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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特定的行业将不可能吸纳同样数量的就业人员。届时将急需把大批人员转移到其它岗
位上去，而那时其中许多大将感到他们为这时的工作所得到的报酬不如他们战时工作的
报酬那样优厚。今后肯定要大量提供转业培训，即便如此，也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按照人们的劳务当时对社会的价值来付酬的话，那么在任何制度下仍将有许多人必
须接受他们相对于他人的物质地位被降低这一事实。
于是，如果那些工会要成功地抵制降低某些相应的个别群体的工资，那就只有两项
选择：要么行使强力，即挑选出某些人并把他们强行调到其它报酬比较差的岗位上去，
要么是必须允许那些在战时所得工资比较高而此刻又无法按同样高的工资被雇佣的人失
业，直到他们情愿接受工资较低的工作为止。在社会主义社会，发生这种问题的几率不
比在其它任何社会低；而且，大多数工人大概都不会愿意向那些由于战时的特殊需要而
被吸收到报酬特别优厚的工作岗位上去的人永久地保证他们现在的工资。一个社会主义
社会肯定会在此行使强力。对我们有关的那一点是，如果我们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不计有
人失业，同时又不愿行使强力，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采取各种希望渺茫的权宜办法，它们
不但都不能带来持久的解决效果，反而会严重妨碍我们生产性资源的最佳使用。尤其应
当提请注意的是，货币政策是不能真正救治这种困难的，它力所能及的无非是实施一种
普遍的大规模的通货膨胀，相对于那部分无法降低的工资而把其它一切工资和物价抬高
到足够的程度，而且，即使这样做，也只能用一种隐而不宣和私下的方式降低那些不可
能直接降低的实际工资，从而达到我们所期望的结果。而要把其它一切工资和收入提高
到足以调整有关群体地位的那个程度，就会带来通货膨胀的极度扩张，它所造成的动荡、
困苦和不公正将比那些所要救治的问题本身要人得多。
这个问题将要在战后以特别紧急的形式出现，它将一直把我们缠而不放，只要经济
制度本身还得至少适应那些不断发生的变化。在短期内，总是存在着一个可能的最高就
业水平，它是可以通过把所有人安置在他们碰巧所在的岗位上，也可以通过货巾的扩张
来实现的。但不能光靠累进的通胀型扩张以及阻拦由于环境的改变而成为必要的、劳动
力在各行业间的再分配来维持这一最高就业水平，只要工人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劳动力
在行业间的再分配总是要发生的，只不过稍微缓慢一些，而且会由此造成某些失业：一
味想用货币手段达到最高就业水平，这是一种结果会使自己的目的归于失败的政策。它
容易降低劳动生产率，从而不断提高只有按照现有工资用人为方法保持雇佣的那一部分
劳动人口的比重。
几乎毫无疑问，战后我们在管理经济事务方面所需要的智慧，甚至将比以往更为重
要，而且我们文明的命运最终将取决于我们如何解决那时将会面临的一切经济问题。我
们最初将是很穷苦的，而且确实是很穷苦的，并且要在英国恢复和提高过去的生活水准，
事实上可能要比在其它许多国家更为困难些。如果我们做得聪明，通过苦干和把大部分
的精力周到检修和更新我们的工业装备和工业组织上去，就会在几年之后恢复甚至超过
我们以往所达到的水平，这几乎是不成问题的。但这首先要求我们当前必须满足于可能
的日常消费应以不妨害复兴任务为限，要求我们不有要求得到比这还要多一些的奢望，
并且要求我们把以最好的方式并以最大程度地增进福刺为目的利用资源，并要求我们把
这一点看作为比我们总得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设法利用一切资源更为重要。或许同样重要
的是，我们不应当由于眼光短浅而不通过增加收入的途径、而是用收入再分配的办法去
救治贫困，这会使得众多阶层的人们感到沮丧，以致使他们变成现行政治制度的死敌。
我们绝不能忘记，欧洲大陆上极权主义之所以兴起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这个因素在
这一国家尚不存在——就是一个大的、最近被剥夺了财产的中产阶级的存在。
要避免这一带有威胁性的命运，我们在很大程度上的确必须把我们的希望寄托在能
够恢复经济快速增长的前景上，不管我们的起点多么低，这一增长将不断地把我们向前
推进。而取得这种经济进步的主要条件是：我们大家都应当准备很快去适应一个已起了
极大变化的环境，绝对不能容许出于对某些个别群体业已习惯水准的考虑而阻挠我们去
作出这种适应，并且我们应当再一次学会把我们所有的资源用到最有助于使我们大家都
变得更加富裕的地方去。如果我们要想恢复并超过我们以往的水准，我们就必须作出调
整，这些调整动作将比我们过去必须作出的任何类似的调整都要人些；而且只有当我们
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准备服从这种再调整需要，我们才能作为能够选择自已生活方式的自
由人而度过这一困难时期。让我们尽一切努力来确保每个人享有一个统一的最低水准，
但同时也让我们承认，有了这种基本的最低保障以后，个别阶层必须放弃对确保享受特
权的一切要求，必须取消允许某些群体为维持他们自己的特殊标准而排斥新来者分享他
们相对繁荣的一切借口。
有人会说，“管他什么经济学，让我们来建设一个像样世界吧”，这番话听起来很
冠冕堂皇。但是，事实上它只是一番不负责任的话。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一个世界，
大家又都深信这里或那里的物质条件都必须加以改善，我们要建设一个像样世界的唯一
机会就是我们能够不断改善普遍富裕的水平。现代民主不能默默容忍的一件事，就是在
和平时期必须大大降低生活水准甚或经济状况裹足不前，迁延日久。
有些人承认现在的政治倾向对我们经济前景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并且还通过它们的
经济影响而危及更为高得多的价值标准，这些人还易于自欺欺人：我们正在为实现理想
目标而做出物质牺牲。然而，50年来向集体主义的趋近是不是提高了我们的道德水平呢？
或者说，是不是在更大程度上出现了相反的变化呢？这些方面都不仅仅值得怀疑。虽然
我们习惯于以有着更为敏感的社会良心而感到自豪，但这一点绝不表明这已由我们个人
行为的实践证明。反过来看，我们这一代人在对现行社会秩序的不平等感到愤懑这一点
上，大概超过大多数祖辈。但是这一态度对我们专属的道德领域内积极标准和个人行为
的影响，同它对我们面对社会机器的自利和迫切需要而维护道德原则的认真程度的影响
则是大不相同的。
在这一领域里的一切争执之外已变得如此混乱不清，以致于我们有回到根本问题上
去的必要。我们这一代人很可能忘记的是，道德不仅必定是个人行为的现象，而且只能
存在于一定范围之内。在该范围内，个人有为自己作出决定的自由，而且被要求自愿牺
牲个人利益来遵守一个道德规则。在个人负责的范围以外，就既没有善，也没有恶，既
没有机会获得道德评价，也没有机会通过为自已认为是正确的事物牺牲个人欲望来表明
个人的道德信念。只有当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利害关系负责并且有牺牲它们自由时，我们
的决定才有道德价值。我们没有权利以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来博取自已无私的美名，而我
们要是在没有选择自由的情况之下做到了无私，在道德上也不足以称道。如果社会成员
每做一件好事都是别人使他去做的话，他们是没有权利受到赞赏的。正如弥尔顿所说的
那样：“如果一个成年人所做的每一件好事或环事，都是在薄施小惠、授意和强迫之下
做下的，那么美德岂不徒有虚名？善行还值得什么赞美呢？持重、公正或自治还值得什
么钦佩呢？”
在物质环境迫使我们要做出某种选择时有决定自己行动的自由，以及对依照自己良
心安排自己的生活可以自行负责，这两者是道德观念能够赖以培育、道德价值在个人的
自由决定中赖以逐日再造的唯一氛围。不是对上级而是对自己良心的负责，不是用强力
所威逼出来的责任心，这种决定在个人所重视的事物中应该为他人牺牲哪些事物的必要
性，以及对自己所做决定的后果负责——这些才是任何名副其实的道德的实质。
在这样一个个人行为范围之内，集体主义的作用几乎完全是破坏性的，这一点是必
然的，也是不可否认的。一个以减轻责任为其主要诺言的运动，它的结果只能是反道德
的，不管它所从由出的那些理想是多么崇高。在我们个人能力许可的范围内，个人救治
不平等现象的责任感已被削弱，而不是被加强；担当责任的意愿和了解应怎样去选择乃
是我们自己个人的义务这种觉悟都显然已受到损害——难道这一切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
吗？要求由当局来创造一个可取的局面，甚或只要他人都必得这样做自己就甘愿从命，
和不顾含有敌意的公众舆论、甘愿牺牲个人的欲望来做个人认为正确的事情，这两者之
间是有天壤之别的。有许多方面事情可以说明我们事实上对个别弊端已变得更为纵容，
对个别情况下的不平等现象也已变得更为熟视无睹，因为我们只把目光盯在一个完全不
同的、会把一切事情都安排妥当的制度上。甚至会像已经提及的那样，热衷于集体行动
正是我们现在若无其事的、集体沉溺于自私行为的途径，而我们作为个人倒还曾经学习
过如何稍加约束自私行为。
诚然，那些现在较少得到尊重和守持的美德——独立，自力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