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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在战场上的兄弟，九泉之下不瞑目啊！”
焦昆每年都要在华文报纸上发表几首十几首诗作，他将这些作品小心地剪贴成册，引为自豪。他刚刚加入当地华人诗会，这是他内心的骄傲，他向我说起这些成就时脸上放着红光，我看到中华民族“文以载道”的光荣旗帜在高高飘扬。焦昆说，他从小厌恶体力劳动，认为那是污辱斯文。他本来在华文学校当老师，因为政府颁布法律，取消华文学校，所以他这个华文老师就失业了，而且活得很凄凉，只好去修修电子钟表电器雨伞什么的。我问他技术跟谁学的，他鄙夷地说：“学什么？胡乱弄弄就是了。”
我见过一次焦昆太太，她是个脸膛黑红，健康、勤劳和吃苦耐劳的华裔妇女，性格直爽开朗。她最大功绩是养育了五个高大健壮的儿子，和以辛勤劳动的微薄收入维持家庭生活。焦大嫂见我第一句话，竟然是拉住我悲愤呼号：“你来看看，你来看看……这个嘎男人呀！”
我不能明确当地话中“嘎”是什么意思，但是我能猜出决不是表扬。大嫂拖着我的手好像要让我去看看什么罪证，我看见焦昆的脸上立刻挂不住了，唰地一下赤红。他讪讪地遮掩说：“她没有文化，去去！……不跟她一般见识！”
大嫂后来送给我一袋她自己亲手摘的茶叶，茶叶味道很好，打上商标就是台湾高山茶。焦昆说他太太靠给台湾商人打短工，种茶，采茶，制茶来维持生活。他愣了半天说：“是啊，我没有本事，对不住她，她跟我过得很苦。”
直到我结束采访即将离开金三角回国，焦昆执着我的手，满脸都是依依不舍。我问他：“焦昆兄，有事尽管说吧……你在昆明还有亲人吗？”
焦昆叹口气说：“我是不愿意开口麻烦你。我出来整整三十年，至今没有回去过，早与家人断绝音讯……我有个妹妹，名字叫张琳，她跟我母亲姓。父亲‘文革’出走，母亲改嫁，也不知道还在不在？我妹妹最后一次是1972年托人带信给我，说她在某技校念书。”
我记下这个线索，安慰他说：“你等着，也许会有好消息。我这人运气特好，没准能创造个奇迹！”
回到四川，我立刻鞍马不停，专程飞往昆明。但是该学校已迁走，单位撤消，我调动各种社会关系，好容易从原系统员工中找出九个叫张琳或者张玲或者张林的女性。一位朋友很负责任地替我电话查询，口气像个办大案要案的户籍警察。几天后喜讯传来，在若干叫张琳的小姐女士中，确有一位某技校毕业生，并且有个哥哥早年在边疆当知青出走，至今没有下落。
我当即与张琳见了面。从这个妹妹脸上，我确信看见从前焦昆的影子，只是她很幸福，面色红润，没有焦昆的憔悴和沧桑。我把焦昆的消息和联系电话告诉她，这个电话很曲折，需要经过一系列国际中转。当晚这对失散达三十年的兄妹终于通上电话，隔着漫长的岁月风雨和千山万水，电波将骨肉的声音传向远方，妹妹只来得及叫出一声“哥啊！……”立刻放声痛哭，泪雨滂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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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眼睛湿润了，我能想象电话那一头，那个海外游子焦昆，想必也泣不成声，被幸福和心酸的眼泪淹没了吧？
有件事我始终没敢告诉这位妹妹。在清迈府，我采访另一个老知青，他淡淡一笑说：“焦昆么？他走不出金三角的……他抽大烟！”
我目瞪口呆，许久说不出话来。
战争以猝不及防的灾难方式降临新兵头上。
这是公元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一天，北京红卫兵于小兵刚刚扛上枪就遇上政府军偷袭，当时山上下着雨，天空漆黑一团，枪声突然穿过睡梦，像打雷一样在人们脑子里炸响起来。卡宾枪好像不是射击，而是狞笑，咯、咯、咯……像魔鬼的晚餐。机关枪上气不接下气，好像许多怪兽在黑暗中疯狂咆哮。很近的什么地方，手榴弹接二连三爆炸，发出震耳欲聋的轰响。子弹在看不见的空气中飞舞，你感到好像许多锋利的刀刃在四周呼呼作响，一不当心就会把人的脑袋或者胳膊削飞出去。
于小兵翻身滚下床，但是睡在门口的林建国动作比他更快，林建国从前是校田径队员，打破过中学运动会纪录，他抢先一个箭步拉开门，迎面一股火焰像潮水扑来，只听见他“哎呀……”一声就跌倒在地上。野佧班长连忙用中国话指挥他们：“不要从门口走，翻窗出去！撤退到树林里！”
于小兵摸摸田径队员，觉得他身上湿漉漉的，好像从温水里打捞起来一样。他试试鼻孔，觉得还有呼吸，就想去拖他，但是林建国身体软绵绵的，好像一头被剔去骨头的牛，死沉死沉的。他急得大叫：“谁来帮帮我？——林建国负伤了！”
敌人好像回答他，一串机枪子弹击中门框，木屑乱飞，半边门板倒下来。在这个紧要关头，野佧班长匍匐着爬过来，在他耳边大声吼道：“你快撤！我来掩护你！”
红卫兵心头一热，觉得革命队伍真好，革命同志万岁！就像电影上一样，关键时刻班长果然及时出现在面前。他连忙翻出窗户，跟着队伍撤退到安全地带。等到天亮清点人数，伤员林建国并没有出来，确切说并没有被班长背到安全的树林里。他好像挨了当头一棒，脑袋“嗡”地大了，结结巴巴问：“你……怎么……扔给、敌人？”
班长是个“野佧”，这是一种当地汉人的习惯称呼。在金三角，佧佤有野佧熟佧之分。开化和文明的佧佤称熟佧，野佧则指未经进化，仍然吃生肉，喝牛血，砍人头的原始部落。野佧班长黑着脸，将一撮烟丝扔进嘴里嚼，用生硬的汉话说：“他，已经死啦！”
于小兵瞪大眼睛说：“我明明看见他还有气，你怎么说他死了？”
班长嚼着烟丝无动于衷地回答：“我开了两枪。”
于小兵一拍步枪就跳起来，狂怒骂道：“混蛋！偿命来！……你这个凶手！”
新兵多半都是中国来的知青，一听于小兵吵架就围上来，野佧班长迅速操起冲锋枪，他警告新兵：“你们都给我放下枪！谁要动一动我就开枪……干娘×！他活不成了，伤口有嘴巴大。”所有在场人目瞪口呆。班长打死林建国，把革命同志变成一具尸体，这真是闻所未闻的犯罪行为！田径队员明明活着，为什么见死不救呢？阶级弟兄，革命战友，你要是不想救，也不能朝他开枪呀！你能下得了手吗？你的阶级感情到哪里去了呢？很明显，知青遇到教科书和革命电影中不曾遇到的新问题。
班长却教训新兵说：“干娘×！敌人要是抓住他，会把他的头砍下来！……我要是受了伤，你们就打死我，这是命令！”
营长赶来，把新兵训斥一通，当场命令将于小兵关一周禁闭，以警诫所有目无军纪的中国知青。营长说：“……我们是游击队，要是敌人比我们跑得快，我们就会被消灭！你要是受伤了，要么你选择自杀，要么别人来帮你开一枪，总之我们不会把一个活人留给敌人。”
于小兵在禁闭室里悲痛一周之后，虽然感情上无论如何不愿接受这个残酷现实，但是道理却并不难想通。你想想，在战场上打仗，翻山越岭，与敌人赛跑，情况万分危急，谁能背得动一百多斤重的林建国？他做不到，班长也做不到，没有人能做到，谁背上伤员就等于自取灭亡。既然你做不到，为什么又要怪罪班长呢？与其伤员被俘，被敌人杀死，头颅挂在树上，不如让他壮烈牺牲免受污辱。可是林建国毕竟是他的同学，战友，一起来自中国的伟大首都北京啊！一想到林建国被班长打死，他就感到一阵阵揪心的疼痛，无以发泄，只好揪着自己头发像狼一样嚎叫起来。
雨季一过，政府军旱季围剿便开始了，战斗日趋频繁。半年过后，于小兵已经当上班长，成为一个有战斗经验的老兵。他的屁股上曾经穿过一颗子弹，脸上落下一道难看的刀疤，那是一个敌人用刺刀给他留下的终生纪念，幸好是轻伤，否则难免成为烈士。野佧班长在两个月前被一颗炮弹炸断腿，当时敌人正在进攻，他疼得在地上拧成一团，脸上五官全错了位，只有那双垂死的眼睛射出哀哀的光来。班长其实并没有错，他打死林建国，那不是他的罪过，是战争使然。于小兵想通了，他抬头望望天，天空晴朗而深邃，像口天真烂漫的陷阱。他不去看伤员，只将冲锋枪口向下压了压，扣动扳机……
从前的红卫兵于小兵就这样被自己的子弹消灭了，他变成一个真正的士兵，对子弹和死亡无所畏惧，心像石头一样冷酷无情。这期间游击队总是被敌人追击，一道越境的北京知青牺牲好几个：罗援朝是夜间行军失踪的，他失足掉下一座悬崖，只有风把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声惨叫慢吞吞地刮向远方。而另一个担任侦察任务的江国庆则是被敌人迎面捅死的。他喝多生水拉肚子，刚刚从一棵树后站起身来，来不及拉上裤子，一柄雪亮的刺刀迎面捅在肚子上。他死后姿势很难看，糊了一裤子稀屎。
一个太阳光金灿灿的日子里，战友聚在一起喝闷酒，都是北京知青，气氛压抑，情绪悲观。于小兵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他盯着大家说：“切·格瓦拉是怎么死的？”
李红军喝着糯米酒回答：“好像是被俘后牺牲的。”
于小兵又说：“他为什么不开枪自杀？”
喝酒的人都愣住了，切·格瓦拉是红卫兵狂热崇拜的精神偶像，他们都是读过《格瓦拉日记》才投身国际共产主义革命的，但是没有人能回答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于小兵哈哈大笑，笑得流出眼泪，连连说来来，为活着干杯。于是那天四男一女都喝得酩酊大醉，又偷偷吸了鸦片，吐了一地秽物。
被对立派通缉的打砸抢分子刘黑子刚到边疆插队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越过边境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