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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曼·穆特修斯是德国工厂联合会的创立者之一，他属于世纪之交最令人钦佩的英国建筑家之一，其中还包括今天几乎被遗忘了的贝利·斯科特。贝利·斯科特几乎只设计住宅建筑，在剑桥市内及其周围共设计了10多座，光斯托利路上就有5座。其中最有名的是48号，它是1912年为凯厄斯学院的一位院士修建的，是贝利·斯科特风格的代表作品。贝利·斯科特将室内室外、房间和花园设计成了一个整体，很好地保持了工艺上的传统。今天，贝利·斯科特因他的同代人埃德温·勒琴斯而黯然失色，勒琴斯的名气更大，但他在剑桥只留下了一部二流的作品，那就是莫德林学院本森院里超长的住宿楼（1930~1932年）。
20世纪30年代初，一座12层的图书塔高出了后花园对面的树林。没有哪座高楼比贾尔斯·吉尔伯特·斯科特男爵的新大学图书馆引起过这么多争论的了。和他的伦敦电站、巴特湖电站相仿，同样竣工于1934年的这座大学图书馆体现出一种抽象的壮观景象，它是传统和现代之间的一个妥协。而当时的前卫建筑师沃尔特·格罗皮厄斯遭到了剑桥的拒绝，他自1934年起就流亡到伦敦。这位逃离了纳粹统治的建筑之家创始人于1936年（和马克斯韦尔·弗赖伊一起）为基督教堂学院设计了一幢扩建楼，但被院士们拒绝了。
剑桥的20世纪建筑繁荣始于1959年。这一年，巴兹尔·斯彭斯男爵为女王学院设计了伊拉斯谟楼，这是剑桥的第一座国际风格的建筑。曾担任剑桥美术系教授的尼古拉斯·佩夫斯纳对这些学院此前为现代派所做的贡献做出了如下的评论：“好像在我们的世纪里，知识分子领袖远离了美学领袖。”但“教授先生”很快就欣喜地发现他讲错了。1954~1974年间，剑桥大学兴建了7座新学院，增建了很多侧楼—这次建筑繁荣带来的并非总是杰作，但促使当代建筑出现了惊人的多样化。值得在这些古老的学院里探寻的是深藏在第二个或第三个庭院里的现代派建筑。而我最喜欢的是圣约翰学院的克里普斯楼，一片绿色中树立着一根波特兰白石砌成的回纹饰横梁，样式非常新潮，同时又很适合周围的景色（罗厄尔·钱伯林和博恩·钱伯林建于1962~1965年）。1945年后剑桥最激进、最受争论的新式建筑是大学自己委托修建的，那就是詹姆斯·斯特林男爵的历史系楼，一座由工业玻璃和红砖砌成的庞然大物（1964~1968年）。“反建筑风格，美学上跟西红柿的温室一样不起眼。”佩夫斯纳评价道，“非常难看。”这个判决和如今受到文物保护的斯特林的历史系建筑一样具有历史意义。
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剑桥大学完全成了国际知名的英国建筑师的表演舞台，其发展要比牛津大学快得多。诺曼·福斯特男爵、迈克尔·霍普金斯男爵、理查德·麦科马克、拉尔夫·厄斯金、埃尔德雷德·埃文斯和大卫·沙莱夫、约翰·乌特勒姆、昆兰·特里、爱德华·卡利南，他们都在牛津做过建筑；还有两位丹麦建筑师亨宁·拉森和埃里克·瑟伦森。这里有对学院礼拜堂、图书馆、科研实验室和工厂等传统建筑的全新诠释，从约翰·乌特勒姆引起轰动的法老式管理研究所到迈克尔·霍普金斯的高科技帐篷、施卢姆贝尔格研究中心，它们是新剑桥的象征。
在剑桥城的西部边缘，在M11和A1303之间的绿色角落里，剑桥大学建起了它21世纪的两个最雄心勃勃的项目之一—自然科学和计算机技术的西校区。马丁利路的南侧已经建起了新卡文迪什实验室、韦特学校、兽医学系。别的研究所相继而来，还有许多科技合资企业，尤其是微软的欧洲研究中心，而大学的计算机实验室紧挨着威廉·盖茨楼。第二座新校区兴起在城南，在新阿登布洛克医院附近，它就是生物医学校区。澳大利亚人亚历克·布伦尔斯男爵，纳米技术家兼大学副校长，设计了从阿登布洛克斯医院到希克斯顿堂的“生物医学研究的走廊”。两届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弗里德利克·桑格在剑桥南面的这块地皮上兴建了人类染色体研究校区，它是21世纪欧洲遗传学研究的先驱。桑格中心的现任领导人约翰·苏尔斯顿男爵于2002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奖与分子生物学家悉尼·布伦纳和罗伯特·霍维茨共同获奖。
生命结构和建筑学有什么关系呢？大学最大胆的校园形象设计规划需要征得当地政府的同意。城市规划局副局长布赖恩·休曼与此有关，这是市民和师生之间固有矛盾在当代的延续。学院拥有整个城市地皮的30％左右。只有征得学院同意，城市才可以建筑；反过来，像每个大地主一样，它们又受到城市规划部门的管理监督。新剑桥西区的主要规划出自建筑师（和三一学院的毕业生）理查德·麦科马克之手，它经历了常规的规划过程。布赖恩·休曼说道，“一开始，大学认为那块地皮某种程度上是城市的后院，对那里拥有规划权的是他们，不是我们。”但事情总是：“存在一种创造性的紧张情绪，要求双方更加灵活。同时两者之间又存在一定的界限。”绿化带就是这种界线之一的标记。
剑桥的绿化很好，多亏“市民”和“院校师生”都有远见，市中心的公共土地至今空留着。另外，城市周围和相邻的村庄周围都建有大面积的绿化带，这是1950年的“霍尔福德规划”的成果。这一城市发展规划是以建筑家威廉·霍尔福德男爵的名字命名的，历史的剑桥像被放在了绿丝绒上。不让城郊居住地泛滥，将新公司建在城外的沼泽地里。只有剑桥这样相当富裕的城市才能够在20世纪60年代拒绝批准IBM在此创建分公司。伴随科技园而来的高科技的发展，使得这一严格的规划政策越来越处于防御地位了。住房和交通问题日渐增长，剑桥成了它自身成功的一个牺牲品。
“成长或者死亡”：如何才能促进经济增长又不会破坏剑桥的特色及其生活质量呢？20世纪90年代末，“剑桥的未来”规划组，一个由知识分子、市民和商人组成的智囊团，曾经寻找过走出这一困境的出路。辩论的结果是形成了许多观点：禁止在城里搞建筑，回收利用荒废的土地，但绿化带内也有发展机会，环境意识不太强的人觉得那个绿化带非常单调和烦人。
剑桥城西的沼泽地如今形成了一个有近3300座房子的新村庄—康布纳克村，它是建筑师特里·法雷尔的杰出规划。“这些卫星居民地分散在风景中，根本不是解决方法，”特里·法雷尔说道，“假如你真的想满足剑桥的住房需求，你得重建一座城市—跟剑桥差不多大小。”
第一部分 微软相遇新世纪第10节 名人画廊：剑桥的生态传记（1）
杰里米：“先生，我头脑里有辩论和演讲的种子。我在剑桥大学学习过。”
塔特尔：“呃，接受过大学教育当仆人是足够了，但这种教育对一个绅士来说又太书生气了点。”
—威廉·康格里夫，《恩爱交加》，1695年
拜伦（1788~1824）
诗人和反叛者，政治和性爱冒险家，浪漫艺术家的代表人物，他的生活等同于他最伟大的作品、长诗《唐璜》（1819~1824年）。1805年，拜伦在剑桥大学写道：“这是魔鬼居住的地方，至少是它的主要居住地。”“他们虽然称它为大学，但换种别的叫法反而更合适，因为学习是这里的人最后的选择。”在剑桥大学，他自己为拜伦神话奠定了基础。在三一学院，他由害羞、微胖的少年发展成了肤色白皙、棕色鬈发的坏小子和花花公子，以悲世悯己的诗歌和丑闻保持着我行我素者的浪漫形象，最后参加了希腊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三一图书馆里的拜伦雕像曾经遭到威斯敏斯特教堂拒绝，直到1968年那里才立了一块纪念碑纪念这位诗人。
托马斯·克兰默（1489~1556）剑桥大学影响了他，罗马宣判他，牛津大学驱逐他。克兰默是耶稣学院的学生和院士，英国改革的伟大教父及其最著名的殉教者。他批准了亨利八世和安妮·博林的婚礼，创立了英国圣公会。他的《公祷书》（1549~1552）至今都是英国圣公会的祈祷书，它的影响不仅是纯教义的，也是一部英语杰作。它没有拉丁文和人文主义的辞藻，而是一部具有崇高理性的散文诗，铿锵有力、浅显直白、容易记住。在圣公会创立之年，克兰默就创作了84篇短祈祷文，都是特别优美的小散文。
弗朗西斯·H·克里克（1916~）和詹姆斯·D·沃森（1928~）
“一桩疯狂的行为。”克里克在他的自传里这样形容他和沃森1953年在剑桥大学共同取得的成就：他们发现了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DNA）的双螺旋结构。1962年，由于划时代地破译了遗传密码，他俩和莫里斯·威尔金斯共同荣获诺贝尔医学奖。克里克是英国人，他在剑桥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一直工作到1976年，后来是加利福尼亚沙克研究所的神经生物学家。他自认是无神论者，试图通过对大脑的研究查出“灵魂到底是什么”。他的前搭档是来自芝加哥的沃森，沃森1956年就返回了美国，在哈佛大学教课，直到1976年。1988~1992年沃森领导了美国国家人类基因组工程，是遗传特征分析法的一位开拓者，他想通过遗传技术改良进化过程。
查尔斯·达尔文（1809~1882）
他中断了在爱丁堡的医学学业，去剑桥大学学习神学，正如他后来所写的，那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几年。在剑桥大学的接触带来了达尔文生活中的转折：1831年，他作为没有薪水的自然考察者，登上了“比格尔”号考察船。在前往南美洲近5年的考察中，达尔文收集了很多资料，对它们的系统分析引发了一场世界观革命。他划时代的作品《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