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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辛巳，遥尊上母沈氏为皇太后。
＇19＇辛巳（十九日），遥尊德宗生母沈氏为皇太后。
＇20＇荆南节度使庾准希杨炎指，奏忠州刺史刘晏与朱书求营救，辞多怨望，又奏召补州兵，欲拒朝命，炎证成之；上密遣中使就忠州缢杀之，己丑，乃下诏赐死。天下冤之。
＇20＇荆南节度使庾准逢迎杨炎的意思，奏称忠州刺史刘晏给朱写信请求营救，讲了许多怨恨的话，又奏称刘晏征召补充忠州的士兵，打算抗拒朝廷的命令。杨炎又证明此说不虚。德宗便秘密派遣中使到忠州将刘晏缢杀，到己丑（二十七日），才下诏赐刘晏自裁，全国人都认为刘晏冤枉。
初，安、史之乱，数年间，天下户口什亡八九，州县多为藩镇所据，贡赋不入，朝廷府库耗竭，中国多故，戎狄每岁犯边，所在宿重兵，仰给县官，所费不赀，皆倚办于晏。晏初为转运使，独领陕东诸道，陕西皆度支领之，末年兼领，未几而罢。
当初，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数年之间，全国户口散失了十之八九，州县多被藩镇占据，赋税不再上缴朝廷，朝廷的库存消耗殆尽。唐朝变故频仍，戎狄每年侵犯边境，在战事所到之处，驻扎重兵，依靠县官供给给养，所消耗的费用多得不可估量，全靠刘晏办理。刘晏最初担任转运使时，只主管陕东各道，陕西各道全由度支主管。到了后期，刘晏兼管度支，但不久便被罢官。
晏有精力、多机智，变通有无，曲尽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递相望，觇报四方物价，虽远方，不数日皆达使司，食货轻重之权，悉制在掌握，国家获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常以为：“办集众务，在于得人，故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于句检簿书，出纳钱谷，必委之士类；吏惟书符牒，不得轻出一言。”常言：“士陷赃贿，则沦弃于时，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虽洁廉，终无显荣，利重于名，故吏多贪污。”然惟晏能行之，他人效者终莫能逮。其属官虽居数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起居语言，无敢欺给。当时权贵，或以亲故属之者，晏亦应之，使俸给多少，迁次缓速，皆如其志，然无得亲职事。其场院要剧之官，必尽一时之选。故晏没之后，掌财赋有声者，多晏之故吏也。
刘晏精力充沛，机智过人，善于灵活地处理多变的事情，办得恰到好处。他常以优厚的待遇招募善于奔走的人，并设置了前后相望的驿站，以探测和上报各地物价。虽偏远之地，不出几天，也都能报到转运使司来。他把钱粮方面孰轻孰重的权变，全部控制在手中，朝廷因此获利，而民间也没有物价暴涨暴跌的忧虑。他常主张：“要想办理好各项事务，关键在于用人得当。所以，必须选择通达敏捷、精明强干、廉洁勤勉的人，对他们加以任用。至于考核簿籍文书，支付钱粮等项工作，是一定要委派读书人去做的；而吏人只能书写公文，不应随便讲话。”他又常说：“读书人陷于贪赃受贿，就会被时世所抛弃，因此看待名声重于财利，所以读书人大多清廉自修；吏人即使廉洁自守，最终还是不能显贵荣华，因此看待财利重于名声，所以吏人大多贪污受贿。”然而，只有刘晏才能实行这些主张，别人效法刘晏，到头来还是赶不上刘晏。刘晏的属官即使身在数千里以外，奉行刘晏的教令还是和在刘晏面前一样，讲话办事，都不敢欺骗说谎。当时，有些权贵人物将亲朋故旧嘱托给刘晏，刘晏也应承他们，领取薪俸的多少，升迁官阶的快慢，都符合他们的意愿，但是刘晏从不让他们亲理职事。他所管辖的交场、船场、巡院等处，凡是担任要职、处理繁难事务的官员，必定是当时选拔出来的得力人员。所以，在刘晏去世之后，掌管财赋的有名人物，多数是刘晏旧日的属下。
晏又以为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以爱民为先。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县雨雪丰歉之状白使司，丰则贵，歉则贱粜，或以谷易杂货供官用，及于丰处卖之。知院官始见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须如干蠲免，某月须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县申请，即奏行之，应民之急，未尝失时，不待其困弊、流亡、饿殍，然后赈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业，户口蕃息。晏始为转运使，时天下见户不过二百万，其季年乃三百余万；在晏所统则增，非晏所统则不增也。其初财赋岁入不过四百万缗，季年乃千余万缗。
刘晏还认为：户口增加，赋税征收的范围就会自然拓宽。所以刘晏掌理财务，以关心民间疾苦为先务。各道分别设置了巡院的知院官，每过十天、一月，必须陈述所在州县的雨雪丰歉状况，上报转运使司。如果丰收，就以高价买入；如果歉收，就以低价卖出。有时还将谷物换成杂货，供给官用，或者在丰收之地出卖。知院官开始见到年景不丰的苗头，就要先行申明到某月需要蠲免若干赋税，到某月需要救济资助若干物资，到了预定之期，刘晏不待州县申请，便上奏实施，解决百姓的急难，从来不曾错过时机。他并不等到百姓疲困流亡，饥饿而死以后，才去赈济百姓。由此，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户口繁衍起来。刘晏开始担任转运使时，全国的户口不过二百万，到他任职的后期，全国户口发展到三百余万。属于刘晏统辖，户口便增加；不是刘晏统辖的范围，户口就不增加。在刘晏任职的初期，财赋每年收入不过四百万缗，到他任职的后期，每年收入达到一千余万缗。
晏专用榷盐法充军国之用。时自许、汝、郑、邓之西，皆食河东池盐，度支主之；汴、滑、唐、蔡之东，皆食海盐，晏主之。晏以为官多则民扰，故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收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人，任其所之，自余州县不复置官。其江岭间去盐乡远者，转官盐于彼贮之。或商绝盐贵，则减价鬻之，谓之常平盐，官获其利而民不乏盐。其始江、淮盐利不过四十万缗，季年乃六百余万缗，由是国用充足而民不困弊。其河东盐利，不过八十万缗，而价复贵于海盐。
刘晏专门采用盐产专营法来充实军需国用。当时，自许、汝、郑、邓一带的西面，都食用河东的池盐，由度支主管其事；自汴、滑、唐、蔡一带的东面，都是食用海盐，由刘晏主管其事。刘晏认为，官吏多了，百姓就会受到骚扰，所以他只在产盐地设置盐官，收购盐户所煮成的食盐，转卖给商人，听凭商人自行买卖，在产盐地以外的州县不再设置盐官。对于长江五岭间距离产盐地遥远的地方，便将官盐转运到那里贮存。有时盐商断绝，盐价上涨，便降低盐价出卖，号称常平盐，官方得到了盐产专营的利益，而百姓也不缺少食盐。在刘晏任职的初期，长江、淮河地区的盐利不过四十万缗，到他任职的后期，却达到了六百余万缗，由此，国家的经费充足起来，而百姓也不疲困不堪。至于河东的盐利，不过只有八十万缗，而价格也比海盐更高。
先是，运关东谷入长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则为成劳，受优赏。晏以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随便宜，造运船，教漕卒，江船达扬州，汴船达河阴，河船达渭口，渭船达太仓，其间缘水置仓，转相受给。自是每岁运谷或至百余万斛，无斗升沈覆者。船十艘为一纲，使军将领之，十运无失，授优劳，官其人。数运之后，无不斑白者。晏于扬子置十场造船，每艘给钱千缗。或言“所用实不及半，虚费太多。”晏曰：“不然，论大计者固不可惜小费，凡事必为永久之虑。今始置船场，执事者至多，当先使之私用无窘，则官物坚牢矣。若遽与之屑屑校计锱铢，安能久行乎！异日必有患吾所给多而减之者；减半以下犹可也，过此则不能运矣。”其后五十年，有司果减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计费以给之，无复羡余，船益脆薄易坏，漕运遂废矣。
在刘晏任职之前，将关东的谷物运送到长安，因为河水流湍急凶险，大抵一斛谷物能运到八斗，便算成功，会受到优厚的奖赏。刘晏认为长江、汴水、黄河、渭水的水流缓急各不相同，依据各处的不同特点，因利乘便，分别制造运送谷物的船只，训练漕运的士卒，长江的船只运抵扬州，汴水的船只运抵河阴，黄河的船只运抵渭水流入黄河的河口，渭水的船只运抵太仓，各地段之间都在水边设置粮仓，由上一段转送给下一段。自此，每年运送谷物有时能够达到一百多万斛，没有一斗一升在水中沉没。刘晏将十艘船编为一组，叫一纲，让军将带领，运送十次未发生闪失，便给予优厚的慰劳，让此人作官。屡次运送以后，运送者便没有不是头发花白的了。刘晏在扬子设置十处船场造船，每制船一艘，给钱一千缗。有人说，“造一艘船的费用实际还用不了一半，白白浪费的钱财太多了。”刘晏说：“不是这样。办大事，当然不可吝惜小费用，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