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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寻常的东西，让人感到惊奇，似乎足以证明，刚才那样无礼地管他叫“未婚夫”，并非毫无道理。第一，可以看得出来。而且甚至是太明显了：他急于加紧利用待在首都的这几天时间，把自己打扮打扮，美化一番，等待着未婚妻到来，不过这是完全无可非议，也是完全可以允许的。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自以为，也许甚至是过分得意地自以为打扮得更加讨人喜欢了，这也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彼得·彼特罗维奇是未婚夫嘛。他的全身衣服都新做的，而且都很好，也许只有一样不好：所有衣服都太新了，也过于明显地暴露了众所周知的目的。就连那顶漂亮、崭新的圆呢帽也说明了这个目的：彼得·彼特罗维奇对这顶呢帽尊敬得有点儿过分，把它拿在手里的那副小心谨慎的样子也太过火了。就连那副非常好看的、真正茹文①生产的雪青色手套也说明了同样的目的，单从这一点来看也足以说明问题了：他不是把手套戴在手上，而是只拿在手里，摆摆派头。彼得·彼特罗维奇衣服的颜色是明快的浅色，这种颜色多半适合年轻人穿着。他穿一件漂亮的浅咖啡色夏季西装上衣，一条轻而薄的浅色长裤，一件同样料子的坎肩和一件刚买来的、做工精细的衬衣，配一条带玫瑰色条纹的、轻柔的上等细麻纱领带，而最妙的是：这一切对彼得·彼特罗维奇甚至还挺合适。他容光焕发，甚至还有点儿好看，本来看上去就不像满四十五岁的样子。乌黑的络腮胡子像两个肉饼，遮住他的双颊，很讨人喜欢，密密地汇集在刮得发亮的下巴两边，显得十分漂亮。他的头发虽已稍有几茎银丝，却梳得光光滑滑，还请理发师给卷过，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就连他的头发也并不显得好笑，虽说卷过的头发通常总是会让人觉得可笑，因为这必然会使人的脸上出现去举行婚礼的德国人的神情。如果说这张相当漂亮而庄严的脸上当真有某种让人感到不快或使人反感的地方，那么这完全是由于别的原因。拉斯科利尼科夫毫不客气、仔仔细细地把卢任先生打量了一番，恶毒地笑了笑，又倒到枕头上，仍然去望天花板。
①茹文系比利时的一个城市。
但是卢任先生竭力克制着，好像决定暂时不理会这些古怪行为。
“发现您处于这样的状况，我感到非常、非常难过，”他想努力打破沉默，又开口说。“如果我知道您身体欠佳，我早就来了。不过，您要知道，事情太多！……加上还要在参政院里办理一件我的律师业务方面的事情。至于您可以猜得到的那些急于要办的事，我就不提了。我随时都在等待着您的，也就是说，等待令堂和令妹到来……”
拉斯科利尼科夫稍动了动，想说什么；他的脸上露出激动不安的神情。彼得·彼特罗维奇停顿下来，等着，但是因为什么也没听到，于是又接着说下去：
“……随时等待着。给她们找了一处房子，先让她们暂时住着……”
“在哪儿？”拉斯科利尼科夫虚弱无力地问。
“离这儿不太远，巴卡列耶夫的房子……”
“这是在沃兹涅先斯基街，”拉祖米欣插嘴说，“那房子有两层，是家小旅馆；商人尤申开的；我去过。”
“是的，是家小旅馆……”
“那地方极其可怕、非常讨厌：又脏又臭，而且可疑；经常出事；鬼知道那儿住着些什么人！……为了一件丢脸的事，我去过那儿。不过，房租便宜。”
“我当然没能了解这么多情况，因为我也是刚来到这里，”彼得·彼特罗维奇很爱面子地反驳说，“不过，是两间非常、非常干净的房间，因为这只是住很短的一段时间……我已经找到了一套正式的，也就是我们未来的住房，”他转过脸来，对拉斯科利尼科夫说，“目前正在装修；暂时我自己也是在这样的房间里挤一挤，离这儿只有几步路，是利佩韦赫泽尔太太的房子，住在我的一位年轻朋友安德烈·谢苗内奇·列别贾特尼科夫的房间里；就是他指点我，叫我去找巴卡列耶夫的房子……”
“列别贾特尼科夫的？”拉斯科利尼科夫仿佛想起什么，慢慢地说。
“是的，安德烈·谢苗内奇·列别贾特尼科夫，在部里任职。您认识他？”
“是的……不……”拉斯科利尼科夫回答。
“请原谅，因为您这样问，我才觉得您认识他。我曾经是他的监护人……是个很可爱的年轻人……对新思想很感兴趣……我很喜欢会见青年人：从他们那里可以知道，什么是新事物。”彼得·彼特罗维奇满怀希望地扫视了一下在座的人。
“这是指哪一方面呢？”拉祖米欣问。
“指最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最本质的东西，”彼得·彼特罗维奇赶快接着说，似乎这个问题使他感到高兴。“要知道，我已经十年没来彼得堡了。所有我们这些新事物、改革和新思想——所有这一切，我们在外省也接触到了；不过要想看得更清楚，什么都能看到，就必须到彼得堡来。嗯，我的想法就正是如此：观察我们年轻一代，最能有所发现，可以了解很多情况。说实在的：我很高兴……”
“是什么让您高兴呢？”
“您的问题提得很广泛。我可能弄错，不过，我似乎找到了一种更明确的观点，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批评的精神；一种更加务实的精神……”
“这是对的，”佐西莫夫透过齿缝慢吞吞地说。
“你胡说，根本没有什么务实精神，”拉祖米欣抓住这句话不放。“要有务实精神，那可难得很，它不会从天上飞下来。几乎已经有两百年了，我们什么事情也不敢做……思想吗，大概是正在徘徊，”他对彼得·彼特罗维奇说，“善良的愿望也是有的，虽说是幼稚的；甚至也能发现正直的行为，尽管这儿出现了数不清的骗子，可务实精神嘛，还是没有！务实精神是罕见的。”
“我不同意您的看法，”彼得·彼特罗维奇带着明显的十分高兴的神情反驳说，“当然啦，对某件事情入迷，出差错，这是有的，然而对这些应当采取宽容态度：对某件事情入迷，说明对这件事情怀有热情，也说明这件事情所处的外部环境是不正常的。如果说做得太少，那么是因为时间不够。至于方法，我就不谈了。照我个人看，也可以说，甚至是已经做了一些事情：一些有益的新思想得到传播，某些有益的新作品得以流传，取代了从前那些空想和浪漫主义的作品；文学作品有了更加成熟的特色；许多有害的偏见得以根除，受到了嘲笑……总之，我们已经一去不返地与过去一刀两断了，而这，照我看，已经是成就了……”
“背得真熟！自我介绍，”拉斯科利尼科夫突然说。
“什么？”彼得·彼特罗维奇没听清，于是问，可是没得到回答。
“这都是对的，”佐西莫夫赶快插了一句。
“不对吗？”彼得·彼特罗维奇愉快地看了看佐西莫夫，接着说。“您得承认，”他对拉祖米欣接着说，不过已经带点儿洋洋得意和占了上风的神气，差点儿没有加上一句：“年轻人，”“至少为了科学，为了追求经济学的真理……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巨大成就，或者像现在人们所说的，有了进步。”
“老生常谈！”
“不，不是老主常谈！譬如说吧，在此以前，人们常对我说：‘你该去爱’，于是我就去爱了，结果怎样呢？”彼得·彼特罗维奇接着说，也许说得太匆忙了，“结果是我把一件长上衣撕作两半，和别人分着穿，于是我们两个都衣不蔽体，这就像俄罗斯谚语所说的：‘同时追几只兔子，一只也追不上’。科学告诉我们：要爱别人，首先要爱自己，因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你只爱自己，那么就会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你的长上衣也就能保持完整了。经济学的真理补充说，社会上私人的事办得越多，也可以这么说吧，完整的长上衣就越多，那么社会的基础也就越牢固，社会上也就能办好更多的公共事业。可见我仅仅为个人打算，只给自己买长上衣，恰恰是为大家着想，结果会使别人得到比撕破的长上衣更多的东西，而这已经不仅仅是来自个人的恩赐，而是得益于社会的普遍繁荣了①。见解很平常，但不幸的是，很久没能传到我们这里来，让狂热的激情和幻想给遮蔽起来了，不过要领会其中的道理，似乎并不需要有多少机智……”
①英国经济学家、哲学家边塔姆（一七四八——一八三二）和他的信徒米利（一八○六——一八七三）的著作译成俄文后，当时俄国的报刊上正在广泛讨论他们的这种实用主义观点。
“对不起，我也并不机智，”拉祖米欣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所以我们别再谈了。我这样说是有目的的，不然，所有这些废话和自我安慰，所有这些絮絮叨叨、没完没了的老生常谈，说来说去总是那么几句，三年来已经让我听腻烦了，真的，不但我自己，就是别人当着我的面说这些话，我都会脸红。您当然是急于炫耀自己学识渊博，这完全可以原谅，我并不责备您。现在我只想知道，你是什么人，因为，您要知道，近来有那么多各式各样的企业家要参加公共事业，而不管他接触到什么，都要曲解它，使之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结果把一切事业都搞得一塌糊涂。唉！够了！”
“先生，”卢任先生怀着极其强烈的自尊感厌恶地说，“您是不是想要这样无礼地暗示，我也是……”
“噢，请别这么想，请别这么想……我哪会呢！……唉，够了！”拉祖米欣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急遽地转过脸去，面对佐西莫夫，继续不久前的谈话。
彼得·彼特罗维奇显得相当聪明，立刻表示相信所作的解释。不过他决定，再过两分钟就走。
“现在我们已经开始认识了，我希望，”他对拉斯科利尼科夫说，“等您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