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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调整，由于没有一个人能够有意识地权衡所有必须顾及的因素，它们关系到如此众
多的个人的决定，因而使分权成为必要，很显然，要完成这种调节，不是通过“有意识
的控制”，而只有通过具体安排，向每个企业单位传播它必须获悉的消息，以便使它能
够有效地调整自己的决定以适应其他人的决定。并且因为常常影响着各种商品供求条件
的变化的细节，绝不可能由任何一个中心对它加以充分的了解，或很快地把它收集起来
和传播出去，这时候需要的是某种记录工具，自动地记录所有的个人活动的有关结果，
于是它所表现的征象便同时既是一切个人决定的结果，又是一切个人决定的指南。
在竞争之下价格体系所提供的正是这种记录，而且这种任务没有任何其它东西可望
完成。价格体系企业家只要像工程师注视少数仪表的指针那样，注视较少数的价格变动，
就可调整他们的活动以适应他们同行的行动。此处的重要之点在于，只有竞争普遍发生
时，也就是说只有在个别生产者必得调整自己的活动以适应价格的变化但不能控制价格
的变化时，价格体系才能完成这种职能。整体越复杂，我们就越得凭借在个人之间的分
散的知识，这些个人的个别行动，是由我们叫做价格体系的那种用以传播有关消息的非
人为的机制来加以调节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我们曾经必须凭借有意识的集中计划发展我们的工业体系
的话，我们就绝不会达到它现在所达到的这样高度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灵活性。和分权
加上调节这种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相比，集中管理这种方法便更显得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笨拙、原始和范围狭小的方法。分工之所以能达到使现代文明成为可能的程度，是由于
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它并不是被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而是人们无意间摸索到的一种方
法，它使分工能够远近超过计划所能达到的限度。因之，它的复杂性的任何进一步的增
长，并没有使集中管理成为更加必要，而是使我们应当使用一种并不依靠有意识的控制
技术这一点比以往更显得重要。
还有另一个把垄断组织的发展和技术进步联系起来的理论，它所使用的论据几乎正
和我们适才讨论过的相反。虽则这种理论不常被清楚地说明，但它也具有相当的影响。
它认为并不是现代技术破坏了竞争，而是正相反，除非给予保护使它免受竞争的影响，
就是说除非给予垄断权，否则便不可能利用许多新的技术的潜力。这样的论证不一定像
有些有鉴别力的读者可能猜疑的那样是欺骗人的论证，因为明显的答辩——即如果一项
用以满足我们需要的新技术确是比较好的话，它就应该能够经得起一切竞争——并不能
抹煞这个论证所涉及的一切事例。无疑在许多情况下，这种论证仅仅被有关方面用作一
种辩护的形式。甚至更为常见的是，它也许是基于一种混淆——即从狭隘的工程观点看
的技术上的优越性和从整个社会观点看值得想往性这两者之间的混淆。
但是，在不少情况下，这种论证还是有说服力的。例如，至少我们可以想象，如果
我们能够使每一个在英国的人使用同一种汽车的话，英国的汽车工业或许就能供应一种
比美国常见的更便宜和更好的汽车；或者如果能够使每一个人都只用电而不用煤和煤气
的话，就能使使用各种用途的电比使用煤或煤气便宜。在诸如此类的事例中，至少是有
可能这样：如果我们有这种选择的话，我们大家都有可能更富裕些，并宁愿选择这种新
的处境——但是从来没有人有过这种选择，因为可代选择的途径是，或者我们都使用同
一种便宜的汽车（或者所有的大都只用电），或者我们必得在价格都很高的许多东西中进
行选择。我不知道这在上述两种事例中是否真确，但我们必须承认：通过强制的标准化
或禁止超出某种程度的多样性，在某些领域中富裕的程度可能会增加到足以补偿对消费
者的选择的限制而有余。甚至可以想象到，将来总有一天会有一项新的发明出现，如果
采用它的话，毫无疑问是有利的，但只有在使许多人或所有的大都同时利用它的情况下
才能够采用。
不管这些例子是否具有任何重大的或长远的重要性，但肯定地说它们并不足以成为
可以合理地主张技术进步使集中管理成为不可避免的例证。这些事例仅仅说明，有必要
在下列两者之间有所选择，通过强制获得某种利益，或者是无法获得某种利益——或者，
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迟一点得到，等到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克服了特殊的困难时。诚然在
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许不得不牺牲可能的眼前利益作为我们自由的代价，但在另一方面，
我们避免了使将来的发展必得依靠某些人现在具有的知识这种必要性。牺牲这种可能的
现时利益，我们保存了推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刺激力。虽然在短时期内我们为多样化和
选择的自由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有时可能是很高的，但在长期内即使是物质福利的进展也
将有赖于这种多样性，因为我们不能预见从那些可以提供商品或劳务的许多形态中，究
竟哪一种可能发展出更好的东西来。自然，不能推定，为了保存自由而牺牲眼前的物质
福利上的某些增益，在所有情况下，都会如此得到补偿。但是为自由而辩护的理由，正
是我们应该替难以预见的自由发展保留余地。因此，根据我们现在的了解，当强制似乎
只会带来利益，并且即使在某一特定情况下它实际上可能并无害处时，这种论证也同样
适用。
目前许多关于技术进步影响的讨论，把这种进步当成好像是某种我们身外的、能够
迫使我们非按一种特殊的方法使用这种新知识不可的东西。发明给了我们巨大的力量，
这诚然是对的，但如认为我们必须使用这种力量来破坏我们最宝贵的遗产——即自由，
那就是荒谬的了。不过，它的确意味着，如果我们希望保全自由，我们就必须比任何时
候都更为珍惜地保卫它，并且我们必须为它做出牺牲。虽然在现代技术发展中并没有什
么东西迫使我们趋向全国的经济计划，但其中确有很多因素，使计划当局拥有的权力具
有无穷的更大的危险性。
毫无疑问，趋向计划的运动是一种深思熟虑的行动的结果，并且没有什么外在的必
然性迫使我们非走向计划不可。但是值得研究一下的是，为什么这么多的技术专家竟会
居于计划者的前列。这个现象的阐释，是和计划者的批评家们应当牢记于心的一个重要
事实有密切关联的。这个重要事实就是，如果我们使那些专家的技术理想成为人类的唯
一目标，则几乎每一个理想都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实现，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都同
意，既有可能又非常适意的好事是多得无比的，但是在我们的一生中只能希望完成其中
很少一部分，或者我们只能希望很不充分地去完成它们。正是由于这些专家在自己的领
域之内的雄心受到阻碍，才使得他们反抗现存的秩序。眼看着那些人人都会认为是既有
需要又有可能的事情无法完成，我们大家都觉得无法忍受。至于这些事并不能同时都做，
和要完成这一件事就得牺牲其它的事，这些只有在考虑到属于任何专门业务范围之外的
因素时才能看到。这一点只有通过艰苦的思想上的努力才能体会到——这思想上的努力
所以格外艰苦，是因为我们必须面对着更广阔的背景去了解我们大部分劳动所指向的目
标，并且必须把它们和在我们眼前利益范围之外因而我们便很少加以注意的那些目标相
权衡。
孤立地看，许多事情中的每一件，都可能在一个有计划的社会中完成，这个事实使
许多人热衷于计划，他们相信能够把他们对某一特定目标的价值的感观灌输到这个社会
的指挥者心里去；而他们当中某些人的希望无疑是能够得到满足的，因为一个有计划的
社会肯定地会比现在的情形更能促成某些目标。我们所了解的有计划的或半计划的社会
确实提供了恰好的例证，说明这些国家的人民所享有的那些好事完全是由计划产生出来
的。否认这种情况是不明智的。德国和意大利的那些壮丽的公路是常常被引用的例子—
—虽然它们并不能代表一种在自由主义社会里不是同样可能的计划。但是引用这种某一
方面技术上的高超的事例来证实
计划的普遍优越性也同样是不明智的。这样说也许更正确：这种和一般条件不相适
应的非凡的技术的卓越成就，是资源被误用的证明。任何曾在有名的德国汽车公路驱车
而过，发现路上的运输量比英国次等公路还要少的人，他们不会怀疑，就和平的目的而
论，它们是没有什么根据的。至于这是属于这样一种情况，即计划者决定以“大炮”代
替“牛油”的情况，则是另一问题了。不过，以我们的标准来衡量，实在是没有什么热
衷于此的理由。
专家们幻想在一个有计划的社会中，他最关心的目标将会受到更多的注意；有这种
幻想的人并不限于专家们。在我们所偏爱和关心的事情中，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称是专家。
我们认为我们个人排列各种价值的顺序不仅是个人的排列顺序，而是在有理性的人们的
自由讨论中，我们会使别人相信我们的顺序是正确的。喜欢乡村田舍的人，他最希望的
就是应当保存它的传统风貌，工业在它的美丽面貌上己经造成的污点则应当予以清除；
正如热心于卫生的人，希望所有风景如画的但不卫生的古老茅屋都要去除一样；或者驱
车游览的人之希望全国都有纵横交错的公路，迷信效率的人之希望最大可能的专业化和
机械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