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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由于体制因素1994年以前国际热钱没有合法途径进入中国的话，那么1994年初的外汇体制改革；1995年底的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则给了索罗斯一个意外的惊喜，使其有了渗透中国的可能。
1995年，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利率高悬，而且当时通货膨胀接连攀升，促使银行利率不可能掉头往下，所幸的是，索罗斯再度被拒之门外。香港是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内地的资金周转中心，在港市与美元联系汇率下气港市存款利息比内地人民币存款利息低4％，因而吸引大量中资机构和香港本地华人金融机构利用香港国际银行抵押资产融资，将资本利用各种政策“灰色”地带或地下黑市渠道汇人内地以合法的“贸易结汇”的方式套息。
1996年一年间，许多香港资金以进口远期信用证的形式打入内地，以此来掩盖其资本项目往来的投机目的。有的省份1996年与1995年相比，进口额增长幅度远低于同期进口远期信用证累计开记金额的增幅，这便是入境游资的证明，索罗斯等人混迹其中恐怕亦无人知晓。
现在中国出口企业流行吃“融资洋快餐”，即国内出口商收到买方开立的境外银行信用证，并押存于融资银行，再由外资银行给出口商提供融资，用于支付购买原材料等所需的资金。这种只能用于生产或贸易性的流动基金，融资期只有3个月至1年，如今已成了索罗斯之流进入中国市场的“护身符”。
据《中国金融时报》报道，来自几家期货交易所的信息表明，索罗斯早就对中国期货市场虎视眈眈，尤其是1995年中国期货市场异常火爆的那段时间，碍于政策所限，索罗斯等投资者往往利用合法的外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独资子公司，子公司以交易所会员身份进入期货市场。无奈当时期货市场多空双方拼得两眼出血，把对方的身份以及资金的来源实力弄得一清二楚，在境外观望的索罗斯等人看到自己一举一动都被中国人摄人眼中，便不敢轻举妄动。
金融界人士认为，由于中国金融系统相对封闭，国际短期资本毕竟在中国活动空间有限，一则中国利用外资政策是吸引外资直接投资，向长期资本倾斜，对短期资本流入控制较严，使索罗斯等人不禁望洋兴叹；二则国内金融市场本身发育程度较低，投资品种较少，进出不便，索罗斯等人也不敢冒然闯入，否则，一旦陷入泥泽便不能自拔；三则中国正处于经济转折进程中，不利因素较多，短期内不可能发生类似墨西哥或东南亚那样的金融危机。
尽管如此，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对开放金融市场更加小心谨慎；东南亚货币市场动荡不安，索罗斯四处巡戈，以待战机，中国对维持港市稳定更感压力重大。有关部门正在密切注视东南亚金融市场动态，急谋对策。香港金融管理局7月以来连续干预市场，以防港市受到投机性冲击。
墨西哥金融风暴和东南亚货币危机主要是由索罗斯一人造成的。本来，从理论上看，国际游资适度的套利和套汇活动有助干活跃金融市场，也有利于东道国改善国际收支状况。“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无论是墨西哥还是东南亚，本国经济问题才是索罗斯兴风作浪的温床。一昧指责索罗斯是导致本国货币贬值的元凶，骂其是“无耻的投机者”，无疑是本末倒置。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既对索罗斯的流窜有所防范，而且还不会阻止短期资本的正常流入，以伺机斩索罗斯于马下，是个需要深入探索的课题。
附录一美国《商业周刊》载文：
警告东南亚！
在7月2日促使泰铢被迫贬值18％后，货币投机商们又把矛头对准了其汇率与美元挂钧的邻近国家。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货币相继下跌，并可能会进一步贬值。下一个有可能轮到新加坡元，特别是因为该国经济尚未从去年的衰退中恢复过来。薪加坡股市今年已经下跌了16％。香港贝斯腾亚洲公司经济师约翰·西尔警告说：“人人都有危险。”
亚洲的灾难是5年来震撼了全球货币市场的竞争性贬值当中最新的一幕。
东南亚的情况比其他地区要严重。该地区的确有一大长处：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储蓄率和投资率是世界上最高的。但是，像拉美人一样，亚洲人曾经花钱大手大脚。现在，像欧洲人、墨西哥人甚至日本人一样，亚洲人正在为此付出代价。DIR/麦克格劳一希尔公司亚洲经济学家奥罗拉说，亚洲人还被迫“对必须采取什么措施才能保持经济的长期健康持较为现实的态度”。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只有恢复其对货币政策的控制，才能重新获得信誉。各国政府将必须对从资金市场到产业规划的一切都进行改革，才能避免殃及邻国的进一步的货币贬值。
然而目前，明确的对策是依靠贬值的货币来实现出口增长。亚洲的货币灾难对取得了多年惊人增长的一个由出口带动的经济模式的根基是一个考验。但是，由于十多年来大量出口半导体等货物，决策者们和货币市场被冲昏了头脑，没有认识到东南亚人用来推动经济增长的体系的缺陷。这包括倒闭的银行、过热的房地产市场、不断拉大的贸易逆差、工厂过多和中国的激烈竞争。
实际上，中国制造商在其比价被人为压低的人民币帮助下，正在把东南亚的服装、电器和”电信设备生产者挤走。与此同时，在钢铁和石油化工等重工业中，小虎们与韩国和前苏联国家竞争遇到困难。
在全东南亚，经济回升都将被银行系统的薄弱所掣时。除非决策者们迅速制订方法来实现银行呆帐的证券化并摆脱这种负担，否则一些国家的政府可能到头来不得不把不多的财力用于紧急财政援助。银行向创造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的新创建企业贷款的能力将会减弱。
这场危机还迫使各国政府对经济增长采取现实态度。它们将必须开发金融市场，以便于银行将房地产贷款证券化，并使各公司实现外汇储备多国化。DIR／麦希公司的奥罗拉说，更重要的是，领导人们必须“找到新途径来给其经济注入活力，鉴于劳动力和资本都不再像以前那样廉价”。
吉隆坡国际招商银行执行董事甘朋说：“吃一堑长一智，今后要量人为出。否则金融市场就会强迫你这样做。”经过本月的风风雨雨，这是东南亚人将很难忘怀的一次教训。
（美国《商业周刊》，1997年7月28日）
第三节 如何面对索罗斯——专家的话
人们对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记忆犹新，东南亚金融风暴又再次使新兴国家想起了“龙舌兰酒效应”——不应陶醉于“热钱“涌来的欣喜中，要想到其可能外逃的潜伏危机。
中国的专家在反思这两次金融动荡时普遍提到，金融开放是大势所趋，但开放的步伐应循序渐进。在人民币实现了经常项目可兑换之后，必须警惕国际短期资本势力——如索罗斯之流——可能混人经常项目之下，进入中国进行套利活动。
首先应当承认，金融开放是一个国家与世界经济接轨，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条件。正因如此，中国在谋求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中，顺应自身改革开放的需要，改变了延续几卜年的固定汇率、严格管制的制度，在人民币井轨，导人更多的市场因素之后，又提前四年兑现了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的可兑换。对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的试点也在上海浦东展开。
目前中国对资本项目仍有严格的管制，对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也有一定的限制。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建立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因而不少专家认为，现在想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兑换为时尚早。
中国政府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宏观调控，综合运用经济、行政、法律手段，重在抑制通货膨胀，又防止经济大起大落，终于实现了“软着陆”，令世界刮目相看。
1997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保持在9．5％，物价涨幅仅有1．8％ ，外贸出口增长26％，外汇储备突破1200亿美元。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陶礼明认为，中国此次之所以没有受到索罗斯飓风的冲击，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未放开资本项目的管制，索罗斯无法直截了当，随意地冲击中国金融市场。
陶札明同时谈到了除外汇管理制度这一本质差别以外，中国经济环境较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他说，泰铢采取的是盯注美元的制度，曾经有效地促进了泰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但近乎这种长期不变的汇率制度亦显示出消极面，因而越来越多的国家放弃”了这种汇率制度，转向浮动汇率。
中国五矿进出口商会副会长周世俭说，放开金融市场可以更大范围、更大限度地利用外资，同时应当警惕索罗斯此类“飞燕式的投资”，这种资本一有风吹草动就抽走了之，风险极大，墨西哥金融危机就是一大教训。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陶湘认为，中国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如《证券法》尚未出台，一旦放开资本市场，索罗斯爆炒A股又如何是好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部长张小济说，在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的可兑换后，应当堵塞漏洞，完善管理，防止索罗斯混人经常项目。不能认为外汇储备多了，就可以放松资本项目的管制，中国目前尚没有达到这个阶段。他说，只有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真正提高了，银行的不良资产才能切实降下来，因而加紧国有企业改革是根本。而中国通过宏观调控，使过热的经济降温，对过热的房地产和股市进行适度引导是对的，实行“适度从紧”的政策也是必要的。
其实，外国金融风波不仅仅给中国以稳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