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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全译-第2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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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罪至大逆,死狱中。妻子当坐者徙合浦;母若归故郡。上使廷尉孔光持节赐废后药,自杀。丞相方进复劾奏“红阳侯立,狡猾不道,请下狱。”上曰:“红阳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国。”于是方进复奏立党友后将军朱博、钜鹿太守孙闳,皆免官,与故光禄大夫陈咸皆归故郡。咸自知废锢,以忧死。
  最初,红阳侯王立不能得到辅政不臣的位置,怀疑是淳于长诽谤诬陷的结果,时常怨恨他。这种情况,皇上也清楚。等到淳于长将回封国,王立的嫡长子王融,请求淳于长把车辆马匹送给他,淳于长让王融捎回赠送给王立的珍宝重礼。王立因此上密封奏书,请求成帝把淳于长留在京师。他说:“陛下既然在诏书中说因皇太后的缘故不加罪淳于长,就实在不应该再有其他惩罚。”于是引起成帝怀疑,就把此事交付有关官署去追查验证。主管官吏逮捕了王融,王立令王融自杀以灭口。成帝愈发怀疑这其中有大的奸谋,就逮捕了淳于长,关押在洛阳诏狱,对他严厉追究,淳于长全部供出戏弄侮辱废后许氏、承诺立她为左皇后等事,罪名达到“大逆”,就在狱中处死。妻儿们依法当牵连的,被放逐到合浦。母亲王若遣送回原郡。成帝派廷尉孔光持节,赐给废后许氏毒药,许氏自杀。丞相翟方进又弹劾说:“红阳侯王立,狡猾不遵正道,请求将他逮捕,关进监狱。”成帝说:“红阳侯是联的舅父,我不忍心让他受法律制裁,遣送回他的封国。”于是翟方进又上奏弹劾王立的党羽和密友后将军朱博、钜鹿太守孙闳,他们都被免去官职,和以前的光禄大夫陈咸一起回归原郡。陈咸自知从此被废黜禁锢,忧愤而死。
  方进智能有余,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缘饰,号为通明相,天子器重之;又善求人主微指,奏事无不当意。方淳于长用事,方进独与长交,称荐之;及长坐大逆诛,上以方进大臣,为之隐讳,方进内惭,上疏乞骸骨。上报曰:“定陵侯长已伏其辜,君虽交通,传不云乎:‘朝过夕改,君子与之,’君何疑焉!其专心壹意,毋怠医药,以自持。”方进起视事,复条奏长所厚善京兆尹孙宝、右扶风萧育、刺史二千石以上,免二十余人。函谷都尉、建平侯杜业,素与方进不平,方进奏“业受红阳侯书听请,不敬,”免,就国。
  翟方进的智谋才能绰绰有余,又兼精通法令条文和行政事务,善用儒学经典装饰自己的举止谈吐,使其高雅不俗,被人称为通达明理的丞相,受到天子的器重。他又善于揣摩皇上的心思,所奏之事,没有不合皇上心意的。当淳于崐长受重用时,翟方进只与淳于长结交,在成帝面前称赞和推荐他。等到淳于长犯大逆罪被处死,成帝因为翟方进是朝廷重臣,为他隐瞒掩饰。翟方进内心惭愧,上疏请求退休,成帝回报说:“定陵侯淳于长已伏罪,你虽与他交往,古书不是说:‘早上的过失,晚上改正了,君子都赞许。’你还疑虑什么呢!请专心一意休养,不要耽误了医药,自己保重。”于是翟方进起来办公,再次上奏,分列条目弹劾与淳于长亲近友善的京兆尹孙宝、右扶风萧育等人,因他指控而被罢免的刺史、二千石以上高级官员有二十余人。函谷都尉、建平侯杜业,一向与翟方进不合,翟方进上奏说:“杜业接受红阳侯书信嘱托,犯了不敬罪。”杜业因而被罢免,遣回封国。
  上以王莽首发大奸,称其忠直;王根因荐莽自代。丙寅,以莽为大司马,时年三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继四父而辅政,欲令名誉过前人,逐克己不倦。聘诸贤良以为掾、史,赏赐、邑钱悉以享士,愈为俭约。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僮使,问知其夫人。其饰名如此。
  成帝因为王莽首先揭发重大奸恶,称赞他忠心正直。王根因而保荐王莽代替自己。丙寅(二十六日),任命王莽为大司马,时年三十八岁。王莽既然超出同列受到提拔,继四位伯父叔父,成为辅政大臣,就想让自己的名誉超越前人,于是克制自己的欲望,修养不倦。聘请各位贤良做掾、史等属官,将皇帝的赏赐和封国的收入全部用来供养名士。他越发俭朴节约,母亲患病,公卿列侯都派夫人去探问,王莽的妻子出来迎客,衣裙的长度不拖地,穿着布围裙,看见她的人,还以为是奴婢,询问之下,才知是王莽夫人。他就是这样矫饰做作,以博取名声。
  '11'丞相方进、大司空武奏言:“《春秋》之义,用贵治贱,不以卑临尊。刺史位下大夫而临二千石,轻重不相准。臣请罢刺史,更置州牧以应古制!”十二月,罢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
  '11'丞相翟方进、大司空何武奏称:“《春秋》所昭示的大义,是用尊贵者治理卑贱者,而不是让卑贱者控制尊贵者。刺史的职位是相当于下大夫的小官,却能够督察二千石官,轻重的标准不合。我们请求撤销刺史,另行设置州牧,以合古制。”十二月,下诏撤销刺史,改设州牧,官秩二千石。
  '12'犍为郡于水滨得古磬十六枚,议者以为善祥。刘向因是说上:“宜兴辟雍,设庠序,陈礼乐,隆雅颂之声,盛揖让之容,以风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礼。礼以养人为本,如有过差,是过而养人也。刑罚之过或至死伤,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请定法,削则削,笔则笔,救时务也。至于礼乐,则曰不敢,是敢于杀人、不敢于养人也。为其俎豆、管弦之间小不备,因是绝而不为,是去小不备而就大不备,惑莫甚焉!夫教化之比于刑法,刑法轻,是舍所重而急所轻也。教化,所恃以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废所恃而独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师有悖逆不顺之子孙,至于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绝,由不习五常之道也。夫承千岁之衰周,继暴秦之余敝,民渐渍恶俗,贪饕险,不闲义理,不示以大化而独驱以刑罚,终已不改!”帝以向言下公卿议,丞相、大司空奏请立辟痈,按行长安城南营表;未作而罢。时又有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岁余,复如故。
  '12'犍为郡有人在水畔得到十六枚古磬,议论者认为这是一种祥瑞。刘向因而劝成帝说:应该在京城设立太学,在地方设立学堂,陈列礼器乐器,大力提倡《雅》《颂》之类的诗歌,使礼貌谦让的举止盛行起来,以教化天下。如果这样做了,仍治理不好天下,还从未有过。或许会有人说:‘置备礼器无法周全’。礼以培养人为根本目的,如出现过错,这是虽有错,却培养了人。刑罚出现过错,或许会致人死伤,今天的刑法也不是皋陶时代的刑法了,而有关机构请求制定刑法,删的删,加的加,用其救治时弊。至于提到礼乐,则推辞说:‘不敢轻举妄动。”这是敢于杀人,而不敢于培养人啊。就因为俎、豆等礼器,管、弦等乐器稍有不备,因而放弃礼乐,这是舍弃小不备而趋就于大不备,受迷惑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教化与刑法比较起来,刑法为轻。不兴礼乐,就是舍弃重的而关注轻的。教化是治理国家的依靠,而刑法是治理国家的辅助,而今废弃了依靠,而单单把辅助树立起来,不可能导致太平。连京城都存在悖逆不孝顺的子孙,陷于死刑,遭受刑戮的人不断,都是因为不学习五常�;崐�;仁、义、礼、智、信的道理的缘故。汉代承袭了千年衰落的周朝,又继承了残暴的秦朝遗留下的弊病,人民逐渐浸染上恶劣的风俗,贪婪奸险,不熟悉仁义、道理。如果不显示崇高道德去教化他们,而单靠刑罚强迫,这种状况终究不会改变!”成帝把刘向的建议交付公卿讨论,丞相、大司空奏请设立京师太学,并请巡行长安城城南,选址和树立标记。还未开工,即作罢。这时,又有人说:“孔子是一介平民,却有门徒三千人,如今天子太学的弟子太少。“于是又增加太学弟子名额到三千人。实行一年多,又恢复原来的名额。
  刘向自见得信于上,故常显讼宗室,讥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发于至诚。上数欲用向为九卿,辄不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终不迁,居列大夫官前后三十余年而卒。后十三岁而王氏代汉。
  刘向自认为已得到成帝的信任,因而常常公开为刘氏宗室进行争辩,讥刺王氏及在位大臣,言词往往沉痛恳切,出于内心至诚。成帝多次想任用刘向为九卿,然而得不到王氏占据高位的人,以及丞相、御史的附和支持,因此刘向始终得不到升迁,他处在大夫的行列前后三十余年而死。过了十三年后,王氏取代汉朝。 
汉纪二十五 孝成皇帝下绥和二年(甲寅、前7)
  汉纪二十五 汉成帝绥和二年(甲寅,公元前7年)
  '1'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
  '1'春季,正月,成帝前往甘泉,在泰祭天。
  '2'二月,壬子,丞相方进薨。
  '2'二月,壬子(十三日),丞相翟方进去世。
  时荧惑守心,丞相府议曹平陵李寻奏记方进,言:“灾变迫切,大责日加,安得保斥逐之戮!阖府三百馀人,唯君侯择其中,与尽节转凶。”方进忧之,不知所出。会郎贲丽善为星,言大臣宜当之。上乃召见方进。还归,未及引决,上遂赐册,责让以政事不治,灾害并臻,百姓穷困,曰:“欲退君位,尚未忍,使尚书令赐君上尊酒十石,养牛一,君审处焉!”方进即日自杀。上秘之,遣九卿策赠印绶,赐乘舆秘器、少府供张,柱槛皆衣素。天子亲临吊者数至,礼赐异于他相故事。
  当时星象显示火星停留在心宿。丞相府议曹平陵人李寻向翟方进上呈文说:“灾害天变逼迫,严厉的谴责天天增加,怎样才能做到只受斥逐的惩罚!整个丞相府有三百余人,请您从中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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