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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都已经建立起来。因此，德国应当胜利地坚守岗位以御外侮，以便能够完成它的使
世界革命化的历史任务，这乃是与任何社会主义政党都有重大关系的一件事。因此，协
约国的反德战争，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那些下层资产阶级企图挽救他们自己的阶级免于
衰亡的情形相同。伦施又说，
在战前不自觉地开始的，和在战争期间自觉地继续进行的对资本的组织工作，在战
后仍将有系统地继续下去。这并不是由于期望获得任何组织技术，也不是因为社会主义
己经被公认为社会发展的更高原则。那些在今天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的先锋的阶级，在理
论上却是它的死对头，或者无论如何，在不久以前还是这样。社会主义正在到来，而且
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己经到来，因为没有它我们就再也不能生活下去了。现在仍然反对
这个趋势的唯一的人们就是那些自由主义者。
这个阶级的人们，他们不自觉地按照英国的标准来思考，包括德国整个受过教育的
资产阶级。他们对‘自由’与‘人权’，对立宪政体与议会制度的政治观念是从个人主
义的世界观得来的，而英国的自由主义又是这个世界观的传统体现，并且在19世纪50年
代、60年代和70年代为德国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所采用。但这些标准已经过时并且被摧毁
掉，正像过时的英国自由主义被这次战争摧毁掉一样。目前必须要做的事情是摆脱这些
因袭下来的政治思想和促进一个关于国家和社会的新概念的成长。在这个领域里社会主
义也必须表现出一种自觉的和坚决的与个人主义的对立。关于这一点，一个令人惊奇的
事实是在所谓‘反动’的德国，工人阶级在国家的生活中已经为他们自己赢得了比英国
和法国的工人要坚固和有力得多的地位。”
继此之后，伦施又发表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具有很大的真实性并且值得深思：
由于社会民主党人借助于普选权，占据了他们在联邦国会、州议会、市参议会、商
业争议裁决法庭、治病基金保管机构等能够得到的每一个席位，他们就深深地渗透到国
家机构中了，但是他们为此而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政府对工人阶级发挥了最深刻的影响。
当然，由于社会主义劳工50年来的艰苦奋斗，国家已不再是1867年那样的国家了，那时
普选权才开始实施，然而，社会主义再也不是当年的社会民主主义了。国家经历了社会
主义化的过程，而社会民主主义则经历了国家化的过程。
普伦吉和伦施转而又向国家社会主义的直接领导人，特别是施本格勒和缪勒·范·
登·布鲁克——在这里只提这两位最有名的人——提供主导思想。关于究竟在多大程度
上可以把施本格勒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个问题上，人们的意见可能有很大的分歧。
但现在很显然的是，在他1920年出版的那本小册子《普鲁士主义与社会主义》里，只反
映了德国社会主义者广泛持有的那些思想。关于他的论点只举几个例子就足以证明。
“在今天以兄弟间的仇恨互相憎恶的旧普鲁士精神和社会主义信仰是同出一辙。”西方
文明在德国的代表人物，德国的自由主义者，是“耶拿战役后拿破仑留在德国土地上的
无形的英国军队”。据施本格勒看来，像哈登堡和洪堡以及其他所有的自由主义改良派
都是“英国的”。但这种“英国的”精神将被在1914年开始的德国革命驱逐出去。
最后三个西方国家所追求的三种生存方式是以三个著名的口号为代表的：自由、平
等和共有。它们表现在自由主义的议会制度、社会的民主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的
政治形式中·····德国人的本能，更准确地说，普鲁士人的本能是：权力属于整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地位。一个人要么命令别人，要么服从别人。这就是18世
纪以来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它本质就是非自由主义的和反民主主义的，就英国的自由
主义和法国的民主主义的意义来讲的话······在德国有许多可恨的和不名誉的对
立物，但唯有自由主义在德国土地上是遭鄙弃的。
英国民族的结构是建立在贫富之间的区别上，而普鲁士民族的结构却是建立在命令
与服从之间的区别上。因此，两个国家的阶级区别的意义是根本不同的。
在指出了英国的竞争制度和普鲁士的“经济管理”本质上的区别，在说明了（自觉地
仿效伦施）自从俾斯麦执政以来，经济活动的有计划的组织己经进步性地带有更多的社会
主义形式之后，施本格勒接着说：
在普鲁士存在着一个真正的国家——就这个字的最远大的意义来讲。严格的说，私
人是不能存在的。每个生活在像钟表机械装置那样精确地运转的体制中的人在一定程度
上都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因此，公共事业的指导权不能操纵于私人手中，像议会主义想
象的那样。它是一个职位，并上每个负责的政治活动家都是一个公仆，是一个整体的公
仆。“普鲁士的观念”要求每个人都应当成为国家的公务员——一切工资和薪水都应当
由国家来规定。特别是，一切财产的管理都成为有薪水的职务。未来的国家将是一种吏
治国家。但是
必须由德国来为全世界解决的不仅是对德国而且也是对全世界的决定性的问题是：
将来是商业统治国家呢，还是国家统治商业呢？面对这个问题普鲁士主义和社会主义是
没有区别的，·····普鲁士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反对我们当中的英国。
与此仅相差一步的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守护神缪勒。范·登·布鲁克宣称，第一次世
界大战是一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战争，“我们反西方的战争失败了。社会主义
反自由主义的战争失败了。”因此，同施本格勒的看法一样，他认为自由主义是首要的
敌人。他为这一事实感到自豪，
今天在德国没有自由主义者，而有青年革命者，有青年保守主义者。但谁会是自由
主义者呢？······自由主义是一种人生哲学，德国青年现在却怀着厌恶、愤怒和
十分轻蔑的心情摈弃了它。因为对它的哲学来说，没有一种东西比它更格格不入、更令
人反感和更相对立的了。今天的德国青年把自由主义当作他们首要的敌人。
缪勒。范·登·布鲁克的第三帝国企图给德国人一个适应他们的天性而又不为西方思
想所玷污的社会主义。它做到了这一点。
这些作家绝不是孤立的现象。早在1922年，一个无所偏倚的观察家就谈到过当时在
德国可以观察得到的一个“奇怪的、并且在初看起来使人惊奇的现象是”，
按照这种看法，这个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战争，是个以精神和经济组织为武器来对
抗协约国的战争的继续，是通向实际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德国人民回到它们最好的和
最高尚的传统的转变。
反对各冲形式的自由主义，反对曾经打败过德国的那个自由主义、是使社会主义者
和保守主义者结成一条共同战线的共同思想。这种思想起初主要是在精神上与观点上差
不多完全是社会主义的“德国青年运动”中迅速地被接受，而社会主义与国家主义的融
合也在其中完成了。在20年代后期和希特勒上台以前，有一些青年人聚集在费迪南德·
弗里德所领导的《行动报》的周围，他们在知识界成了这个传统的主要的代表人物。弗
里德的《资本主义的末日》也许是这样“高尚的纯粹”——他们在德国是这样被称呼的
——的最典型的产物，它之特别使人感到不安，是因为它很像我们在今天的英国和美国
看见的那些文献，在这两个国家里，我们可以发现社会主义的左翼和右翼同样地聚在一
起，同样地厌恶一切在原有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的东西。“保守的社会主义”（以及在其它
圈子中的“宗教的社会主义”）是大批作者在它之下制造一种使国家社会主义获得成功的
气氛的标语。现在在这个国家中占优势的倾向就是“保守的社会主义”。那么，“以精
神和经济组织为武器”的反抗西方国家的战争岂不是在真的大战开始之前就几乎已经成
功了吗？
第十三章 我们中间的极权主义者
当权力本身在组织化的伪装下出现时，它会使其过人的魔力发展到足以将自由人民
的社会转变成极权主义国家的程度。
——《泰晤士报》
极权主义政府所犯下的罪行极为深重，它非但没有增加人们对这种制度可能有一天
会在英国出现的担心，反而使人们更加确信，它不可能在我们这里产生，这也许是正确
的。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纳粹德国，将我们同它分隔开的鸿沟是那么大，以致似乎在那
儿发生的事情决不会和我们这里可能出现的发展有什么关联。这个鸿沟不断地变得越来
越大这一事实，似乎可以反驳那种认为我们或许会同同一方向发展的想法。但是我们不
要忘记，50年前，像现在这种事情在德国发生的可能性，不但对90％的德国人而且对多数
怀有敌意的外国观察家（不论他们现在装得多么有先见之明）来说，都是虚幻的。
然而，正如我在本书前头所指出的那样，目前民主国家的情况不是与现在的德国，
而是与二三十年以前的德国越来越相似。当时有许多被看作是“典型的德国的”那些特
点，现在在英国也同样地司空见惯，而且有许多征兆说明它们正在向着同一方向继续发
展。我们己经提到过这个最重要之点，即左派和右派之间的经济观点变得越来越相同，
并且他们共同反对向来成为大部分英国政治的共同基础的自由主义。我们可以拿哈罗德
·尼科尔森的一段话来作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