书
“文革”中；中央号召红卫兵去步行长征；经风雨见世面。当时；学校里打派战乱得很，于是我们班与物理系一个班的十几个人组成“长征队”；从北京向井冈山走去。
从北京到井冈山，步行要走3000多里，一路艰辛自不必说。但我每到一地，只要有可能一定要到书店去逛逛。其实那时的书店没什么书，见书店就想逛逛，无非是一种习惯。
1966年12月中旬，我们走到了湖北省黄冈县，这里曾是苏轼游赤壁之处；又是林彪的故乡；我们多住了几天，看看长江风光，也游游苏轼当过官的故地。有一天我信步走进了书店，突然发现一本苏联卢森贝写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说发展概论》，是三联书店出版的。记得上《资本论》课时，老师说这是一本值得一看的书，何况卢森贝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权威，我们学经济学说史就用他写的《政治经济学史》。在这年头；在这个小县，居然能见到这本书；我喜出望外，决定买下来。
我让服务员给我拿书，不想服务员先说一句“为人民服务”；我马上明白了；这是“文革”中买东西先要对答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