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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车运到厂里，发到各个班组。鱼是有大有小，大家抽签，然后排队挑鱼。九三年春节，我还在钳工班，手气不错，抽到第二位。当时德卵抽到第一位，结果这个傻逼学雷锋，挑了一条最小的鱼。轮到我的时候，钳工班的师傅都瞪着我，我心里发虚，也挑了一条小鱼，只有一尺来长。排在我后面的老牛逼占了大便宜，毫无愧色地拿了一条两尺半长的大鱼。到了九四年春节，我很想报这个仇，结果发鱼的那天我正好是上夜班，晚上十点钟到了车间里一看，有一条九寸来长的小鱼挂在休息室里。别人告诉我，那就是我的鱼，抽签结果我是排在最后一位。我问他们，谁他妈的替我抽的签。他们说，别人都抽好了，剩下最后一个当然就是你。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抽了多少次，把我抽到了最后一位去。
那年还发兔子，活的。厂里扩产征地，把附近农村的一大片地皮吃了下来，那地方正好有个养兔场，养着千把只兔子。农民没地方安置兔子，干脆全都卖给了我们厂。上千只兔子在养兔场里，无人照看，像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犹太人一样，成批地死去。死兔子很难处理，又不能吃，又不能扔到垃圾桶里，别人会以为闹鼠疫。厂里没辙，把兔子发到职工手里，让我们拿回家，或杀或养，自行处理。中班回家的路上，我自行车龙头上倒挂着一只活兔子，用麻绳绑着，它很难受，一路上不停地踢蹬。我不知该拿它如何处置，我没吃过兔子肉，不知道自己爱不爱吃，它剥了皮又不够做一条围脖的。我把自行车骑到白蓝家，她应该也有一只兔子，两个兔子在一起也许就不那么难受了。结果自行车骑到新知新村，拐弯拐得太厉害，那兔子一头扎进车轮里，咔嚓一声，脖子被绞断，终于不再踢蹬了。
我非常沮丧，拎着死兔子上楼，那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进门之后，只见桌上一堆骨头，盘子里还有几块残肉。她剔着牙说：“哎哟，你还特地送兔子过来？我都把我那只吃掉了。”我说：“白蓝，你也太残忍了，就这么把兔子吃了？谁给你杀的？”她满不在乎地说：“自己杀的。”我不信，她能把一只活生生的兔子开膛破肚。白蓝说：“切，我解剖过的兔子比你见过的还多。”后来她还表扬我：“路小路，挺能干啊，把兔子摔死了。”我说：“不是摔死的，是绞到轮胎里死掉了。”她卷着袖子说：“兔子就是要摔死才对，绞到轮胎里，异曲同工。我再给你做一个麻辣兔肉，保证你连兔头都吃个精光。”
那天我吃兔子的时候，忍不住问她：“白蓝，你说你到底是个温情的人，还是一个残忍的人？”
她在一边托着腮，看我吃，听我这么问，便懒洋洋地回答说：“都是啊。”
我说：“我不觉得温情和残忍会在同一个人身上体现出来。”
她说：“你不也一样吗？你又写诗，又要绑雷管，搞得一会儿崇高一会儿暴力，我也不觉得这两件事可以在一个人身上体现出来。”
那天我吃完了兔子，擦擦嘴。她指指盘子里的兔头。我说吃饱了，兔头吃不下，再说那玩意有点像人头，何必为了一个兔头把吃下去的兔腿再呕出来呢？她说：“不吃就不吃吧。其实啊，我们就是两个神经分裂。”
有关她的温情，我都品尝过了，有关她的残忍，我只是从兔子身上间接地体会到。我对她说，我不想领教你的残忍，我总觉得你有一天会把我杀掉的。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赤条条地躺在被窝里，毫无睡意，非常清醒。白蓝披着一条毯子，抱腿坐在床上。她吸了一口烟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后来她又说：“如果你是想为我去死，那没什么价值。如你所说，何必为了一个兔头把吃下去的兔腿再呕出来呢？”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做爱，竟然没有什么甜言蜜语。我的Sweet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而且做爱也不大成功，时间很短。我归咎于三班颠倒，内分泌失调，但她也好像有点蔫，做爱中途还突然睁开眼睛看我，把我吓了一跳，当场失控，这种射精几乎等于是遗精。我觉得当时在她眼里看到的是一种杀人犯的眼神，但也可能是我看错了。我想我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总而言之，会有一点绝望吧。事后她还安慰我，说每个男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遗精，射精，早泄，阳痿，都是必然要经历的。
我曾经对她说，我会去火车站送她，不管她去哪里。她觉得这样很好，很像电影里的场景。后来她真的坐上火车去北方了，我却没能送她，那天我在车间里造糖精，把反应釜里的硫酸和水放错了顺序，应该是先放水后放硫酸，我心烦意乱搞错了，结果那个反应釜发出轰轰的声音，好像烧开了一锅水，带着硫酸味的蒸汽全都冒了出来。工人们一声发喊，全都逃光了，有个女工在逃跑的时候从楼梯上滚了下去，摔掉了两个门牙，扬言要让她老公来砍了我。后来她老公冲过来揪我领子，他是甲醛车间的工段长，老婆遭了难，当然第一时间出现在现场。我任由他揪着，看着他把拳头举起来，但最后他竟没有打我。他私下里说：“这小子的眼神就像个杀人犯。”
他们把我送到安全科，写检查，一直搞到夜里才放我走。写检查的时候我想到她拎着旅行袋独自上火车的样子，我觉得这一幕也很像电影，我自己也说不清到底哪一幕电影更令我难过。我就这么错过了送白蓝的机会。
五月的时候，我还见到她一次，她到厂里来办手续，顺便到糖精车间来找我。她黑了许多，穿着一件西藏的斗篷，样子很洋气。她把一头长发都剪掉了，像个男孩一样，而我剃着光头，活像个判了徒刑的。
她说自己被上海一所医学院录取了，九月份开学，这段日子她要去上海进修一个英语班。说完，她很爱怜地摸了摸我的光头，说：“怎么搞成这样了？”我摇了摇头，无言以对。那次见面的时间很短，我正在把一袋袋的亚硝酸钠往锅子里倒，满头满脸的灰尘，顾不上跟她说话。我们两个都是风尘仆仆的样子。后来她就走掉了，我再去找她的时候，她家里没人。我也搞不清她的行踪，以后一直都没再见过她。
有时我下班经过新知新村，在她家楼底下张望，窗户都是关着的，阳台上没有任何晾晒的衣服。她已经不住在这里了。我想这是一种最好的离别方式吧，最不伤感，就像在雾中走散了一个朋友，事后回忆起来，只有一点点惘然。
大约六月底，我收到一张明信片，是四月间从西藏寄出的，上面写着：走了几千公里路，都不能忘记你。给我的小路。这张明信片被贴在传达室的玻璃窗后面，人人得而见之，但事实上没有人去看它。我在凌晨四点下班时才发现了它，当时头很晕，明信片正面是布达拉宫和蓝天白云。我看着背面的字，又看着正面的布达拉宫，翻来覆去地看。天色浓黑，只有厂门口的一盏白炽灯亮着，许多蠓虫绕着灯在飞，马路上一个人都没有。此时此刻，全世界都在安睡，我爱着的人也在安睡，在她的梦境中路过天堂。我一时失控，眼泪落在几千公里的钢笔字上。
有时候我想，那年白蓝考研，然后和我做爱，又把她爸爸的书送给我，最后辞职离开戴城，我觉得都是她计划好的，她做事情干净利落，有条不紊，和我不一样。但我后来想想，我一个上三班的小厮，别人还要计划好了才跟我上床，这也太抬举自己了。在所有的计划中，大概只有和我上床这一节，算是一个意外吧？我只能认为，这种事情就像地震，地震是必然的，但具体压死了哪一个人，则完全是由偶然因素来支配的。
她曾经对我说，路小路，真搞不清楚我为什么会爱上你。我也很奇怪，居然有人爱我，还心甘情愿和我上床，这事情传到工厂里，简直不会有人相信。大概连我妈都不会相信吧。我问她：“你知道什么叫奇幻的旅程吗？”和你去西藏一样，我也有我的奇幻旅程，只是你不知道。我说，在我一生中能走过的路，有多少是梦幻的，我自己不能确定，但是有多少是狗屎，这倒是历历在目。正因如此，凡不是狗屎的，我都视之为奇幻的旅程。我这么去想，并非因为我幼稚，而是试图告诉自己，在此旅程结束之时，就等同于一个梦做完了。我就是这么想的。
我说，那年送德卵去医院，我把他背进急诊室，我的心脏都快爆掉了，假如我当时发心脏病死了，别人还以为我是为了德卵而死。鸡巴，我活了二十岁，最后为了一个钳工班的傻班长而送命，传去被人笑死。其实真相是：我是为了我的奇幻旅程而死。在那一幕大雨中，我像一个演员，因为你的存在，故此扮演着我的亡命的角色。
我说，很长一段日子，我都认为自己无人可爱，所以只能爱你。我为这种爱情而羞愧，但在这样的旅程中我无法为自己的羞愧之心承担责任，假如无路可走，那不是罪过。但我也不想睁着无辜的双眼看着你，你既不在此岸也不在彼岸，你在河流之中。大多数人的年轻时代都被毁于某种东西。像我这样，自认为一开始就毁了，其实是一种错觉，我同样被时间洗得皱巴巴的，在三十岁以后，晾在我的小说中。
我说，我不再为这种爱情而羞愧，在我三十岁以后回忆它，就像一颗子弹射穿了我的脑袋，可惜你看不到我脑浆迸裂的样子了。
新千年的秋天，我在上海郊区的一个宾馆里遇到个女的，她三十岁上下，梳着一个干净利落的抓髻，穿着PRADA的裙子，挎着个香奈尔小包。当时是在电梯上，我觉得她很面熟，我对她说：“白蓝，好久不见。”她从墨镜后面看着我，她看着我，很久之后她说：“你认错人了。”
我笑了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