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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鞭法是中国田赋制度史上继唐代两税法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后来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条鞭法的运用和发展。
一条鞭法的施行，改变了当时极端混乱、严重不均的赋役制度。它减轻了农民的不合理赋役负担，限制了胥吏的舞弊，特别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一条鞭法所实行的赋役没有征收总额的规定，给胥吏横征暴敛留下了可乘之机，这是它的主要不足。
张居正的理财并不限于一味地为朝廷公室谋利，而且也十分重视人民的实际生活。他通过多种渠道设法减轻人民的赋役负担，有时还直接提出减免人民的税负。万历十年，随着清丈田亩工作的完成和一条鞭法的推行，明朝的财政状况有了进一步的好转。这时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太仓的存粮也可支十年之用。这年二月，张居正上疏请求免除自隆庆元年（1567年）至万历七年（1579年）间各省积欠钱粮。另外，张居正还反对传统的“重农轻商”观念，认为应该农商并重，并提出“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主张。因此也反对随意增加商税，侵犯商人利益。这些做法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缓和了一触即发的阶级矛盾，对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编辑本段＇“面劳瘁于国事，人亡而政息 ”
张居正于国事日以继日地奔忙，连十九年未得见面的老父文明去世，他都未能服丧守制。万历九年（1581年），五十七岁的居正，终于劳累病倒。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居正病逝，舍弃了他十六年始终不放的权力，十年来竭诚拥裁的皇帝，撒手人寰。死后，神宗为之辍朝，赠上柱国，谥“文忠”。他带着平生的抱负埋入了江陵的墓地，可他哪里知道，自己一生为国任劳任怨的功德，换来的竟是家族子孙的大难。
张居正一切的改革着已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因而不得不在某些方面损害一些官僚、大地主的利益。他自己在政策及用人上也存在一些失误，他死后，有些人就开始了肆意的报复和攻击。而神宗呢？ 居正在位时，他不是一直尊其为师吗？那是出于需要与无奈。他早已耿耿于居正的震主之威。据传，一日万历读书，念到“色勃如也”时，误将“勃”读成了“背”。突然听见身边一声大吼：“这个字应该读‘勃’！”居正这一声大吼，让万历真的有些“勃如”了。但碍于居正当权，没有发作。但从此，居正在万历心里便不是敬爱，而是敬畏了。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这是居正效国的需要，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在权力上，居正和神宗成为对立面。居正的效忠国事，独握大权，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这是帝王的逻辑！居正既死，神宗这个已经成年的以享乐和追求财富积累为天性的年轻皇帝，开始寻找一种复仇的快慰。
张居正逝世后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弹劾潘晟，神宗命潘致仕。潘晟乃居正生前所荐，他的下台，标明了张居正的失宠。
不久，言宫把矛头指向张居正。神宗于是下令抄居正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刻棺戮尸。他的家属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
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致使刚刚中兴的明朝，又走开下坡路。整个神宗一朝，没有人敢为居正呼冤。
然而国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启二年（1622年），明熹宗为激励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复官复荫。然一切俱已晚矣！
＇编辑本段＇张居正改革
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湖北沙市郊区）人，明嘉靖中叶进士。隆庆元年（1567年）入阁，万历元年（1573年）神宗即位，为内阁首辅，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最负盛名的改革家。
张居正少年时聪颖过人，十五岁为诸生。巡抚顾璘极其欣赏他的文章，中进士后改为庶吉士，每日探讨研究国家典制掌故，受到徐阶的器重。徐阶代严嵩当了内阁首辅后，很多事与张居正商议，张居正也升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不到一年，又升为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进入了内阁。张居正眉清目秀，胡须奇长，敢于做事，自信豪放，又城府很深。每一出语，又很得要领，大家都敬畏他。
高拱排挤走了首辅徐阶，作了首辅，入阁后非常傲慢，从不采纳九卿的意见。高拱与张居正本为好友，但高拱高傲独断，不把张居正这个当年的老部下放在眼里。张居正本以为皇帝年幼，他可以一展抱负，推行变革，可高拱保守，不肯采纳张居正的变革建议，张居正虽对高拱很不满，却外表跟从前一样，对高拱十分恭敬。司礼秉笔监冯保，深得两宫太后和皇帝的庞爱，他与高拱早有矛盾。有一天，一个司礼监的太监到内阁传旨，高拱斜着眼对传旨太监说：“这圣旨出自何人？难道十岁的孩童会下圣旨吗！”（当时皇帝仅十岁）还威胁说：“这都是你们这些太监干的，等着有一天我要把你们都赶走。”传旨太监回去后把高拱的话告诉了冯保，冯保很气愤。高拱已看出冯保的擅权，就召集阁臣张居正、高仪商议除去冯保，张居正平时就与冯保很要好，又认为此时是除去高拱的好机会，就把内阁商议的事悄悄告诉了冯保，冯保去找两宫太后哭诉，两宫太后平日就知高拱跋扈，在内阁唯我独尊，又觉得首辅连个内监都不能容，哪里有宰相肚量？于是传旨召集群臣，下诏说大学士高拱揽政擅权，威福自专，命回原籍闲住，即刻起程，不许停留，就这样高拱被驱走了，不久高仪也死了，张居正也就做了内阁首辅。
张居正为了取得皇上信任，决定每十天的经宴由自己来主讲。明朝有个“经宴”的制度，“经”是由翰林学士或有学问的大臣给皇帝讲解经书，“宴”是讲经已毕皇帝赏参加的官员们一顿饭吃。张居正要用讲经来影响皇帝，树立自己的威信，经宴日是每月2日、12日、22日，讲经时高级官员都出席，只有皇帝一人坐着，其他的听众和讲官全部肃立，张居正每次除讲经外，还讲《贞观政要》，他要让小皇帝做一个象李世民那样开明皇帝，他也能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了。
张居正目的达到了，小皇帝对“经宴”很感兴趣，十天一讲不解渴，要张居正张先生（皇帝对张居正的尊称）“日讲”，甚至还要“午讲”，有时皇帝还跟张先生促膝谈心，一口一个张先生，十分恭敬亲热，张居正也不断用自己的政治主张影响小皇帝，小皇帝对张居正开始绝对信任，于是张居正有了施展抱负，进行变革的机会了。
张居正身为首辅，又得到了皇帝的绝对信任，因此大权在握，从万历初年起，一步一步地实行了他的改革。
政治上，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中心是解决官僚争权夺势、玩忽职守的腐败之风。他认为当时朝野泄沓成风，政以贿成，民不聊生，主要原因是“吏治不清”。他以“课吏职”即加强官吏考核为手段，“斥诸不职”，“省冗官”，淘汰并惩治了一批官员。在执行上，他“信赏罚”，“持法严”，使赏罚有准，不姑息。在他执政期间，“百官惕息”，“一切不敢饰非”，朝廷号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行政效力大大提高。如：黔国公沐朝弼屡次犯法，应当逮捕，但朝廷舆论认为此事很难办，张居正就改立沐朝弼的儿子袭爵，派飞马前去捆绑沐朝弼，沐朝弼没有反抗，被解到京师，张居正免他一死，将他幽禁在南京。再如，张居正因御史在外常常欺凌巡抚，决定压一压他们的气焰。只有他们有一件事稍不妥，马上加以责骂，又饬令他们的上司加以考查。又如，当时天下太平已经很久了，盗贼群起，甚至抢劫官府库房，地方政府常常隐瞒这类事情不上报，张居正下令如有隐匿不报者，即使循良的官吏也必撤职，地方官再不敢掩饰真情，抓到强盗，当即斩首处决，并追捕他们的家属，盗贼因此衰败。
军事上，用戚继光镇蓟门（今河北迁西县西北），李成梁镇辽东（今辽宁辽阳），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敌台”三千多座，加强北方的防备。并在边疆实行互市政策，互市使马匹大增，减少了太仆寺需的种马，就叫老百姓折价交银，使太仆寺积蓄金四百余万。互市又使边疆在政治经济上保持稳定、正常，如封俺答（北方蒙古首领）为顺义王，在大同、宣府、甘肃等地立茶马互市，保持贸易往来，俺答长久没有来犯边关。
经济上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一）清查土地。他认为“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是“国匮民穷”的根源。在1578年（万历六年），下令在全国进行土地的重新丈量，清查漏税的田产，到1580年（万历八年），统计全国查实征粮土地达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时期增加了近三百万顷。朝廷的赋税大大增加，所以说：“自正（正德）嘉（嘉靖）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
（二）改革赋税，实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是：（1）以州县为基础，将所有赋税包括正税、附加税、贡品以及中央和地方需要的各种经费和全部徭役统一编派，“并为一条”，总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