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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全译-第1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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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千乘,而吴濞、淮南皆招宾客以千数;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阎闾、权行州域,力折公侯,众庶荣其名迹,觊而慕之。虽其陷于刑辟,自与杀身成名,若季路、 仇牧,死而不悔。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主在上,示之以好恶,齐之以礼法,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国,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国之罪人也。况于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观其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亦皆有绝异之姿。惜乎,不入于道德,苟放纵于末流,杀身亡宗,非不幸也。
  班固曰:古时候天子封立诸侯之国,诸侯封立大夫之家, 从卿大夫直到平民百姓,各有等级,由于这个 原因,所以百姓诚心侍奉他们的上司,而臣下没有觊觎篡夺之心。周王室衰微之后,礼乐制度和征伐命令从诸侯发出;到齐桓公、晋文公 之后,大夫世代掌握国家权力,又发展到大夫的家臣执掌一国政令。逐渐发展到战国,出现了合纵连横,于是列国的公子,魏国有信陵君,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楚国有春申君,他们都凭借王公的权势,争着延揽游侠,连鸡鸣狗盗之徒都受到嘉宾的礼待。赵国的相虞卿,抛弃了国家和君主,去解救走投无路的朋友魏齐的厄运;信陵君魏无忌,偷盗兵符假传王命,杀害将领控制军队,用来解救平原君的危急;他们都因此增加了在诸侯中的影响,向天下人炫耀了名声,扼腕游说的人,把这四位豪杰当作最值得称道的人。于是,就形成了背叛国家而为私交献身的社会舆论,遵守职责侍奉君主的道义就被废弃了。等到汉朝建国,法网不严密,不知道改正这种弊端。所以代国的丞相陈用千辆车子做随从队伍,而吴王刘濞、淮南王刘安都招集宾客数以千计;外戚大臣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之类的人,在京师争权夺利,平民游侠剧孟、郭解之流,横行于乡里,称霸一方,其势力可挫败公卿王侯,众多的百姓都觉得这些人的名声事迹很光荣,向往羡慕他们。百姓即便是犯罪而陷入死地,自己却以杀身成名而引以自豪,就好象当年的季路、仇牧一样,到死也不后悔。所以曾子说:“君主丧失原则,百姓离心离德已有很长时间了。”如果没有贤明的君主在上,告知百姓什么行为是该受到表彰的,什么行为是应该摈弃的,并且用礼义法度去约束他们,那些百姓怎么能知道什么是违犯禁令的行为,从而改邪归正呢!按照古代的公正法则:春秋时期的五霸,是三代圣王的罪人;而战国时期争雄的六国,是五霸的罪人;至于说到信陵君等四豪,又是六国的罪人。更何况象郭解之流的人,只不过是个渺小的平民百姓,却窃取生杀大权,他的罪恶已到了非杀不可的地步了。再看郭解的温良博爱,接济穷困,解救急难,谦虚退让而不自夸,也都不同凡响。可惜啊,象郭解这般人物,不按照道德规范行事,却在行侠这种社会末流中苟且放纵,最后自己身死,全族被杀,这并非是不幸。
  荀悦论曰:世有三游,德之贼也:一曰游侠,二曰游说,三曰游行。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饰辩辞,设诈谋,驰逐于天下以要时势者,谓之游说;色取仁以合时好,连党类,立虚誉以为权利者,谓之游行。此三者,乱之所由生也;伤道害德,败法惑世,先王之所慎也。国有四民,各修其业;不由四民之业者,谓之奸民。奸民不生,王道乃成。
  荀悦论曰:世上有三游,是破坏道德的奸贼:一是游侠,二是游说, 三是游行。树立名气声望,作威作福,结 交私人党羽,用来称强于世的,称为游侠;修饰辩辞,设置诡计诈谋,周游天下以操纵时势的,称为游说;和言悦色,以此迎合当世君主的喜好,结连党羽,扩大虚名以谋取权利,这样的人,称作游行。这三类人,都是产生祸乱的根源;他们伤害道德,败坏法度,迷惑民心,所以先王慎重对待。国家有士、农、工、商四种民众,各自从事自己的职业;凡是不从事这种种职业的人,称为奸民。没有奸民,王道政治就实现了。
  凡此三游之作,生于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纲纪弛废;以毁誉为荣辱,不核其真;以爱憎为利害,不论其实;以喜怒为赏罚,不察其理。上下相冒,万事乖错,是以言论者计薄原而吐辞,选举者度亲疏而举笔,善恶谬于众声,功罪乱于王法。然则利不可以义求,害不可以道避也。是以君子犯礼。小人犯法,奔走驰骋,越职僭度,饰华废实,竞趣时利。简父兄之尊而崇宾客之礼,薄骨肉之恩而笃朋友之爱,忘修身之道而求众人之誉,割衣食之业以供飨宴之好,苞苴盈于门庭,聘问交于道路,书记繁于公文,私务众于官事,于是流俗成而正道坏矣。
  三游的形成,都出现在末世,周、秦两代的末 世尤为严重。君上不明,臣下不正,制度不立,纲纪废弛;把社会舆论的褒贬作为尊荣或困辱的依据,不去核实这些舆论的真假;根据好恶来决定利害关系,不考虑是否属实;根据喜怒决定奖赏或惩罚,不去分析其中的道理。上下相 互冒犯,万事全都混乱错误,因此,发表评论的人,看对方与自己交情的厚薄来决定怎样张口说话;负有推荐官员职责的人,估量对方和自己关系的亲疏而用笔写出推荐评语;善与恶的区分,错误地受众人评价的制约;功与罪的判定,也和国法的规定相矛盾。像这样的话,就不能遵循道义去谋求利益,也无法根据道义去避开祸害。所以君子违背礼义,小人触犯法律,奔走游说,越职侵权,破坏法度,追求浮华,摈弃实质,争着追求一时之利。轻视尊奉父兄的大义,而重视对待宾客的礼节,减少骨肉之间的亲恩,而加重朋友之间的情谊,忘记了自己修养的原则,而追求众人的赞誉,损伤衣食来源的农桑本业,用来满足盛宴豪饮的欲望,馈赠礼物的人挤满了门庭,探访问候的人在道路上随处可见,私人交往的书信比官府公文繁忙,处理的私事此官府公事还多,于是,流俗形成,而正道却衰败了。
  是以圣王在上,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善恶要于功罪而不淫于毁誉,听其言而责其事,举其名而指其实。故实不应其声者谓之虚,情不覆其貌者谓之伪,毁誉失其真者谓之诬,言事失其类者谓之罔。虚伪之行不得设,诬罔之辞不 得行,有罪恶者无侥幸,无罪过者不忧惧,请谒无所行,货赂无所用,息华文,去浮辞,禁伪辩,绝淫智,放百家之纷乱,一圣人之至道,养之以仁惠,文之以礼乐,则风俗定而大化成矣。
  所以圣明的君主在位时,治理国家,整顿百姓,严明有关制度; 善与恶的区分主要取决于是立功还是犯罪,而不受舆论毁誉的扰乱,听其言还得责求行事,举出名 还要指出实。所以,名不副实的称之为虚,表里不 一的称之为伪,毁誉不符合实际的称之为诬,议论事情丧失原则的称之为罔。虚伪的行为不许出现,诬罔的言论不得流行,有罪恶的人不能侥幸逃避惩罚,没有罪恶过失的人不必担忧恐惧,私人请托处处碰壁,贿赂无人接受,抛弃浮华虚文,淘汰虚言巧语,禁止强词夺理,杜绝不正当的智谋,斥退百家之学的纷乱,统一于圣人的最高道术,用仁爱恩惠来教育百姓,再用礼乐制度加以修饰,就会风俗稳定而达到天下大治了。
  '7'燕王定国与父康王姬奸; 夺弟妻为姬。杀肥如令郢人, 郢人兄弟上书告之,主父偃从中发其事。公卿请诛定国,上许之。定国自杀,国除。
  '7'燕王刘定国与他父亲康王的姬妾通奸,又夺走他弟弟的妻子做姬妾。他杀了肥 如县的县令郢人,郢人的兄弟上书朝廷告发了他的恶行,主父偃从中朝把这份弹劾文书转给外朝大臣。公卿议罪,请求武帝诛杀刘定国,武帝批准了。刘定国自杀,封国被废除。
  齐厉王次昌亦与其姊纪翁主通。主父偃欲纳其女于齐王,齐纪太后不许。偃因言于上曰:“齐临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钜于长安,非天子亲弟、爱子,不得王此。今齐王于亲属益疏,又闻与其姊乱,请治之!”于是帝拜偃为齐相,且正其事。偃至齐,急治王后宫宦者,辞及王;王惧,饮药自杀。偃少时游齐及燕、赵,及贵,连败燕、齐。赵王彭祖惧,上书告主父偃受诸侯金,以故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齐王自杀,上闻,大怒,以为偃劫其王令自崐杀,乃征下吏。偃服受诸侯金,实不劫王令自杀。上欲勿诛,公孙弘曰:“齐王自杀,无后,国除为郡入汉,主父偃本首恶。陛下不诛偃,无以谢天下。”乃遂族主父偃。
  齐厉王刘次昌也与他姐姐纪翁主私通。主父偃想把女儿嫁给齐王, 齐王的母亲纪太后不同意。主父偃就趁机对武帝说:“齐都临是有十万户居民的大都会,市井商税高达千金,人口众多而且地方富袷,超过长安,不是天子的亲弟和得 宠的儿子,不得在此地为王。现在的齐王和陛下的血亲关系越发疏远了,又听说他和他姐姐通奸乱伦,请求查处齐王!”于是,武帝就任命主父偃担任齐国的相,并且负责审查齐王的问题。主父偃一到齐国,就立即捕审齐王后宫中的宦官,供词牵连到齐王;齐王害怕了,喝毒药自杀。主父偃年 轻时曾游历齐和燕、赵三国之地,等到他身居高位,接连毁灭了燕、齐两国,赵王刘彭祖害怕自己成为主父偃的下一个迫害的目标,就上书给武帝,告发 主父偃接受诸侯贿赂的金钱,由于这个原因诸侯王的子弟大多得以封侯。等到武帝得知齐王自杀的消息,勃然大怒,认为是主父偃劫持齐王迫使他自杀,就把主父偃召回,逮捕下狱。主父偃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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