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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董贤贵幸日盛，丁、傅害其宠，孔乡侯晏与息夫躬谋欲求居位辅政。会单于以病未朝，躬因是而上奏，以为：“单于当以十一月入塞，后以病为解，疑有他变。乌孙两昆弥弱，卑爰强盛，东结单于，遣子往侍，恐其合势以并乌孙；乌孙并，则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诈为卑爰使者来上书，欲因天子威告单于归臣侍子，因下其章，令匈奴客闻焉；则是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者也。”
＇12＇董贤尊宠日盛，丁、傅两家之人十分嫉妒他的得宠。孔乡侯傅晏与息夫躬谋划取得辅政大臣的地位，正巧匈奴单于因病不能来朝见，息夫躬趁机上奏，认为：“单于应当在十一月入塞，后来自己说有病不能来，怀疑可能有其他变化。乌孙两位昆弥势力弱，逃亡在外的卑爰则强盛，他东去与匈奴单于勾结，还派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侍奉单于，恐怕他们会联合起来吞并乌孙。乌孙被吞并后，则匈奴势力强盛而西域陷于险境。可以让归降朝廷的西域胡人假扮卑爰的使节来长安上书，请求借天子之威对单于施加压力，让其归还人质，崐趁把奏书交与主管机关处理时，让匈奴的使者知道。这就是所谓：‘上等的战术是破坏敌人的谋略，其次的是断绝敌人的外援。’”
书奏，上引见躬，召公卿、将军大议。左将军公孙禄以为：“中国常以威信怀伏夷狄，躬欲逆诈，进不信之谋，不可许。且匈奴赖先帝之德，保塞称藩；今单于以疾病不任奉朝贺，遣使自陈，不失臣子之礼。臣禄自保没身不见匈奴为边竟忧也！”躬掎禄曰：“臣为国家计，冀先谋将然，豫图未形，为万世虑。而禄欲以其犬马齿保目所见。臣与禄异议，未可同日语也！”上曰：“善！”乃罢群臣，独与躬议。
奏书呈上，哀帝召见息夫躬，然后召集公卿、将军，举行大规模的讨论。左将军公孙禄认为：“中国经常依靠威望和信义，令蛮族归附，而伏首听命，息夫躬却先设诈谋对付匈奴，进献这种不讲信义的计策，是不能允许的。况且匈奴依赖先帝的恩德，自称藩属，替汉朝保卫边塞。现在单于因患病不能来朝贺，派使者前来陈告，并不失臣子的礼节。我公孙禄敢保证，直到我死，也不会看到匈奴成为边境的忧患。”息夫躬拉扯公孙禄说：“我为国家着想，才希望在事变未发生前，就先设下防范的计策，预先推测出还未形成的阴谋，我这是为万世安危着想，而公孙禄却只想以他的有生之年保证看不见事变，我与公孙禄的不同意见，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哀帝说：“好！”便命群臣退下，单独与息夫躬磋商。
躬因建言：“灾异屡见，恐必有非常之变，可遣大将军行边兵，敕武备，斩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厌应变异。”上然之，以问丞相嘉，对曰：“臣闻动民以行不以言，应天以实不以文，下民微细，犹不可诈，况于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见异，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觉悟反正，推诚行善，民心说而天意得矣！辩士见一端，或妄以意傅著星历，虚造匈奴、西羌之难，谋动干戈，设为权变，非应天之道也。守相有罪，车驰诣阙，交臂就死，恐惧如此，而谈说者欲动安之危，辩口快耳，其实未可从。夫议政者，苦其谄谀、倾险、辩惠、深刻也。昔秦缪公不从百里奚、蹇叔之言，以败其师，其悔过自责，疾诖误之臣，思黄发之言，名垂于后世。愿陛下观览古戒，反复参考，无以先入之语为主！”上不听。
息夫躬乘机建议说：“灾异屡次出现，恐怕一定会有非常的事变。可以派遣大将军巡查边塞部队，整顿武备，斩一个郡守以树威，震动四边蛮族。用这个方法应合天象应异。”哀帝认为有道理，就用这个建议去询问丞相王嘉。王嘉回答说：“我听说引导下民，靠行动不靠言辞；应验天变，靠实质内容而不靠表面文章。下民虽然卑微弱小，仍然不可以对他们使用诈术，更何况对于上天神明，难道可以欺骗吗！上天显示变异，是用来告诫人间的君王，想让他们觉悟，改正过失，诚心诚意推行善政，民心欢悦，上天就满意了。善辩之士只看见事物的某一方面，有时荒谬地用自己的意思附会星象，凭空捏造出匈奴、西羌将要发难的预言，谋划大动干戈，设下权变的计策，这不是应合上天的正道。郡太守、封国相有罪，就应驱车奔驰到皇宫门前，反缚双臂赴死，恐惧到如此地步，而摇唇鼓舌之人却妄图动摇国家的安全，把国家推向危难，雄辩的口舌只图一逞痛快罢了，实际不可听从。讨论国家大事，最让人头痛的是那些谄谀、阴险、诡辩、用心恶毒的建言。从前，秦穆公不听从百里奚、蹇叔的劝告，因而军队大败。他悔过自责，痛恨那些误国的大臣，想起白发老人的忠告，作《秦誓》以悔过，并得以名垂后世。愿陛下观览古代的戒鉴，反复思考，不要被先提出的建议所左右。”哀帝不听他的劝告。
汉纪二十七 孝哀皇帝下元寿元年（己未、前2）
汉纪二十七 汉哀帝元寿元年（己未，公元前2年）
＇1＇春，正月，辛丑朔，诏将军、中二千石举明习兵法者各一人，因就拜孔乡侯傅晏为大司马、卫将军，阳安侯丁明为大司马、票骑将军。
＇1＇春季，正月，辛丑朔（初一），哀帝下诏，要求将军、中二千石官员，各推举通晓军事、熟悉兵法者一人，借此授任孔乡侯傅晏为大司马、卫将军，阳安侯丁明为大司马、票骑将军。
＇2＇是日，日有食之。上诏公卿大夫悉心陈过失；又令举贤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大赦天下。
＇2＇当天，出现日食。哀帝诏令公卿大夫尽心陈述过失。又令举荐贤良、方正、能直言进谏者各一人。大赦天下。
丞相嘉奏封事曰：“孝元皇帝奉承大业，温恭少欲，都内钱四十万万。尝幸上林，后官冯贵人从临兽圈，猛兽惊出，贵人前当之，元帝嘉美其义，赐钱五万。掖庭见亲，有加赏赐，属其人勿众谢。示平恶偏，重失人心，赏赐节约。是时外戚赀千万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见钱多也。虽遭初元、永光凶年饥馑，加以西羌之变，外奉师旅，内振贫民，终无倾危之忧，以府臧内充实也。孝成皇帝时，谏臣多言燕出之害，及女宠专爱，耽于酒色，损德伤年，其言甚切，然终不怨怒也。宠臣淳于长、张放、史育，育数贬退，家赀不满千万，放斥逐就国，长榜死于狱，不以私爱害公义，故虽多内讥，朝廷安平，传业陛下。
丞相王嘉上密封奏书说：“孝元皇帝继承大业，温良谦恭，少有欲望，国库存钱达四十亿。元帝曾前往上林苑，后宫冯贵人跟随一起到了兽圈，猛兽受惊窜出，冯贵人挺身向前，用身体遮挡住皇帝。元帝嘉勉她的义勇，赏赐不过五万钱。在深宫后庭，对宠爱的人加以特别的赏赐，元帝总要嘱咐她，不要在众人面前谢恩。这是为了表示公平，不愿被人指责不公，看重人心的得失，而且赏赐节约。当时外戚资产达千万的很少，因而少府、水衡的积钱才很多。虽然遭受初元、永光年间的灾荒饥馑，再加西羌部族的叛变，对外要供给作战部队的需要，对内要赈济贫苦的灾民，然而国家始终没有倾覆崩溃的忧虑，是因为国库积藏充实。孝成皇帝时，谏臣大多提出皇帝私自出宫的危害，并说到专宠美女，耽于酒色，有损德行，伤身短寿等，言词非常激烈，然而成帝始终不怨恨发怒。宠臣淳于长、张放、史育三人，史育多次被贬退，家资不满千万；张放被斥退逐回封国；淳于长在监狱中被拷打致死。成帝并不以私爱而妨害公义，因此，虽然因宠爱内宫而招致很多讥讽，但是朝廷安定平稳，这才能把大业传给陛下。
陛下在国之时，好《诗》、《书》，上俭节，征来，所过道上称诵德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初即位，易帷帐，去锦绣，乘舆席缘绨缯而已。共皇寝庙比当作，忧闵元元，惟用度不足，以义割恩，辄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驸马都尉董贤亦起官寺上林中，又为贤治大第，开门乡北阙，引王渠灌园池，使者护作，赏赐吏卒，甚于治宗庙。贤母病，长安厨给祠具，道中过者皆饮食。为贤治器，器成，奏御乃行，或物好，特赐其工；自贡献宗庙、三宫，犹不至此。贤家有宾婚及见亲，诸官并共，赐及仓头、奴婢人十万钱。使者护视、发取市物，百贾震动，道路欢哗，群臣惶惑。诏书罢苑，而以赐贤二千馀顷，均田之制从此堕坏。奢僭放纵，变乱阴阳，灾异众多，百姓讹言，持筹相惊，天惑其意，不能自止。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讥。
“陛下在封国之时，喜好《诗经》、《书经》，崇尚节俭。征召前来长安时，一路经过的地方，都称颂陛下的美德，这正是天下之人把希望转而寄托在陛下身上的原因。初即位时，陛下更换帷帐，撤去锦绣，车马和座席的靠垫不过用绨缯包边而已。每逢共皇寝庙应当兴建，都因怜悯百姓劳苦，考虑国家经费不足，为了公义割舍亲情，总是暂停修建，直到最近才开始动工。可是附马都尉董贤，也在上林苑中兴建官衙，陛下还为他修建了宏大的宅第，开门朝着皇宫的北门，引王渠灌注园林水池，陛下派使者监督施工，赏赐吏卒，超过修建宗庙之时。董贤母亲患病，由官家长安的厨官提供祈祷的用具和食品，道路过往行人都可获得施舍的饮食。陛下为董贤制造器具，做成后，必须奏报陛下审查，才可送去。如果工艺精巧，还特别赏赐工匠。即便是奉献宗庙、奉养三宫太后，也没有达到这种程度。遇到董贤家招待宾客、举办婚礼以及亲戚相见崐，由各官署一起供献财物，甚至赏赐仆人、奴婢的钱，一人达十万钱。董贤家去街市购买物品，有圣上派的使者陪同，监视交易，百商震恐，路人喧哗，群臣为之惶惑。陛下诏令裁撤皇家苑林，却用来赏赐董贤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