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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和祈祷：剑桥大学出版社和大圣玛丽教堂
因为剑桥人难得一笑，市侩、矮胖、狡猾。
—鲁珀特·布鲁克，《老神舍，格兰切斯特》，1915年
大卫古籍书店的位置十分偏僻，剑桥大学出版社及其书店所在的位置却是远近闻名，就在议事堂对面。虽然剑桥大学出版社直到1992年才将它的陈列橱窗迁进圣玛丽街拐角的大砖房里，但很早就在那里卖书，至少从1581年就开始了。因此三一街1号以最高级形式的修饰语“英国最古老的书店所在地”来美化自己。
和牛津一样，剑桥最早的印书工也是个德国人，来自锡格堡的约翰·莱尔，人们称他约翰·塞伯希。1521年，他带着他的手摇印刷机来到剑桥，印了10本书，第二年就回德国去了。图书审查使得印刷行业成了一桩风险生意。塞伯希的印刷所是个私人出版社，不是大学出版社。他走后剑桥整整60年没有印书。虽然亨利八世1534年颁给了大学印刷和销售各种图书的许可令，但有关机构阻止它印太多的书，因为图书出版直到1584年都由伦敦图书印刷工行会所垄断。之后，剑桥大学印刷工托马斯才得以出版他的第一批书—比牛津的竞争对手早一年。
最早出版的《圣经》采用的是1591年的日内瓦《圣经》版本，这本《圣经》在剑桥也带来了数百万的生意。这是首版《圣经》，莎士比亚使用过它，英国最早的移民带着它去了美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和它的牛津同行共同享有出版《圣经》和祈祷书的这一特权。19世纪早期对宗教书籍的需求带给了大学出版社巨额的利润，它们用它资助自己的学术项目。当然它不会出版一切。剑桥大学出版社拒绝出版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当罗素和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黑德将他们的《数学原理》长达2500页的手稿摆到出版社面前时，剑桥大学出版社叫苦不迭，直到作者们同意自己出钱支付一部分亏损。后来罗素承认，没有人完整地读过这三册书：“我认识6个阅读过本书后半部分的人。他们当中有三位是波兰人，我相信，他们已被希特勒杀害了。另外三人是得克萨斯人。”
在大量的剑桥大学出版人中有一位特别值得提及，约翰·巴斯克维尔，18世纪伟大的欧洲文字创造者之一。他的名字成了由他发明的字体的名称—巴斯克维尔字体。作为经验丰富的书法家和铸字工，他努力追求一种纯凸版印刷的书型。在剑桥工作的短短几年里，巴斯克维尔印刷了古典名著，希腊文的《新约》和著名的1763年版对开本《圣经》。
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过伊拉斯谟、弥尔顿、牛顿和约翰·邓恩的作品，出版过通俗的文学选集和高深的百科全书，它为整个的英语世界印刷课堂讲义、试题、专业刊物、祈祷书籍、教科书和词典。剑桥大学出版社早就是一家在近60个国家设有分店和办事处的国际企业了。1981年这家出版社的印刷厂的大部分搬出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主厂房—特兰平顿街上的皮特楼，搬进了植物园对面的新楼。如今，近100个国家的2。4万名作家的图书是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它每年出版新书2400种左右—足以将我们一再地吸引到三一街1号去。
来自苏格兰的两兄弟，丹尼尔·麦克米伦和安德鲁·麦克米伦，是剑桥大学出版社历史的一部分，也是剑桥大学出版社前身的一部分。1845年以来他们就在这里当书商，不久就成了出版商。1857年这里出版了托马斯·休斯的《托姆·布朗的学生时代》，那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一本描写公立学校生活的畅销书。伦敦著名的麦克米伦出版社就是这样在剑桥起家的。
在书店里，在集市上，我们每隔一刻钟就可以听到大本钟的钟鸣。什么？亨德尔的《救世主》的音乐第一次作为时间标记在剑桥响起，从大学教堂大圣玛丽教堂的塔楼里响起。1793年，三一学堂的一位法学教授约瑟夫·乔伊特发明了这一曲调。那曲调深受欢迎，1859年新议院的塔钟也采用了它。剑桥的敲钟表演以威斯敏斯特的钟声响遍全球，美国各大学的钟楼甚至悉尼的市政厅大钟都纷纷效仿它。
大圣玛丽教堂是1478年后在早期的一座教堂旧址上重新修建的，拱廊又高又长，建有垂直线条的窗户和城齿。都铎雕饰的支撑脊椽梁顶使用的是亨利七世1505年捐赠的100根栎树树干。石匠们在拱肩的软石灰岩里刻下了花格窗图案。这座大学教堂很早就是剑桥的市教堂了。直到15世纪创建老学堂之前，院长和院士们都是在大圣玛丽教堂开会，而剑桥大学将它的资料保存在这里，可以说，这里是行政中心。一直到1730年，辩论、授予头衔和大学的其他重大活动都在这所教堂里举行。大学生和市民们拥挤在1735年修建的侧厢廊台上，聆听邀请来的著名传教士布道。
数个世纪以来，惟一的一座学院礼拜堂将这座大学教堂比了下去—国王学院的礼拜堂。可怜的圣玛丽教堂，假如它没有那洪亮的、无与伦比的钟声的话，我们就可以这么讲。这座教堂的12只钟比它的建筑给我留下的印象更深。如果你还不懂变换鸣钟这一优美的英国艺术的话，这里就是培养成钟的爱好者的地方，而且是成为钟楼爱好者。如果运气好，你就会赶上剑桥大学的变换鸣钟手俱乐部正在进行完整的敲钟表演，不过这可能会持续数小时。敲钟人房间里的木板上记着变换鸣钟谜一样的记录，我们由塔里的盘旋楼梯爬向望景楼时会经过那块木板。
第二部分 集市山以北第13节 大学心脏：议事堂和老学堂
“人们到了剑桥就只想工作，如果他们到了剑桥的话。”
“真的吗，每个人都这样吗？”
“对，每个人。”
—尼古拉斯·蒙萨拉特，《生活是四个字母的单词》
在大圣玛丽教堂的钟声陪伴下，美丽如画的游行队伍由国王大街前往议事堂，这种仪式每年举行一次。学舍管理员高举权杖走在最前面，大学校长（或副校长）走在他后面，身穿带金丝尖角的长袍，再后面是德高望重者、院长和院士，他们的长袍是各自院系的标志颜色，五彩缤纷，像是科隆狂欢节游行时的民族服装队。颁授荣誉博士头衔是一学年的高潮。陆军元帅布吕歇尔、昆虫研究家米里亚姆·罗思柴尔德、柴可夫斯基、托马斯·曼、尤尔根·哈贝马斯，他们都在这里的议事堂里接受了剑桥大学的荣誉博士头衔。
当我们怀着事不关己的快乐感受那古典仪式时，大学生们在6月份挤在大门旁长长的名单前，他们的考试成绩张贴在那里，这既是荣誉榜，又是学院的耻辱柱。不久之后，在学位颁发日，他们跟随各自的导师和亲人走进议事堂，但不是按照各学院的字母顺序。这一仪式也反映了优秀人物的级别。星期五上午从国王学院、三一学院和圣约翰学院，那些规模大的、古老的、富裕的学院开始颁发，而在星期六傍晚，当议事堂前的草地已被踏平之后，则由鲁滨逊学院、霍默尔顿学院和达尔文学院这些穷亲戚们结束。
议事堂是大学的心脏。在这里举行议事会，那些决定大学运转的大大小小的决定都在这里做出，从有关女子学习的不同见解直到授予哲学家雅克·德里达荣誉博士称号的风波。议事堂也常用做公共活动场所。1933年5月，拉丁文学者和抒情诗人豪斯曼在这里举行了他惟一一堂公开课“诗歌的名字和特点”，1959年斯诺在这里首次公开了他的“两种文化”的论点。
和1524年那场最著名的剑桥讲座相比，这座议事堂是座相当年轻的建筑。它诞生于1722~1730年，由苏格兰建筑师詹姆斯·吉布斯设计。前突的大圆柱和壁柱雄伟地分隔了正面布局，山墙建在略微前突的中间凸台上，下面一排窗户圆拱和尖拱山花交织，屋檐有一道栏杆，骨灰坛使它显得更为突出—这就是吉布斯的议事堂，一种帕拉第奥主题、雷恩的古典式和罗马巴洛克式的混合体。内部是个带楼厢的简洁长厅，有洛可可式方格形状的石膏吊顶，摆放着迈克尔·赖斯布拉克和约瑟夫·诺勒肯斯的塑像。正面使用的是浅色波特兰石，雷恩在伦敦也使用过它。草坪上是罗马的瓦尔维克花瓶的青铜复制品。一道坚固的黑栅栏从1730年起就拦住了未被授权的来访者，也就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顺便说一下，这是英国最早的铁栅栏之一。
还要顺便提一下这里的最后一座建筑—科克雷尔图书馆（1837~1842年），它紧靠在议事堂西侧。大学图书馆第二次扩建时修建的这座建筑是由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师查尔斯·罗伯特·科克雷尔设计的。他对体积和平面的把握真是了不起，室内空间很大，有一个连贯的筒形穹顶，对角肋木方格顶使它极富表现力—剑桥19世纪最漂亮的图书室。1992年，大学将它的老图书馆租给了对面的冈维尔和凯厄斯学院，馆里的图书早就搬到了一座更大的新楼里。租期是350年，这是本地人能想像到的最长期限。
第二部分 集市山以北第14节 冈维尔和凯厄斯学院：荣誉之门
啊！我的老友哈维大夫……我记得，他的女佣是个漂亮年轻的女孩。我猜测，他也用她来暖身子，像大卫王。
—约翰·奥布里谈血液循环的发现者威廉·哈维
冈维尔和凯厄斯学院的名字不仅有两部分，它也是分两次建立的：最早由埃德蒙·冈维尔，英国东部的一位牧师，创建于1348年；第二次由约翰·基斯，诺里奇的一位医生，创建于1557年。他学着人文主义者将他的名字拉丁化为凯厄斯，但仍然读作基斯。通常也按他的名字将这所学院叫做凯厄斯学院。
凯厄斯大夫是爱德华六世和玛丽女王的宫廷医生，也是当时最有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