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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初，南阳樊英，少有学行，名著海内，隐于壶山之阳，州郡前后礼请，不应；公卿举贤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安帝赐策书征之，不赴。是岁，帝复以策书、玄，备礼征英，英固辞疾笃。诏切责郡县，驾载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称疾不肯起；强舆入殿，犹不能屈。帝使出就太医养疾，月致羊酒。其后帝乃为英设坛，令公车令导，尚书奉引，赐几、杖，待以师傅之礼，延问得失，拜五官中郎将。数月，英称疾笃；诏以为光禄大夫，赐告归，令在所送谷，以岁时致牛酒。英辞位不受，有诏譬旨，勿听。
＇8＇当初，南阳郡人樊英，从小学问、品行兼优，闻名天下，隐居在壶山南麓，州郡官府曾先后多次征聘他出来当官，他不应命。朝廷公卿大臣荐举他为贤良、方正、有道，他都不肯动身。安帝赐策书征召，他还是不去。同年，安帝又用策书和黑色的缯帛，非常礼敬地征召樊英，而他以病重为理由坚决推辞。诏书严厉谴责州郡官府办事不得力，于是州郡官府把樊英抬到车上上路。樊英不得已，来到京都洛阳。到洛阳后，樊英又称病不肯起床，于是，用轿子强行将他抬进宫殿，但他还是不肯屈从。安帝让他出去，到太医处养病，每月送给羊和酒。其后，安帝又特地为樊英设立讲坛，命公车令在前面引路，尚书陪同，赏赐小桌和手杖，用尊敬老师的礼节来对待他，询问朝廷大政的得失，将他任命为五官中郎将。数月之后，樊英又声称病重，安帝下诏，将他任命为光禄大夫，准许回家养病，令当地官府送谷米，每年四季送给牛和酒。樊英请求辞去职位，有诏书晓告皇帝旨意，不予批准。
英初被诏命，众皆以为必不降志。南郡王逸素与英善，因与其书，多引古譬谕，劝使就聘。英顺逸议而至；及后应对无奇谋深策，谈者以为失望。河南张楷与英惧征，谓英曰：“天下有二道，出与处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辅是君也，济斯民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万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禄，又不闻匡救之术，进退无所据矣。”
樊英刚接到诏书时，大家都认为，他一定不会贬抑自己的志气，而去应命。南郡人王逸平素和樊英很要好，因而特地写信给他，引用了许多古人的事进行比喻，劝他接受朝廷的征召。于是，樊英听从了王逸的建议，而前往洛阳。可是，后来他在应对皇帝的提问时，没有什么奇谋远策，大家都很失望。河南人张楷和樊英同时接受征聘，他对樊英说：“天下只有两条路，即出仕和隐退。我先前认为，如果你应召出仕，一定会辅佐君王，拯救百姓。而你开始时以贵重之极的生命，去激怒君王，等到享受爵禄之后，却又听不到你有扶正补救的方法，这是进退没有依据。”
臣光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隐非君子之所欲也。人莫已知而道不得行，群邪共处而害将及身，故深藏以避之。王者举逸民，扬仄陋，固为其有益于国家，非以徇世俗之耳目也。是故有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被褐怀玉，深藏不市，则王者当尽礼而致之，屈已以访之，克已以从之，然后能利泽施于四表，功烈格于上下。盖取其道不取其人，务其实不务其名也。
臣司马光曰：古代的正人君子，当国家政治清明时，他就出来做官，国家政治暴虐时，他就隐退为民。隐退为民，本来不是正人君子所愿意的。但他们深知，没有人真正了解自己，则正道不能得到推行，而和一群奸佞之辈共事，终将伤害自己，所以，才隐藏自己的才能，远远躲开。圣明的君王之所以选用避世隐居的逸民和提拔出身卑微的人，原本是因为他们对国家有益，并不是以此来迎合世俗的视听。所以，在道德上足以使君主尊敬，在智慧和才能上足以庇护百姓的人，就犹如身穿粗布衣而怀有美玉一样，深藏不售。而圣明的君王应该竭尽礼节，将他征聘到手；降低自己的身分，向他请教；克制自己，听从他的意见。然后，才能使恩泽普施于四方，功业留传千古。因为圣明的君王所用的是隐士逸民的治国方法，而不是隐士逸民本身，因此，必须注重实际效果，而不是徒求虚名。
其或礼备而不至，意勤而不起，则姑内自循省而不敢强致其人，曰：岂吾德之薄而不足慕乎？政之乱而不可辅乎？群小在朝而不敢进乎？诚心不至而忧其言之不用乎？何贤者之不我从也？苟其德已厚矣，政已治矣，群小远矣，诚心至矣，彼将扣阍而自售，又安有勤求而不至者哉！荀子曰：“耀蝉者，务在明其火，振其木而已；火不明，虽振其木，无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则天下归之，若蝉之归明火也。”或者人主耻不能致，乃至诱之以高位，胁之以严刑。使彼诚君子邪，则位非所贪，刑非所畏，终不可得而致也；可致者，皆贪位畏刑之人也，乌足贵哉！
如果礼节很完备，情意很殷勤，而贤才仍不愿出来做官，则圣明的君王不应该采取强制手段，而应该冷静地深自反省：难道是我的品德太薄，而不值得他仰慕？政治太混乱使他无法辅佐？奸佞当权，使他不敢出来做官？我的诚意不够，使他忧虑自己的意见不会被采纳？为什么贤才不接受我的征聘？假如我的品德已厚，朝政已清明，奸佞已疏远，诚意已到，那么，贤才定将叩门求见而自荐，哪里会有再三征召而不肯应聘的！荀子说：“晚上燃火捕蝉，必须把火光照亮，再摇动树枝就行了。如果火光不亮，只摇树枝，也没有用处。而今，君王如能发扬厚德，则天下的人都会归心，犹如蝉去投奔亮光。”有些人主因贤才不应征聘而感到羞耻，于是，用高位来引诱他，用严刑峻法来威胁他。假如他是一个真正的正人君子，则对高位一定不贪婪，对严刑一定不畏惧，君主最终还是得不到他。能够得到的，都是贪图高位和贪生怕死的人，又怎么值得尊重呢？
若乃孝弟著于家庭，行谊隆于乡曲，利不苟取，仕不苟进，洁己安分，优游卒岁，虽不足以尊主庇民，是亦清修之吉士也；王者当褒优安养，俾遂其志。若孝昭之待韩福，光武之遇周党，以励廉耻，美风谷，斯亦可矣，固不当如范升之诋毁，又不可如张楷之责望也。
如果能以孝悌著称于家庭，品行高尚闻名于乡里，不要不义之财，不采取不正当手段谋求做官，洁身自好，安守本分，悠然自得地过日子，虽然才能不足以辅佐君主和造福百姓，但也还属于品行洁美的善人。圣明的君王，应该给予褒奖和优待，成全他的志向。如汉昭帝对待韩福，光武帝对待周党，用以砥砺廉耻之心，美化风俗，这也就可以了。实在不应该如范升，去加以诋毁，也不要如张楷，加以指责和抱怨。
至于饰伪以邀誉，钓奇以惊俗，不食君禄而争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规卿相之位，名与实反，心与迹违，斯乃华士、少正卯之流，其得免于圣王之诛幸矣，尚何聘召之有哉！
至于那些作假伪装来窃取荣誉，以奇特的举动惊动世人，提高声望，不要朝廷俸禄而和屠夫酒贩一样争利，拒绝做小官而想爬上宰相和九卿的高位的人，他们的名与实恰恰相反，心里想的和行动做的完全不一样，他们就是华士、少正卯之流，得免于圣明君王的诛杀，就是很幸运的了，还有什么值得征召的？
＇9＇时又征广汉杨厚、江夏黄琼。琼，香之子也。厚既至，豫陈汉有三百五十年之厄以为戒，拜议郎。琼将至，李固以书逆遗之曰：“君子谓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间，圣贤居身之所珍也。诚欲枕山栖谷，拟迹巢、由，斯则可矣；若当辅政济民，今其时也。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必待尧、舜之君，此为士行其志终无时矣。尝闻语曰：‘者易缺，者易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近鲁阳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设坛席，犹待神明，虽无大异，而言行所守，亦无所缺；而毁谤布流，应时折减者，岂非观听望深，声名太盛乎！是故俗论皆言‘处士纯盗虚声’。愿先生弘此远谟，令众人叹服，一雪此言耳！”琼至，拜议郎，稍迁尚书仆射。琼昔随父在台阁，习见故事；及后居职，达练官曹，争议朝堂，莫能抗夺。数上疏言事，上颇采用之。
＇9＇这时，朝廷又征召广汉郡人杨厚、江夏郡人黄琼。黄琼，即黄香的儿子。杨厚到洛阳以后，向朝廷上奏，预言汉朝到三百五十年左右，将会面临险恶的命运，提出了警告。他被任命为议郎。黄琼快到洛阳时，李固派人送给他一封信，信上说：“正人君子认为伯夷心胸太狭隘，而柳下惠则又太傲慢，既不效法伯夷，又不效法柳下惠，而是选择在两者之间，这才是圣贤做人的准则。如果真正愿意头枕山峰，身卧山谷，步巢父、许由的后尘，那就罢了。如果认为应该出来辅佐朝廷，拯救百姓，现在正是时候。自从有人类以来，善政少而暴政多，一定要等有了唐尧、虞舜一样的君主，才出来推行自己救国救民的理想，恐怕永远没有这种机会。我曾经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山太高易崩，玉太白易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最近，鲁阳人樊英受到征召，初到时，朝廷专门为他设立讲坛，犹如对待神明。他虽然没有提出什么奇谋深策，但言行谨慎，也没有什么失误。可是，对他的诋毁和谴责到处流传，他的声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岂不是因为大家对他的期望太高，他的声名太盛！因而，世俗的舆论都说：‘所谓隐居之士，纯粹盗取虚名。’但愿先生这次能够提出深远的建议，让大家赞叹佩服，以洗刷这种舆论。”黄琼到达洛阳以后，先被任命为议郎，后来逐渐被擢升为尚书仆射。黄琼过去曾跟随其父黄香在尚书台，熟悉典章制度，等到后来他自己在这里任职时，对尚书诸曹的事务都很精通。每当在朝堂争议国家大事时，大家都不能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