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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性”主管机构，以便在他们所拥有霸权的区域内把它们的意志强加给小国。这里面的
确有许多的“现实主义”成分，用这种手法可以使计划当局披上一层“国际”的伪装，
这也许便于创造条件，使得唯有国际性计划才是切实可行的，也就是说，实际上是使一
个唯一的占统治地位的强国独揽大权。但是这一伪装并不会改变以下事实：对于所有小
国来说，这将意味着有甚于丧失一部分明确规定的政治主权，它们还要完全地从属于一
个外来的强力，对于这种强力，它们不再可能进行真正有效的抵抗。
有意义的是，最为热心地拥护一种集中管理的欧洲经济新秩序的人，竟也像他们的
费边主义和德国的鼻祖一样，表现出完全漠视各小国的个性与权利。与在国内政策问题
上相比，卡尔教授在这一方面更代表英国向着极权主义发展的一种趋势，他的看法也已
经引起他的一位同行向他提出一个非常理直气壮的问题，“如果纳粹对待较小的主权国
家的行径真的将成为一种普通形式，那么这场战争是为了什么？”那些留意过最近某些
在像伦敦《泰晤十报》和《新政治家》杂志这样大不相同的报刊上发表的有关这些问题
的言论已经在我们较小的盟国内部引起多少紧张不安的人，将不会怀疑，就连在我们最
亲密的明友们中间，现在这种态度也引起多少愤慨，并且如果听从这些建议者的话，战
时留下的善意印象又将多么容易烟消云散。
当然，那些这样轻易去蹂躏小国权利的人，有一点是对的：如果不管大国小国都在
经济领域内重新取得不受限制的主权的话，我们便不能指望战后有秩序或持久和平可言。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把甚至在一国范围内还不曾学会善加运用的权力赋予一个新的超
级国家，要授权一个国际主管机构去指导各个国家如何使用它们的资源。这不过是说，
必须有一种权力可以制止各个国家有害于邻国的行动，必须有一套规定一个国家可以做
什么的规则，以及一个能够执行这些规则的主管机构。这样一个机构所需要的权力主要
是否决性的，尤其是它必须能够对一切限制性措施说一声“不”。
我们现在普遍相信，我们需要一个国际经济主管机构，而各个国家又能同时保持其
不受限制的政治主权，这远非属实，实际情况几乎恰恰相反。我们所需要和能够希望实
现的，并不是把更多的权力集中在不负责任的国际经济机构的手里，而是相反赋予它一
种更高的政治权力，它应能制衡各种经济利益集团，并在这些利益集团之间发生冲突的
时候，由于正是它自己不参与经济角逐而能够真正保持公平。我们所需要的是这样一个
国际政治主管机构：它无权指挥各个民族必须如何行动，但必须能够制止他们作损害其
它民族的行动。必须委托给国际主管机构的权力，不是近年来各个国家所僭取的新权力，
而是一种没有它就不能维持和平关系的最低限度的权力，也就是说，基本上是那种极度
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国家所拥有的权力。并且，甚至比在一国范围内更为紧要的是，
应当由法治来严格限制国际主管机构的这些权力。当各个国家越来越成为经济管理单位，
越来越成为经济主体而不仅是监督人，任何摩擦也就都不再是个人之间的、而是作为经
济管理单位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摩擦，对这种超国家主管机构的需要当然也就变得更大
了。
在一种国际政府形式下，应把某些严格规定的权力移交给一个国际机构，而在其它
各方面，应仍由各个国家继续负责其国内事务——这种形式当属联邦制形式。我们应该
不容许在有关“联邦”的宣传盛极一时的时候以一种全世界的联邦制组织的名义提出许
许多多考虑不周的、常常是极端愚蠢的主张来混淆这样一个事实：联邦原则是使各个民
族能够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国际秩序、而对他们合理的独立愿望并不加以非分遏止的唯一
形式。诚然，联邦制只不过是民主政治运用到国际事务方面，是人类迄今发明的和平转
变的唯一方法。不过，它是一种赋予政府有着明确和有限权力的民主政治。撇开把各个
国家合并为一个单一的集权国家这种更为不可实现的理想不谈（这种集权国家的吸引力是
远为显而易见的），它是实现国际法理想的唯一途径。我们一定不要自欺欺人地说，在过
去把国际行为规则称作国际法时，我们所做的已经超越了仅仅表示一气虔诚的希望的程
度。当我们希望防止人们互相杀戮时，我们不应满足于发表一个杀人是不合宜的宣言而
了事，而应给予主管机构一种禁止它的权力。同理，如果没有一个权力机构把国际法付
诸实施，就不可能有国际法。建立这样一种国际权力机构的障碍主要在于一种认为该机
构必须掌握所有的、现代国家所拥有的、实际上是无限的权力的观念。但由于联邦制遵
循分权原则，这绝对不是必然如此的。
这种分权制不可避免地既限制整体的权力，也将限制各个国家的权力。不错，现时
流行的许多种计划也许会变成完全不可能。但分权绝不会成为对所有计划的障碍。实际
上，联邦制的主要优点之一，便是它能够这样来设计：使得大多数有害的计划难于实现，
而同时却给值得期望的计划大开方便之门。它能阻止、或者我们能使它阻止多数种类的
限制主义。它使国际性计划限于那些能够取得真正的一致意见——不论在与之有着直接
利害关系的“利益集团”之间还是在一切影响所及的人们之间——的范围。那些能够由
地方实行而无须限制性措施的可取的计划形式是完全由地方自由决定的，而且决定权操
纵在那些最有资格对之负责的人的手中。我们甚至可以希望，在一个联邦内部，使得各
国尽量强大的那些同样的理由也将不再存在，过去的集权过程在某种程度内可能被扭转
不过来，而且把国家的某些权力下放给地方当局也是有可能的。
世人想通过把各个国家分头吸收进一些大的联邦制集团组织，最终也许把它们吸收
进一个单一的联邦，从而终于获得世界和平——值得回忆的是，这一想法并不是什么新
鲜的东西，它实际上是几乎所有19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家的理想。从常被引用的坦尼森的
“空战”幻想开始，接下来是人民在最后一场大战以后组成联邦的幻想。一直到18世纪
的末叶，这种联邦组织，的最后成功还仍然只是一种人们对于文明进展的下一个重大步
骤所抱的不断重复出现的希望。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都可能还不充分意识到，一个由各
国组成的联邦组织对于他们的原则来说是一个何等不可缺少的补充；但是他们当中很少
有人不曾表示过他们相信这是他们的最终目标。只是随着20世纪的来临，这些希望才赶
在“现实政治”嚣张之前被认为是不可实现的空想。
我们不应该大规模地重建文明。总的说来，既然避免了中央集权这种致命因素，那
么小国人民的生活就会是更美好和更体面，而大国人民的生活就会是更幸福和更美满，
这绝不是偶然的。如果都由一个大得远非一般人所能测度或理解的组织所独揽一切权力
和作出大多数重要决定，我们将丝毫不能维护和培育民主。在任何地方，只要没有很大
程度的地方自治管理，没有对大众和他们的未来领导人提供一所国民教育学校，民主就
从未顺利运作过。只有能够学会对大多数人所熟悉的事务负责并承担起责任时，只有是
近邻的觉悟而不是某些有关他人的需要的理论知识在指导行动时，普通人才能真正参与
公共事务，因为他们关心他所了解的世界。如果把政治行动范围搞得过大，以至于几乎
只有官僚机构才能掌握有关这一政治行动的必要知识，那么个人的首创性一定会减弱，
我相信那些诸如荷兰和瑞士之类的小国在这方面的经验，就连像大不列颠这一类最幸运
的大国，都能够从中学到不少东西。如果我们能够创造一个适合于小国生存的世界，那
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
但是，只有在一种既保证某些规章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又保证有权执行这些规章
的主管当局不把它们用于任何其它目的的真正的法律制度内，小国才能像在国内场合那
样在国际事务方面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虽然为了确保完成其执行共同法的任务，这种起
国家机构必须很有权力，但是在设计这种国际机构的宪制时，必须防止国际当局以及国
家当局成为暴政机构。如果我们不愿意用有时也可能妨碍把权力用于合乎愿望的目的的
方法来限制权力，我们将不能防止权力被滥用。在这次战争结束时，我们将会得到的最
大的机会就是：战胜的大国自己也得首先服从一个他们所有权付诸实施的规则体系，也
许应该同时获得把同样的规则加之于他国的道义上的权利。
一个有效地限制国家对个人的权力的国际机构，将是对和平的一个最好保障。国际
范围内的法治必须保障国家不对个人、同时保障这种新的超级国家不对各个民族国家施
行暴政。我们的目标既不是具有无限权力的超级国家，也不是那种“自由国家”的散漫
联合体，而必须是自由人的国家的共同体。我们在很久以来辩解说，在国际事务中，要
想照我们认为是合宜的那样去做是不可能的，因为其它国家不肯照着规矩来行事。那么，
战争行将结束，这将是一个机会来表明我们是诚心诚意的，并且表明我们自己也同样准
备接受那些我们认为为了共同利益有必要施之于他国的、对行动自由的限制。
联邦制组织原则只须善为运用，确能成为对世界上某些最为棘手的问题的最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