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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斯、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之流的当政，这或许可以证明德国人性格上的邪恶，但并不
能证明这些人的得势是极权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如果同样这种制度是为达到一些重大
目标所必须的，那么为什么它不可能由一些正派的人物领导，为整个社会谋福利呢？
我们决不应当自我欺骗式地相信，一切善良的人们都一定是民主主义者，或者说，
必然会愿意参与政府工作。很多人无疑宁愿把国事委托给他们认为更能干的人去做。这
可能是不明智的，但赞成好人的专政并不是坏事或不光荣的事。我们已经听见有人争辩
说，极权主义是一种可以为善也可作恶的强有力的制度，并且，运用这个制度达到何种
目的，完全取决于独裁者。那些认为我们应当怕的不是这个制度，而是它可能被坏人来
领导的危险的人们，可能甚至想通过确保及时地由好人建立这种制度的办法来预防这种
危险。
毫无疑问，一个英国的“法西斯”制度一定会同意大利或德、国的那种模式区别甚
大；毫无疑问，假使向这种制度的转变不足使用暴力来完成的，我们还可望得到一种更
好的领导人。并且，如果我不得不生活在一个法西斯主义制度之下的话，那找无疑会宁
愿生活在一个由英国人而不是其他人领导的这种制度之下。然而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按
照我们目前的标准来衡量，一种英国法西斯制度归根到底会大大不同于它的原型，或者
更容易忍受。我们很有理由相信，在我们看来似乎是构成了现存的极权主义制度的最坏
特点的那些东西，并不是偶然的副产品，而是极权主义迟早一定会产生的现象。着手计
划经济生活的民主主义的政治家很快就会面临这样的选择：是僭取独裁权力，还是放弃
他的计划，而极权主义的独裁者不久必定会在置一般的道德于不顾和遭受失败之间作出
选择。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那些无耻之徒和放荡不羁之火，才在一个趋向极权主义的社
会里有更多的获得成功的希望。凡是没有看到这一点的人，他就还没有领会到把极权主
义和自由主义政体分开来的那个鸿沟的全部内容，还没有领会到集体主义下的整个道德
氛围和本质上是个人主义的西方文明之间的全部区别。
当然，过去已经有过许多关于“集体主义的道德基础”的争论；但是我们在这里要
谈的，不是它的道德基础，而是它的道德后果。通常，对于集体主义道德方面所作的讨
论，涉及的是集体主义是不是为现有道德信念所需要的问题；或者是，如果要使集体主
义产生出预期的结果，需要一些什么样的道德信念的问题。然而，我们现在的问题是集
体主义的社会组织的将会产生什么样的道德观念，或者说，支配集体主义社会组织的将
是一些什么观念。道德和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很可能产生的结果是，集体主义所产生的
道德和导致人们要求集体主义的道德理想，将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很容易这样认为，即
然要求实行集体主义制度的愿望来自高度的道德动机，那种制度就一定会是最高品德的
源泉，然而事实上却没有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任何一种制度都准能促进那些服务于这个
制度原定目标的各种观点。那些起支配作用的道德观念将部分地取决于引导个人在集体
主义或极权主义制度下取得成功的才能，还部分地取决于极权主义机构的需要。
此刻，我们必须暂时回过头来谈一谈在压制民主制度和创立极权主义政权之前的那
种局面。在这个阶段，要政府采取迅速的、果断的行动的普遍要求乃是这种局势的主导
性因素，人们不满意以“为行动而行动”为目的的民主程序的缓慢而不灵活的进程。这
时，正是那些似乎具备足够的力量与决心“使问题得以解决”的人或政党才具有极大的
号召力。在这一意义上所谓“力量”，不仅意味着数量上的多数——人民感到不满的正
是议会多数的无效率。他们所寻求的是得到一致的支持，从而能够鼓励人民相信他能做
他所要做的任何事情。依照军事方法组织起来的新型的政党这才应运而生。
在中欧国家，各社会主义政党已经使群众习惯于那些尽可能多地吞并掉其成员的私
生活的半军事性的政治组织。要给与某一集团以占绝对优势的权力，所需要的一切就是
把同样的这个原则再推进一步，不是在每逢选举时保证能够得到的大量选票之中，而是
在一个比较小但更彻底地组织起来的集团的绝对的无条件的支持中寻求力量。能否把极
权主义制度强加于全体人民，取决于这个集团的领袖是否能够首先网罗一批准备志愿地
服从某种纪律的人，而这种纪律则是用强力来加在其余的人身上。
虽然社会主义各党派，如果愿意使用强力，是能够得到任何东西的，但他们不愿那
样做。他们不自觉地要使自已担负担一种任务，这个任务是那些残酷无情的、准备不顾
一切已被人公认的道德藩篱的人才能执行的。
社会主义只有用大多数社会主义者都不赞成的方法，才能付诸实施，这当然是许多
社会主义改革者以往已经学到的教训。旧的各社会主义政党受到了其民主理想的拘束，
他们不具备执行他们所选择的任务所需要的那种冷酷。最能说明问题的一点是，在德国
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成功，都是在各社会主义党派拒绝担负组织政府的责任以后。
他们不愿全心全意地运用由他们自已所提出的那些方法。他们仍然希望会出现一个奇迹，
多数人同意，实行某种把整个社会组织起来的计划；而其他一些人则已经得到这样一个
教训，即在一个有计划的社会里，问题已不再是大多数人同意的是什么，而是其成员的
一致性足以使一切事情都服从统一指导那个最大的集团是哪个集团；或者，如果没有这
种大得足以贯彻它的意见的集团的话，那么，问题就是如何能够建立这样一个集团，以
及谁能够把它建立起来。
这样一个人数众多、有力量而又相当志同道合的集团，似乎在任何社会中部不可能
由最好的分子，而只能由最坏的分子来建立，这其中有三个主要原因。照我们的标准，
要挑出这样的一个集团所依据的原则几乎完全可以说是消极的。
首先，一般说来，各个人的教育和知识越高，他们的见解和趣味就越不相同，而他
们赞同某种价值等级制度的可能性就越少。这或许是事实。其结果必然是，如果我们希
望找到具有高度一致性和相似性的观念，我们必须降格到道德和知识标准比较低级的地
方去，在那里比较原始的和“共同”的本能与趣味占统治地位。这不是说，多数人的道
德标准就是低级的，而只是说，价值标准极为类似的人数最多的集团，是具有低级标准
的人民。比方说，把绝大多数人民联系起的乃是最小的公分母。如果需要一个人数众多
的、有足够力量能把他们自己对生活的价值标准的看法强加在其余所有的人身上的集团，
那么，它的构成者决不会是具有高度不同的和高度发展的趣味的人，而是那些构成“群
众”（就这一名词的贬义而言的），很少有创造性和独立性的人，是那些能够把人数方面
的分量作为他们的理想后盾的人。
然而，如果一个潜在的独裁者完全依靠那些恰好具有极其相似的、简单和原始的本
能之人的话，他们的人数就几乎不会对他们的企图提供足够的支持力量。他必须通过把
更多的人转变过来信奉同样简单的信条来增加他们的人数。
接下来，是第二个消极的选择原则：即他将能够得到一切温驯的和易受骗的人的支
持，这些人没有自已的坚强信念而只准备接受一个现成的价值标准体系，只要大声地、
喋喋不休地向他们鼓吹这种体系的话。壮大极权主义政党队伍的，正是那些其思想模糊、
不健全并容易动摇的人以及那些感情与情绪容易冲动的人。
第三个消极的选择因素，或许是最重要的，它恰恰是和训练有素的政治煽动家要把
有密切联系的成分相同的支持者团结在一
起的那种有意识的努力分不开的。人们赞同一个消极的纲领，即对敌人的憎恨、对
富人的忌妒，比赞同一项积极的任务要容易些，这看来几乎是人性的一个法则。若要用
一个信条将某个集团牢牢地团结在一起以便共同行动的话，那么，将“我们”和“他们”
对立起来，即向一个集团以外的人进行共同的斗争，则似乎是这个信条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因此，那些不仅想要获得对一个政策的支持，而且要获得广大群众的无保留的忠诚
的人，都总是运用它来为自已服务。从他们的观点来看，这种共同斗争的巨大优越性在
于，它几乎比任何积极的纲领更能够留给他们以较大的自由行动的余地。敌人，不管他
是内部的，如“犹太人”或者“富农”，或是外部的，似乎都是一个极权主义领导人的
武器库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在德国成为敌人的是犹太人，一直到“财阀阶级”〃接替了其地位为止。这和俄国把
富农挑选出来当作敌人，同样是整个运动都以之为基础的反资本主义的不满情绪的结果。
在德国或奥地利，犹太人曾被视力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因为人民当中广大阶层对经商
怀有传统的厌恶，致使犹太人更容易接近经商这个在实际上被排斥于更爱人尊敬的职业
之外的集团。一个异族只准从事这些不大体面的行业，然后，由于他们从事这些行业的
缘故就更加遭人厌恶，这种情形原是古已有之的。德国的反犹太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系同
出一源这个事实，对于那些想要了解在那里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情的大是有重大意义的。
但外国观察家们却很少领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