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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在法律面前形式上的公平和形式上的平等，另一方面是试图实现实质上的
公平和平等的各种理想，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关于〃特权〃的概念被普
遍地混淆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滥用。这里只提及这种滥用的一个最重要的例子，印把“特
权〃一词用于财产本身。从前有过的这种情形，地产只能由贵族阶级的成员占有，这当然
是一种特权。又如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如果把某些商品的生产和出售的权利，由当局指
定给某些人，这也是一种特权。但是私有财产是任何人根据同样的规则都能够获得的，
因为只有某些人在取得私有财产方面成功了，就把私有财产本身称做一种特权，那就便
〃特权〃这个字失去它的意义了。
特定影响之不能预见，是一个自由主义制度的形式法律最显著的特点，因为它能够
帮助我们澄清另一个关于自由主义制度本质的糊涂观念，因而也是很重要的。这种观念
认为自由主义的典型态度是政府的无为。究竟政府应当或者不应当〃采取行动〃或〃干预〃
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完全错误的选择对象，而〃自由放任〃一词是对于自由主义政策所
依据原则的非常模糊不清的和容易引起误解的描述。每一个政府当然必须有所行动，而
政府的每一行动都要干涉到这样或那样的事。但这并非是问题的关键。重要的问题是个
人能否预见到政府的行动，并在制定自己的计划时，利用这种了解作为依据；其结果是
政府不能控制公众对于政府机构的利用，而个人精确地了解他将被保护到什么程度以免
于来自别人的干涉，或者政府是否能够阻碍个人的努力。政府的管制度量衡（或用其它方
法防止舞弊和欺诈）肯定地是在有所为，而政府容许罢工纠察员使用暴力则是无所为。但
是在这一种情况下政府才是在遵守自由主义原则，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则没有。同样地，
关于政府在生产方面所制订的大多数的普遍性的和永久性的规则——例如建筑管理条例
或工厂法规，在特定情况下，它们也许是明智的或不明智的，但只要它们目的在于使其
成为永久性的规则，并且并不是用来偏袒或损害某些个人的时候，它们并不和自由主义
原则发生矛盾。除开不能预见的长期影响不谈，在这些情况下，也确实会出现能被人了
解到的对于某些个人的短期影响。不过，对这种类型的法律来说，短期影响一般并不是
（或至少不应当是）有决定作用的考虑。当这些当前的可以预见的影响与长期影响相比变
得更为重要时，我们便接近了那种区别的界线，这种区别尽管在理论上是一清二楚的，
但在实践上却显得模糊不清。
只有在自由主义时代，法治才被有意识地加以发展，并且是自由主义时代最伟大的
成就之一，它不仅是自由的保障，而且也是自由在法律上的体现。正像康德所说的那样
（并且在他以前，伏尔泰也用非常相似的措词说过），“如果一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
只服从法律，那么，他就是自由的。”但作为一个朦胧的理想，它至少从罗马时代以来
就已经存在了，并且，它在过去几个世纪中，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严重的威胁。立法
者的权力无限制这一观念，部分地是人民主权和民主政治的结果。它又由于下面这种信
念而得到加强，这种信念是：只要政府的一切行动都经过立法机关正式授权的话，法治
就会被保持下去。然而，这是对于法治意义的完全的误解。法治和政府的一切行动是否
在法律的意义上合法这一问题没有什么关系，它们可能很合法，但仍可能不符合法治。
某些人在法律规定上有权按他的方式去行动，但这并没说明法律是否给他权力采取专断
行动，或法律是否明白地规定他必须如何行动。很可能，希特勒是以严格的合乎宪法的
方式获得无限权力的，因而在法律的意义上说，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合法的。但是，谁会
因为这种理由而说，在德国仍然盛行着法治呢？
因此，如果说，在一个有计划的社会，法治不能保持，这并不是说，政府的行动将
不是合法的，或者说，这样一种社会就一定是没有法律的。它只是说，政府强制权力的
使用不再受事先规定的规则的限制和决定。法律能够（并且为了集中管理经济活动也必须）
使那种实质上是专断的行动合法化。如果法律规定某一部门或当局可以为所欲为，那么，
那个部门和当局所做的任何事都是合法的——但它的行动肯定地不是在受法治原则的支
配。通过赋予政府以无限制的权力，可以把最专断的统治合法化；并且一个民主制度就
可以以这样一种方式建立起一种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完全的专制政治来。
但是，如果法律是要使当局能够管理经济生活，它就必须给当局以权力，使他们在
不能预见的情况下和按不能用一般的形式而加以规定的原则作出决定并予以实施。结果，
当计划扩大时，把立法权授予若干个部门和当局的事变得越来越普通了。关于上次大战
以前的一件案子（已故的霍华德勋爵最近引起大家对这件案子的注意），法官达林先生说
道：“国会只是去年才规定，从事自己工作的农业局和国会本身一样不应受到弹劾”，
这种情况在那时还是罕见的。此后它几乎成了家常便饭。经常把广泛的权力赋予新的权
力机构，它们不受固定规则的约束，并在管理人们的这种或那种活动方面，几乎具有无
限的自行处置权。
因此，法治就含有限制立法范围的意思，它把这个范围限于公认为形式法律的那种
一般规则，而排除那种直接针对特定的人或者使任何人为了这种差别待遇的目的而使用
政府的强制权力的立法。它的意思不是指每件事都要由法律规定，而是指政府的强制权
力只能够在事先由法律限定的那些情况下，并按照可以预先知道的方式被行使。因此，
特定的立法能够破坏法治。那些要否认这一点的人，恐怕就得力陈这种观点：法治在今
天的德国、意大利或俄国是否占优势决定于独裁者们是否是通过宪法的手段取得他们的
绝对权力的。
法治的主要应用是否像在某些国家一样，由权利法案或宪法条文加以规定，或者原
则是否仅仅是一种牢固确立的传统，这都关系不大。但是，有一点很容易理解：不管采
取什么形式，任何对这种立法权力的公认限制，都意味着承认个人的不可让渡的权利，
承认不可侵犯的人权。
像威尔斯这样一位最广泛的集中计划的主要鼓吹者居然也同时写出热忱地为人权辩
护的著作，这是令人悲哀的事，但却说明我们的许多知识分子被他们所信奉的一些自相
矛盾的理想引入迷途的情况。威尔斯所希望保留的个人权利，不可避免地会阻碍他所希
望实行的计划。在某种程度上他似乎理解两难抉择的局面，因而我们发现，他所建议的
“人权宣言”的条文附加着许多保留和限制，结果使它失去了一切重要性。例如，一方
面他的宣言宣称，“每个人将有权买卖任何可以合法进行买卖之物，而不受任何歧视性
的限制”，这是极好的，可是他马上又加上一个限制说，这只适用于买卖“这么多的数
量，并附带着这样一种保留，即以符合公共利益为限”，因而使整个规定失效。但是，
既然过去强加于任何物品的买卖的一切限制，当然都被认为是为“公共福利”所必需，
因此实际上这个条文也就不能有效地防止什么限制，也不能保障什么个人权利。另举一
个基本的条文来看，宣言说，“每一个人可以从事任何合法的职业”，并且，“他有权
从事有报酬的职业，并当有许多对他开放的就业机会时，他有权自由选择”。但宣言没
有说，究竟由谁来决定某一职业对某一个人是否“开放”，而附加的条文——“他可以
为自己提出就业的建议，并且要求他的请求得到公开的考虑，被接受或被拒绝”证明，
威尔斯所想的是一个权威，由它来决定一个是否“有权”从事某一职业——这肯定是与
自由选择职业背道而驰的。在一个有计划的社会中，当不仅通讯手段和货币受到管制而
且工业也被有计划加以配置时，怎样才能确保“旅行与迁居自由”呢？再者，如果纸张
的供应以及所有发行渠道都被计划当局所控制，那么，又怎样才能确保新闻自由呢？对
于这些问题，威尔斯先生同其他所有当时搞计划的人一样，未提供什么答案。
在这方面，那些自从社会主义运动诞生以来就一直攻击关于个人权利的“先验的”
观念并坚持认为在一个受理性支配的社会中不存在个人权利、只有个人义务的人数更为
众多的改革者们，表现出更多的一致性。这确实已成为我们那些所谓的进步分子的更为
普遍的态度。如果一个人基于一项措施侵犯了个人的权利而反对这项措施，几乎没有其
它事像这件事那样必定会使一个人作为一个反动分子而遭到非难了。甚至连像《经济学
家》这种自由派的报纸几年以前也向我们展示了法国人以及所有那些汲取了下面这个教
训的人的例子：
民主政体同独裁政体一样，必须总是＇原文如此＇尽可能地拥有绝对的权力，而并不
牺牲其民主性和代表性。在个人权利方面，没有任何限制性领域是政府进行管理时在任
何情况下却不能触及的。对于由人民自由选择的政府所能够并且应该行使的统治权力，
对于可以由反对党公开地充分地予以批判的统治权力，是不该有任何限制的。
当战时甚至连自由和公开的批评都必定要加以限制时，这很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
上面引语中的“总是”说明，《经济学家》并不把这看作是值得遗憾的战时必要措施。
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