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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作了一个可怕的梦。梦中那匹被残酷打死的驽马，就是一切被压迫、被践踏的人的象征，在那匹可怜的马身上，仿佛集中了所有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们的苦难。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临终时绝望地呼喊：“驽马已经给赶得精疲力尽！……再也没有力气了！”这几句含着血和泪的话与拉斯科利尼科夫梦中那匹马的形象遥相呼应。对于穷人来说，他们的一生就是这样的一场噩梦。
那么，怎么办？出路在哪里？在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意识的限度之内，对这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然而现实却要求他必须作出明确的回答：“一定得采取某种行动，立刻行动起来，越快越好。无论如何得作出决定，随便什么决定都行，或者……要不，就完全放弃生活！”
小说发表以后不久，评论家皮沙烈夫①在一篇题为《为生活斗争》的评论中就已经指出：拉斯科利尼科夫的“病”根“不是在头脑里，而是在口袋里”。他头脑里所以会产生那个奇怪的“理论”，是因为他的处境的痛苦程度远远超过了“他的力量和勇气所能承受的限度”。“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这一理论看作他犯罪的原因，正像不能把病人的幻觉看作病因一样。”他的“理论”只不过是他被迫与之进行斗争的那个环境的产物，“真正的唯一原因还是令人痛苦不堪的环境”。因此，不管小说的作者主观上有什么意图，小说还是以惊人的力量反映了那个强权社会中非人生活的真实，真实到了令人感到窒息的程度。
①皮沙烈夫（一八四○——一八六八），俄罗斯著名评论家，哲学家，革命民主主义者。
拉斯科利尼科夫杀了人，然而他并没有“跨越”过去，而是仍然留在了这一边。事实证明，他不是“拿破仑”，他不属于那些压迫者和统治者，他不是“超人”。他杀死的不是那个老太婆，而是他自己。他感到可怕的孤独，感到自己已经完全脱离了这个社会，不仅不能再对自己的亲人说出心里的话，而且永远再也不能对任何人说什么了。“他好像是用剪刀把他与一切人和一切事物都剪断了。”然而他无法完全脱离人群。
“啊，如果我孑然一身，谁也不爱我，我永远也不爱任何人，那该多好！那么就不会有这一切了！”（也就是说，那样的话，他就会“跨越”过去了！）然而有人爱他，他也爱别人。完全脱离人群，离开爱他的人，放弃爱的权利，这是他无法忍受的，所以他也无法“跨越”过去。人是不可征服的。拉斯科利尼科夫需要回到人们中间来，所以他不可能完全丧失人性。
然而斯维德里盖洛夫和卢任都“跨越”过去了。当然，他们都没有拿着斧头去杀人，没有触犯那个社会的刑律。但是依仗自己的财势，他们的确都在“为所欲为”。斯维德里盖洛夫对一切都毫不在乎，他唯一感兴趣的就是满足自己的淫欲。他对拉斯科利尼科夫说：“我明白，您心里在考虑什么问题：道德问题，是吗？……您把这些都丢到一边去；现在还考虑这些干什么？嘿！嘿！因为您毕竟还是一个公民和人吗？既然如此，那就不该乱闯；别去干不该由您来干的事。”斯维德里盖洛夫自己早“把这些都丢到一边去”了，所以他能够干他所干的那些坏事。这样的人比火灾、瘟疫、饥馑还可怕。卢任公开宣扬“首先要爱自己”的“科学”理论，因为据说“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拉斯科利尼科夫一针见血地指出：“把您刚才鼓吹的那一套引伸开去，结论就是：杀人是可以的……”卢任当然对此提出强烈的抗议，因为他完全用不着拿着斧头去杀人，完全用不着让血污染他洁白的手，然而他可以用金钱来买一个美貌的妻子，可以不受惩罚地诬陷索尼娅，漠然地“跨越”过道德的法律，人性的法律，心安理得地经受住拉斯科利尼科夫无法忍受的一切，一句话，他可以，而且有权合法地杀人。
对小说该怎样结束，陀思妥耶夫斯基很久拿不定主意。从他的笔记中可以看出，他曾设想几种不同的结局：让拉斯科利尼科夫逃跑，经过芬兰，到美国去；自杀；悔过。但悔过是与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性格、与这一艺术形象的逻辑发展相矛盾的。最后，拉斯科利尼科夫去自首了，可是并不认为自己有罪；他认为，他的罪只在于没能坚持住，没能“跨越”过去。
对于拉斯科利尼科夫，索尼娅是绝望的黑暗中的一线光明。拉斯科利尼科夫和索尼娅这两个形象是理性与心灵、理智与感情的对照。索尼娅心里充满了对人的爱。她是人类苦难的象征，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苦难和爱是合二为一的。人类的理性微弱而不可靠，而人类的苦难却无边无际；整个生活安排得如此不合理，如此骇人听闻，如此残酷，因此理性不可能完全理解它的不合理。剩下的就只有大家都感觉到的苦难的爱了。
拉斯科利尼科夫问索尼娅：“如果突然这一切现在都让您来决定：……是让卢任活着干坏事呢，还是让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去死？那么您会怎样决定呢？”索尼娅回答：“这怎么会由我来决定呢？”不，索尼娅无论如何也不能作出这样的决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跨越过另一个人的尸体。她所能决定的只有一点：让别人从自己身上跨越过去，把自己献给别人。而为别人献身，在当时的世界上，其实只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在小说中，索尼娅这个形象当然是理想化了，然而也是苍白的。
于是作者又写了《白痴》，希望用梅什金公爵这一艺术形象来进一步宣扬自己的这一理想。
最后，想稍稍谈一谈拉祖米欣。按照作者的意思，拉祖米欣应该是书中的正面人物，本来应该在小说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他具有乡土主义的观点，反对西方革命思想的影响，认为社会主义是西方的玩意儿，与俄罗斯格格不入。他反对“环境决定论”，反对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唯物主义者的观点。在一系列问题上，他可以说是作者的代言人。作者对他特别珍爱，然而就我们在小说中看到的这个人物而言，却很难说他已经成功地完成了作者本想赋予他的使命。
本书根据苏联国家文艺书籍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十卷集）第五卷译出，并参照《俄语》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的《罪与罚》。对此书的时代背景以及书中一些难以理解的地方，作了必要的注释。
非琴
第一章
一
七月初，天气特别热的时候①，傍晚时分，有个年轻人走出他在C胡同向二房东租来的那间斗室，来到街上，然后慢腾腾地，仿佛犹豫不决地往K桥那边走去。
他顺利地避开了在楼梯上与自己的女房东相遇。他那间斗室是一幢高高的五层楼房②的顶间，就在房顶底下，与其说像间住房，倒不如说更像个大橱。他向女房东租了这间供给伙食、而且有女仆侍候的斗室，女房东就住在他楼下一套单独的住房里，他每次外出，都一定得打女房东的厨房门前经过，而厨房门几乎总是冲着楼梯大敞着。每次这个年轻人从一旁走过的时候，都有一种病态的胆怯的感觉，他为此感到羞愧，于是皱起眉头。他欠了女房东一身债，怕和她见面。
①据作者说，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一八六五年，小说中没有明确说明年份，但有些地方曾有所暗示，这句话就是其中之一——一八六五年夏天天气特别热。
②一八六六年作者写这部小说的时候，自己就住在小市民街、木匠胡同一幢类似的房子里。
倒不是说他是那么胆小和怯懦，甚至完全相反；但从某个时期以来，他一直处于一种很容易激动和紧张的状态。患了多疑症。他是那样经常陷入沉思，离群索居，甚至害怕见到任何人，而不单单是怕与女房东见面。他让贫穷给压垮了；但最近一个时期就连窘迫的处境也已不再使他感到苦恼。绝对必须的事情他已经不再去做，也不想做。其实，什么女房东他都不怕，不管她打算怎样跟他过不去。然而站在楼梯上，听这些与他毫不相干的日常生活中鸡毛蒜皮之类琐事的种种废话，听所有这些纠缠不休的讨债，威胁，抱怨，自己却要尽力设法摆脱，道歉，撒谎，——不，最好还是想个办法像猫儿样从楼梯上悄悄地过去，偷偷溜掉，让谁也别看见他。
可是这一次，到了街上以后，那种怕遇到女债主的恐惧心理，就连他自己也感到惊讶。
“我正要下决心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啊，但却害怕一些微不足道的琐事！”他想，脸上露出奇怪的微笑。“嗯……是的……事在人为嘛，他却仅仅由于胆怯而错过一切……这可是明显的道理……真有意思，人们最害怕什么呢？他们最害怕迈出新的一步，最害怕自己的新想法……不过，我说空话说得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