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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一项新法律结束了对不信奉英国国教者的歧视。在那之前，谁想获得硕士头衔、学院官职或教授席位，都必须宣誓信奉《三十九条信纲》。1563年开始实行的这一信奉英国国教的声明将天主教徒、犹太教徒和其他持不同宗教信仰者排除在牛桥的大门外。这一宽容法令姗姗来迟，即使在这之后，学生们也必须每天去礼拜堂祈祷，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甚至有些学院还要晚。
1861年，人们注意到了第一位已婚教师，这显示剑桥大学在渐渐地远离中世纪。1860年这所大学正式取缔了禁止院士结婚的规定。由于各学院有各自的决定权，直到1880年之后，院士们结婚的愿望才彻底实现。这给剑桥大学带来了一场建筑业和结婚生育的小小高潮。院士家庭日渐增多，促使修盖更多的新房，于是一种生活形式悄悄地走到了尽头—院士和学生同居一室的共栖现象。
有些教师至今还念念不忘以前的生活方式：“我认为学院就是一个家庭，而单性学院更是个家庭。”彼得豪斯学院的大卫·沃特金院士告诉我说：“我理想中的地方是教师们生活在学院里，学生们生活在与社会隔离的状态。那是一个特殊的社会，人们生活得心满意足，然而追随懒散的时尚的小念头让一切发生了变化。在一个高等教育的地方，我不欢迎任何平等的成分。”从遗传学来看，取缔院士结婚的禁令神奇般地提高了牛桥人的基因。一些院士家庭相互联姻，他们的孩子成了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教职人员，或者伊顿公学或橄榄球学校的校长，还有一些攀升到政界、文学界、出版界的重要位置。属于牛桥的这个高等教育王朝的有阿尔诺德家族、阿德里安家族、巴特勒家族、赫胥黎家族和斯蒂芬家族，像格尼家族、弗赖尹家族、加斯克尔家族、霍奇金家族这些贵格会教徒家庭，像麦考利家族、特里维廉家族和达尔文家族这些光彩夺目的名字，他们反过来又和凯恩斯家族联姻。从19世纪末到1930年，这有限的家族超大比例地培养出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杰出人才—一个极其保守的“知识分子贵族阶层”，剑桥大学历史学家诺埃尔·安南对他们血缘和精神上的相似如此描述，诺埃尔是其中的伟大继承人之一，他娶了一位来自乌尔施泰因家族的柏林女子为妻。
牛桥的近亲联姻也有不好的一面—在社会上排斥外人。即使大学改革之后，工人家庭的儿子们也很少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查尔斯·金斯利写道：“我们孤傲，其真实原因是因为我们太穷。”对于他的长篇小说的主人公、裁缝和诗人阿尔顿·洛克来讲，在1850年，剑桥大学是高不可攀的，就像世纪末的牛津大学对于托马斯·哈代笔下的石匠裘德一样。金斯利本人1860年成了剑桥大学的现代史客座教授。阿尔伯特亲王请他担任其长子—当时的三一学院的学生（爱德华七世）的导师，因为金斯利的“肌肉基督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剑桥人金斯利既是工人阶级的骄傲又是亲王教育者，既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又是天主教仇恨者，也正因为他体现了这个时代的矛盾，他在维多利亚时代才那么家喻户晓。
1870年，当时的大学校长，德文郡的第七代公爵威廉·卡文迪什，资助了一个实验物理学教授席位和一所实验室，两者都是以他的前辈—物理学家亨利·卡文迪什的姓氏命名的。那是自然科学辉煌发展的开始，它的催化剂就是卡文迪什研究院。工业革命几乎没有波及到剑桥大学。1845年，在市民和学校师生争执了20年之后，至少铁路修到了这里，虽然学校竭力阻止铁路修到这里（和牛津一样）。校长强烈抗议星期天通往伦敦的廉价火车票，这种星期天的出游“不仅校方觉得可恶，也必然让上帝和所有虔诚的基督徒觉得讨厌”。
剑桥大学至少让火车站修在远离市中心的当时还是一片空旷的地带。那里，在城市东面，盖起来铁路工人的一排排宿舍楼，人们称这个罗姆赛区为“小俄罗斯”，而大学教师们住在城西的别墅里。19世纪，剑桥人口增加了4倍，当地居民人数将近5万。很多人生活在中世纪时的市中心，挤在周围的胡同和院子里。贫困、伤寒、卖淫在那里司空见惯。当时全部废水都排进了剑河，当维多利亚女王1868年访问剑桥大学时，她从一座桥上往下望时，水里漂浮的那许多纸片着实令她感到费解。“夫人，这是此地禁止游泳的告示。”三一学院的院长威廉·休厄尔向她解释道。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剑桥是一座卫戍城市，护士们住进了学院，战地医院设在板球场上。不久，礼拜堂里就开始没完没了地举行令人悲伤的追思祷告了。到1918年11月11日圣玛丽大教堂敲响宣告停战的钟声为止，仅剑桥就有2000名学生阵亡。回想20世纪20年代的情形，仿佛爱德华时代又回到了学院—永远年轻迷人的鲁珀特·布鲁克的精神，美人和智者围聚在他身边，在那个撑船比赛、五朔节集会和奶油咖啡的世界。
两场大战之间的剑桥大学是一个快乐优雅和自由辩论知识的地方，代表人物有罗素、凯恩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哲学、经济学和自然科学得到大力发展，学生戏剧和道德科学俱乐部或所有俱乐部中最高档的使徒俱乐部等辩论协会也很人丁兴旺。希特勒的上台让这些和平年代的争论变成了血淋淋的现实。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侄子朱利安·贝尔及其朋友约翰·康福德就属于在西班牙内战中阵亡的年轻的剑桥大学志愿者，阵亡时书包里还装着《资本论》。1933年后，很多大学生和教师觉得马克思主义是惟一值得钦佩的选择。国王学院的院士、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直到1990年苏联解体时还是共产党员。不光是克格勃在剑桥大学这个优秀环境里征召像吉姆·菲尔比和安东尼·布伦特这样的著名间谍，英国情报部门也在那里为它的密码破译小组找到了杰出人才，首先是数学家艾伦·图林，他为破译德国国防军的密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仅仅在1938~1939年就有近4万犹太人逃亡到英国寻求避难所。他们中有一位是来自蒂宾根的18岁的戈特弗里德·埃伦伯格，他以杰弗里·埃尔顿的名字在剑桥大学成为英国最重要的都铎史历史学家之一。在希特勒时代，只有1/10的避难申请者被英国接受，这是限制性英国移民政策的结果。大学援助委员会是个于1933年开始工作的援助组织，当时在它的帮助下，首先是流亡的自然科学家在剑桥大学找到了避难所，包括维也纳化学家马克斯·佩鲁茨，他于1947年建立了享誉全球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因为他对事业的毕生追求—对血红蛋白的研究，佩鲁茨于1962年和他的同事约翰·肯德鲁一起荣获诺贝尔奖。
今天穿行在剑桥大学，几乎在所有的学院都能看到二战阵亡者纪念碑，单在彼得豪斯学院这样一所小学院里，纪念碑上就刻有60个名字，而三一学院有389个。1945年后废除了在夜色降临后上街必须穿长袍的规定—大变革前的一个小信号。学生人数剧增，从不足6000人（1938年）上升到1。2万多人（1984年）。今天剑桥大学共有31所学院，约1。7万名学生。新建的学院里有些是纯粹的研究生院—达尔文学院、沃尔夫森学院、克莱尔学堂。渐渐地，剑桥大学大大超出了市中心。这一发展始于1934年新建的大学图书馆，到20世纪末就在城西出现了一个新校区。自然科学在那里占主导地位，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1959年夏天，剑桥大学举办了一场引起轰动而且至今仍被援引的讲座，虽然讲座内容早已不新鲜了：“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斯诺是卡文迪什实验室的物理学家和作家，他埋怨自然科学家缺乏文学教育，人文学者对热力学的第二原理一无所知。他认为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之间的鸿沟日益增长，给经济和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这一理论尤其在剑桥大学引起了盛怒。数学家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素不正是最好的反证吗？当时的文学史泰斗、唐宁学院的利维斯教师成了斯诺最无情的对手，但他的辩论早就过时了。计算机技术和遗传技术代表着社会的重大变化，然而文化界官员们对此知之甚少。
不过，剑桥大学的思想精英比英国的其他思想精英更早地适应了这一发展，这不光是体现在创建丘吉尔学院一事上。1970年，由三一学院发起的科学公园成了高技术研究和经济、“市镇”和“学袍”之间的催化剂。剑桥大学以研究自然科学为主，但也没有丢弃它在社会科学各学科中的传统优势，它的工程系发展成了一个独立的新学院—工学院。这一切发生的背景都是那些只将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看做古老的教育精英的高校政策。牛桥的目标是培养绅士，而不是培养商人—撒切尔政府从萧伯纳的名言中得出了惨重教训。大学也应该遵循新的商业化的优先政策，从而引进了效率检查、产品证明，大幅度削减了政府补贴。人员众多的导师制受到的影响尤其大，工党政府也对牛桥继续推行节约成本和适当惩罚方针。托尼·布莱尔和玛格丽特·撒切尔两人都是牛津大学的毕业生，对培养他们的这种大学精英原则结成了近似弑父的同盟。工党理论家们不是改善国家的教育制度，而是非难私立学校的优势。尽管如此，面对私立学校仍然比例过大的47％，剑桥大学在1999年还是成功地将国立学校的新生比例提高到了53％。它执行一种尽可能是精英阶层的入学政策，坚持既促进机会均等又不放弃遴选成绩优异的原则。
在英国和欧洲大陆，高校教育的大众化和平庸化只能对埃诺尔·安南这样的牛桥捍卫者为精英大学辩护的“龙生龙凤生凤”辩护词起到支持作用。这位英才，他以看似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