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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乞丐和以前的乞丐有一个很不相识的地方便是他们都有钱，他们穿着不是褴褛，有的甚至十个手指有一两个戴着金光闪闪的戒指。如果谁告诉我一个人在王府井乞讨变成百万富翁，我肯定不会感到奇怪。如果没有警察抓我们说我们影响市容，我在那儿卖唱变成百万富翁，也不是不可能。
我去那儿唱歌一直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尊严在遭受践踏，而每次总能或多或少的挣到一点钱，对钱的欲望总是又盖过尊严遭受践踏的恐惧，于是以后我就没有尊严遭受践踏的感觉，就像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感觉。好象在别人看来我们并不是很下贱或者狼狈，倒觉得我们很有胆量或者说思想开放仪态大方。想到这里，我多少有一种心安理得。最让我感觉心安理的是，我后来查了一下书，美国的一位里根总统是一个演员，菲律宾的一位总统也是一个戏子，演员和唱歌的统属娱乐圈的，我对于我年轻时期在王府井卖唱也就没有感到多少自卑。我发现我对尊严理解的底线不断因为自己的宽容而降低，后来回忆这一切是因为螃蟹把我带到王府井，在众目睽睽之下让别人的目光煎熬我的尊严，怂恿我变得麻木不仁，这种麻木不仁是相对我以前对尊严的理解。
我真正开始感觉屈辱是因为萱。那一天，我一个人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前光了一圈，感觉没有警察，服务小姐还以为我是顾客，伸出一只手非常客气的说：“先生，请进。”我笑着说：“不用了，这儿请好的。”我远离他们的门几米，便换上自己的行头，开始唱起来。很多人朝我围过来，听了一首歌便走了，当然我还没有来得及收钱。我记得一个年轻小伙子领着他的女朋友朝这边看了一下，说了一声：“这里经常有，没什么好看的。”我很想说，你看到的十有###也是我，看来我在这儿打出品牌效应。我的周围站着稀稀拉拉的几个人，就在我拼命的展示自己的歌喉时，我发现一个熟人在我的视野中闪了一下，便消失。我来不得仔细的想，只知道闭着眼睛在那儿唱着。
其实，闭着眼睛是怕自己看见熟人。
不久，我周围的那些人对我似乎已经没有多少的好奇，该走的走了，该看的看了，我睁开眼数着那些花花的票子，已经无法体验这原来是一种悲哀。就在我抬头时，我看见萱挎着她的小包，站在我面前，她没有表情，她对于我的这种生活体验好像没有理由进行批驳，她批驳我会用一百个理由进行反驳，反驳是为了在她的面前争取可怜的尊严。她木木地走到我的面前，依然没有表情：“没有生意了，该走了。”说完她就走，我背着一个吉他跟在她的后面，我们走到第一个地下通道，她猛然地回过头来问到：“你是不是感觉生活不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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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不是觉得我没有尊严？”我反问。
她没有回答我：“你很缺钱吗？”
我故作轻松地耸耸肩：“挣钱不好吗？”
她好象觉得这样问过于打击我，勉强的笑了笑：“你回不回家，我回去了。”我知道她已经或多或少的感觉我没有尊严了，在一个我心爱的女人面前没有尊严，我感觉很没有面子，我重新把以前支撑自己麻木不仁的卖唱的理由忘却。
就这样，我结束了我的卖唱生活。
爱情没有约定（26）
在这里，我一定要提一下阿K。
提阿K是因为在我去王府井晃悠的日子，他对我的行踪很关心。他好像很担心我在跟他说卖唱以后哪一天再对他说我在卖身。我对他也够义气，每一次都直接告诉我我去了哪儿，很少隐瞒。我最感激他的是，他帮我把协会的事摆平。我们的协会虽然最后没有评上先进，但也不至于被取缔，以至于协会和我能继续在这个世界狗苟沿续下去。他还做过一件好事那就是把兄弟们继续用义气捆绑起来，构成一个表面的团结，这种表面的团结至少比不团结好多了。
好像是在一个星期五，大家吃完饭刚好凑在寝室里。阿K从外面抱来一个二十多斤的大西瓜，一进门就叫到：“兄弟们，吃瓜！”兄弟们望了望，谁也不动，阿K便挨个地叫着，因为大家和阿K没有什么矛盾，便都吃了，这是大家久违的一次在一起吃东西。借着这一次机会，阿K又作出了他的第二次努力。这个北京高温来得特别的早，才四月北京已经连续七八天三十六七度，因此大家很难适应这种气温，阿K便邀着大家出去走走，我们走到学校的一条主道上，路灯下到处都是乘凉的同学，有的打牌有的看书，我们找了一个路灯坐下，阿K随即的掏出四副扑克提议：“我们打牌吧！”于是大家又聚在一起打起了七个人的“拖拉机”，打牌不可避免的要说话，有了第一次说话打破了僵局便又有了第二次，最后大家都毫无顾忌，东拉西扯，乐此不疲。我们又变成了好兄弟。
到了大约十二点种，大家谁也没有要离开的意思。阿K利用上厕所的机会邀我陪他，我们并没有上厕所，我们去学校外面的餐厅买了一箱酒后来又买了一些吃的东西，大家在路灯下对酒当歌，各掏心扉。几杯酒下肚，场面非常的活跃，说话也特别的真诚，开始哥们前哥们短的叫个不停。阿Q主动地举起一瓶啤酒走向虚伟说：“大哥，我错了，以后如果你不嫌弃我，我还是你的兄弟。”虚伟也一个劲儿的认错，接着平时心中的一些磕磕碰碰也顿时在酒精的作用下化解。不知过了多少小时，几个喝醉的都趴在铺在地上的报纸上睡觉，没有喝醉的继续打排。到了天明，感觉一阵清风吹在我们的身上，紧接着就是阿Q的几声叫喊，我们便从冰凉中醒来，虚伟均匀了一点酒大家齐声说：“忘记过去。”至此结束我们的独身生活。我们回到寝室的时候，我看了一下表是六点钟，后来还回过头看见满是狼藉的地面，到处是报纸啤酒瓶，我心中说：“谢谢啤酒。”
寝室和好后，我曾试着叫郝人回来住。郝人说了一句很费解的话“还没有到时候”。这是在他的那个六平方米的地下室说的，当时我记得我也在阿Q也在，是去给他庆祝生日，他没有叫所有的兄弟，就我和阿Q去了。所以那天大家玩得根本就不是很高兴，喝了一会儿闷酒，郝人就微醉了，这是他第二次醉，喝醉之后他就开始抱怨他没有保送到清华，抱怨他的入党的指标被团支书抢了，最后还透漏他之所以积极地要出国，之所以对生活中的女人没有兴趣是因为他很自卑，他没有朋友，不是他瞧不起别人就是别人瞧不起他，他要离开这个环境。
从这句话我悟出郝人是很想和我们一起游戏人间的，但他拉不下架子。
晚上，我们就凑合在郝人那张床上度过了一夜，想着该为郝人做一点什么。半夜，我把郝人推醒说：“我有一个办法？”郝人揉着睡眼：“什么办法？”“你能不能别那么成绩好？”郝人摇了摇头：“凭什么呀？”倒头便睡着了。
我接着胡思乱想，不久就听见阿Q在梦里嘀咕：无所谓。
第二天，郝人早早地起床，等我们醒来时他拿着一本新概念回来，一幅惊诧地样子：“你们才起床？我都背了一个多小时的英语了。”阿Q摸摸肚子：“有没有吃的。”郝人从床底下一个盒子里拿出了一包东西，“这是我家里寄来的土产，给寝室的兄弟们。”随手扔给了阿Q，然后指着写字台上的一个塑料带说道：“给们叫了几带奶。”
当我们正在喝奶的时候，郝人猛然问到：“你昨晚叫我干什么来着？”我笑了笑，郝人背着书包便闪了：“懒得问你，我上课了，估计你也说不出一个什么劲来。喂，你们喝完奶也上课去，别在我这儿折腾。”
郝人就是这样的人。
我再次见到庄昊是在一个学校社团工作会议上，这是一次圆桌会议，来的大部分是学校各社团的负责人，庄昊作为学生会主席也列席了会议，庄昊挨着我。管社团工作的学校宣传部长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女人。依我看，他对学校社团的管理基本上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拿着一个小本子从头念到尾。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是他的年轻漂亮才把她推到今天这把交椅，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她和学校的某某大人物有一腿，当然，我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只好暂时的加上“可能”。像这样的会议基本上只是一个形式，其实一切的所谓团体包括学生会都只是一个形式，如果社团不从学校的领导下独立，都只是一个幌子。打一个比如：学生会应该是为学生的利益服务的，而学校与学生存在意见分歧时，学生会总会变成学校“镇压”学生的工具，要求学生听从学校的要求而不是作为学生利益的代表去和学校争取权益，这样的学生会有什么用？——剥削我们的权利。
散会后，庄昊和我走了一会儿。庄昊询问了一下我对协会的管理的看法，我原本说出了我对学校搞这一套的不满，庄昊没有作出评价。庄昊装作很轻松地问到：“那你准备怎么搞？”
爱情没有约定（26）
“不搞了？”
“为什么？”
“没钱。”
“你为什么不去拉赞助？像“中国人文学社”就一直享受别人的赞助把活动搞得有声有色。”
“赞助的是他们社长爸爸的公司。我们在北京没有关系谁给拉赞助？”
“我不管，在我当学生会主席的期间你别他妈的给我打退堂鼓。”
我们默默的在学校的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