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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点儿怕他。彼得·彼特罗维奇一来到彼得堡就住到他这里,并不单单是由于吝啬,想省几个钱,虽说这几乎是主要原因,不过还有另外的原因。还在外省的时候,他就听说,这个由他抚养成人的安德烈·谢苗诺维奇,现在是最进步的青年之一,甚至是一个在某些他很感兴趣的、神话般的小团体里起重要作用的人物。这使彼得·彼特罗维奇感到非常惊讶。这些十分强大、无所不知、蔑视和揭露一切人的小团体,早就使彼得·彼特罗维奇感到恐惧了,这是一种特殊的恐惧,不过,也完全是一种模模糊糊的恐惧。当然,还在外省的时候,对这类事情他不可能形成哪怕是大致符合实际情况的概念。他像大家一样,听说有这么一些进步分子,虚无主义者,揭发者,以及诸如此类的人,在彼得堡,这种人特别多,不过和许多人一样,他也把这些名称的涵义和性质夸大和歪曲到了荒谬的程度。已经有好几年了,他最怕的就是揭发,这也就是使他经常感到过分惶恐不安的最主要的原因,特别是在他梦想把自己的活动转移到彼得堡来的时候。在这方面,他是所谓受过惊吓的,就像小孩子有时受了惊吓一样。几年前,他在外省刚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就遇到过两起无情揭发的事件,所揭发的都是省里相当有威望的大人物,而在他们被揭发以前,他一直依靠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靠山。一次揭发的结果,是被揭发者特别丢脸,另一次的结果,几乎是引起很大的麻烦。这就是彼得·彼特罗维奇一到彼得堡,决定立刻摸清情况的原因,如有必要,他就要抢先一步,讨好“我们的年轻一代”,以防万一。在这方面,他把希望寄托在安德烈·谢苗诺维奇的身上,而且,譬如说吧,他去探望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时候,就已经学会勉强重复那些众所周知的、别人的意见了……
当然,不久他就看出,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是个极其庸俗、而且有点儿傻头傻脑的人。但这丝毫没有打消彼得·彼特罗维奇的顾虑,也没有使他受到鼓舞。即使他相信,所有进步分子都是这样的傻瓜,他的不安也不会消失。说实在的,对这些学说、思想和制度(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正是用这些东西猛烈地责难他)他丝毫也不关心。他有他自己的目的。他只需要尽快、立刻弄清:这儿发生过什么事情,是怎样发生的?这些人有势力,还是没有势力?如果他着手做某一件事,他们是揭发他呢,还是不揭发他?如果揭发,那么是为什么揭发,现在到底是要揭发些什么?不仅如此,而且要弄清:如果他们当真有能耐的话,能不能设法博得他们的好感,而且立刻稍微欺骗他们一下?该不该这样做?譬如说,能不能通过他们使自己的事业进展得顺利一些?总之,他面前有成百上千的问题。
这个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是个体质虚弱、害淋巴结核的人,个子矮小,在某处任职,一头淡黄色的头发,颜色淡得出奇,留着肉饼状的连鬓胡子,并为这胡子感到非常自豪。此外,他几乎经常害眼病。他的心肠相当软,可是说话很自以为是,有时甚至极端傲慢,——如果与他的体形相对照,这几乎总是显得十分好笑。不过,在阿玛莉娅·伊万诺夫娜这儿,他却被看作相当受尊敬的房客中的一个,也就是说,他不酗酒,而且按时缴房租。尽管有这些优点,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却当真有点儿傻里傻气。他赞成进步思想,加入“我们的年轻一代”,——这是由于年轻人的热情。这是那些多得不可数计的形形色色的庸人、思想极其幼稚、对什么都是一知半解、却又刚愎自用的人们当中的一个,他们转眼之间一定会附和最时髦的流行思想,为的是立刻把它庸俗化,为的是把他们有时的确是以最真诚的方式为之效力的一切漫画化。
然而,列别贾特尼科夫虽然心地十分善良,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开始对和他同住的这个人,也就是他从前的监护人彼得·彼特罗维奇,感到无法忍受了。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从双方来说,都有点儿偶然,不过却是相互的。不管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多么单纯而又轻信,可还是开始渐渐看出,彼得·彼特罗维奇在欺骗他,心里暗暗地瞧不起他,看出,“这不完全是他想象中的那个人”。他曾试图向他讲述傅立叶的体系和达尔文的学说,但是彼得·彼特罗维奇,特别是近来,不知为什么,听他讲述的时候,已经带着过于明显的讥讽神情,而最近,甚至骂起人来了。问题在于,他本能地开始看透了,列别贾特尼科夫不仅是个庸俗和有点儿傻气的人,而且也许还是个撒谎的家伙,就是在他自己那个小团体里,他也没有建立任何比较重要的关系,而只不过是多少听到过一些几经转述的东西;不仅如此:也许就连他该做的宣传工作,他也不甚了了,因为他太糊涂,他怎么能做什么揭发者呢!我们顺带说一声,在这一个半星期里,彼得·彼特罗维奇很乐于接受(特别是最初)安德烈·谢苗诺维奇的甚至是非常奇怪的赞扬,也就是,譬如说吧,如果安德烈·谢苗诺维奇说,他打算赞助不久即将在小市民街某处成立的新“公社”①;或者,譬如说吧,认为如果杜涅奇卡在婚后头一个月就想找一个情夫,他也不会干涉;或者,说他不会让自己未来的孩子们受洗礼,等等,等等,对这一类的赞扬,他总是不予否认,而是默不作声。对别人加在他身上的这样一些优点,按照自己的习惯,彼得·彼特罗维奇都不予否认,甚至容许人家这样赞扬他,——不管是什么赞扬,他听着都感到有点儿飘飘然。
由于某些原因,彼得·彼特罗维奇今天早上把一些五厘债券②换成了现钞,现在正坐在桌边点一叠叠钞票和连号的公债券。几乎经常没有钱的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在屋里走来走去,装出对这些钱不感兴趣、甚至鄙视的样子。彼得·彼特罗维奇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譬如说吧,安德烈·谢苗诺维奇真的会对这么多的钱不感兴趣;安德烈·谢苗诺维奇也苦恼地想,彼得·彼特罗维奇也许真的会认为,他的漠然态度是故意装出来的,而且,大概还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用摆在桌子上的这一叠叠钞票来刺激和撩拨自己这位年轻的朋友,提醒他,让他记住自己是个微不足道的人,仿佛他们之间存在真正的差别。
①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做什么?》的影响下,彼得堡的一些进步青年成立了一些公社,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建立了集体经济。其中最著名的是作家和民主主义者斯列普措夫(一八三六—一八七八)在旗帜街(现在的“起义街”)上成立的旗帜公社。
小市民街(现在的“公民街”)上的公社离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罪与罚)时所住的房子不远。
②利率为五厘的公债券。
这一次他发觉他异乎寻常地容易激动和心不在焉,尽管他,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又在他面前谈起自己心爱的话题,说什么就要成立一个特殊的新“公社”,还对此大加发挥。彼得·彼特罗维奇正在打算盘,在算盘珠子的响声暂时停顿下来的间歇里,他不时提出简短的反驳,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且流露出十分明显、故意无礼嘲讽的讥笑神情。但是“富有人情味”的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把彼得·彼特罗维奇的情绪归咎于他昨天与杜涅奇卡的决裂,并热切地想要尽快谈谈这个话题:关于这个进步的、宣传性的话题,他是有话可谈的,这可能会给他这位尊敬的朋友带来安慰,而且“无疑”会对他今后提高觉悟有所裨益。
“这个……寡妇家在办什么酬客宴啊?”彼得·彼特罗维奇问,在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正谈到最有意思的地方的时候,突然打断了他的话。
“好像您还不知道似的;昨天我不是跟您谈起过这个话题,还对所有这些仪式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对了,她不是也请了您吗,我听见的。昨天您还跟她说过话呢……”
“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个一贫如洗的傻女人会把从另一个傻瓜……拉斯科利尼科夫那儿得来的钱,全都花在酬客宴上。刚才从那儿经过的时候,我甚至感到惊讶:那儿准备得多丰盛啊,还有酒呢!……还叫了几个人来——天知道是怎么回事!”彼得·彼特罗维奇接着说下去,详细地询问着,好像怀着什么目的,故意把话题转到这上面去。“怎么?您说,也邀请了我吗?”他突然抬起头来,补上一句。“什么时候邀请的?我记不得了。不过,我是不会去的。我去那里干什么?昨天我只不过是顺便告诉她,作为一个官吏的贫寒的遣孀,她有可能得到他一年的薪俸,作为一次性的补助。她是不是为了这才邀请我呢?嘿—嘿!”
“我也不想去,”列别贾特尼科夫说。
“那还用说!亲手打过嘛。您问心有愧啊,这是可以理解的,嘿——嘿——嘿!”
“谁打过?打过谁?”列别贾特尼科夫突然惊慌起来,甚至脸红了。
“就是您嘛,您打了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大约是在一个月前,是吗!要知道,我听说了,昨天……原来这就是您的信念!……妇女问题处理得也不好嘛。嘿——嘿——嘿!”
彼得·彼特罗维奇好像得到了安慰,又啪啪地打起算盘来。
“这都是胡说和诽谤!”列别贾特尼科夫羞得面红耳赤,他总是害怕别人提起这件事,“事情完全不是这样!这是另一回事……您听说的话不符合实际;这是造谣!当时我只不过是自卫。是她首先张牙舞爪地向我扑了过来……她把我的连鬓胡子全拔光了……我认为,人人都可以自卫。而且我决不允许任何人对我使用暴力……这是原则。因为这几乎就是专横霸道。我该怎么办呢:就这样在她面前站着吗?我只不过是推开了她。”
“嘿——嘿——嘿!”卢任继续恶意地讥笑他。
“您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