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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事业，印度女星艾西瓦娅·雷小姐和中国导演李安最终分别供职于维旺迪与时代华纳。
第三章 全球化的两极：中国与美国 为什么不是俄罗斯或印度？（9）
印度软件与制药企业经营触角倒是遍布全球，印度在这两个行业领域的全球地位与中国制造业的地位类似。不过，中印之间的比较，有助于理解为什么未来10~15年印度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发动机的希望十分渺茫。较之中国制造业，印度的现代化知识型产业部门无法推动经济全面进步，因为他们规模太小，而且与其他经济部门没有多少联系。而在中国，未来10年，外商直接投资还会大量流入，这就使得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对手的优势不断扩大。对印度而言，软件开发与医药制造成本较低，可以保证他们成为全球市场的主要角色，但是其业务类型主要是为西方IT企业与医药公司提供外包服务。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经批准在印度建设许多制药厂，向美国市场供货，美国批准设立的海外制药厂以落户印度的为最多。否则，印度软件公司和制药企业就不得不与全世界最先进、研发密集度最高的西方企业直接竞争，而在未来10~15年内，Infosys取代微软或甲骨文（Oracle），Raxbury压倒辉瑞或阿斯特…捷利康（Astra…Zeneca），都是一样希望渺茫。
尽管短期内印度不会成为另一个中国，不过印度具有实现经济稳定进步的潜力。过去四年来，印度行政许可与产品控制的陈腐管制制度缓慢瓦解，官僚体系对创办企业的牢固控制趋于放松。电信与电力部门最近实施改革，先进设备不断引进，这都有助于提高未来10年的生产力水平。辛格的自由主义政策所到之处，结果无不令人鼓舞。例如，几年之内，ABB、霍尼韦尔（Honeywell）、西门子都已经在印度设厂，生产电气、电子零件及产品；LG已经把手机生产迁到印度；德固赛（Degussa）、罗门哈斯（Rohm & Hass）也已在印度生产化工产品。10年前，西方跨国企业在印度还没有一席之地，如今在印度市场上，他们在早餐供应与洗衣机销售领域的市场份额已经达到49％，电视机、汽车的市场份额分别是51％、27％。辛格总理及其矢志改革的同盟者可以以软件业与制药业为例，让人们理解，针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政府管制一旦解除，用工限制一旦放松，相关行业马上就会繁荣发展。
人口结构也是印度实现快速进步的一个有利因素。印度高峰人口刚刚成年，到2020年，将会有2/3印度人口处于工作年龄。就像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亚洲四小龙一样，印度可以收获人口红利——如果印度能像台湾与韩国一样，保证教育投入，废除保护夫妻店之类小企业免受竞争压力的管制政策。印度著名经济学家杰格迪什·谢斯（Jagdish Sheth）最近提出更加激进的建议：学习美国私有化模式，激励创新，实现货币与美元自由兑换，向外商投资与外国产品完全开放市场，大力改善基础设施。不过，正如孟买人口科学国际研究所主任马里·海特（P。 N。 Mari Bhat）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印度不能采用“恰当的经济、社会及政治制度与政策”，印度人口结构“只会导致失业率居高不下”。
这是一项宏伟的事业。IMF现在依然把印度评为世界上限制最多的经济体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最近发表文章指出，执行目前的路线方针，印度就结合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最坏方面——“没能像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在医疗和教育方面收获成果，也没能发挥利润激励的杠杆作用，开创一个生机勃勃的经济局面。”如果不改变现行方针路线，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印度仍然举足轻重，但是，主要会是以中国、亚洲四小龙及先进国家各种产品的消费市场这样的身份出现。今天，大约有120万年收入达到10 000美元（按购买力当量计算，相当于50 000美元）的印度家庭消费使用西方品牌产品。更为重要的是不断涌现的印度中产阶级。大约有4 000万印度家庭的年收入在4 000~10 000美元之间——按购买力测算，相当于20 000~50 000美元之间——到2010年，这个数字将会达到6500万，再到2020年，更是会达到8 000~9 000万。他们将会形成庞大的选民同盟，支持降低印度对外国产品征收的抑制性关税。如果这个目标能够达成——根据WTO规则及未来谈判要求，这是无法避免的——印度就将成为成千上万种产品的全球第三大市场——大部分产品都在印度之外生产。
全球化的威力异常强大，无论我们身处什么地方，无论我们从事什么工作，全球化的影响都是十分明显。全球化使得一个发展中国家不仅可以进口先进产品与设备，而且能够引进先进产业技术及最新管理经验，进而生产出行销全球各大市场的各种产品。惟其如此，全球化使得发展中国家数以百万计的大批国民第一次用上了现代技术与商业模式，进而由此摆脱贫困。对先进国家而言，全球化使得各大企业的生产环节得以全球布局，无论什么地方，只要具有经济合理性即可。而且，许多服务企业很快也会如此。各国政府与国民渴望得到新兴、先进的产品、流程与技术，跨国公司因而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开拓市场。先进经济体的各国居民获得购买不计其数的廉价商品与服务的好处，而其雇主则获得生产力提升的好处，最终实现员工收入增长，由此激励他们进取向上。
在所有这些发展变化当中，技术发挥着关键作用，不过目前仍然还是一个配角。任何一个全球企业网络都是以先进的电信技术与信息技术为骨架，这些技术也是发展中国家实现进步最为重要的引进要素。虽然说任何人只要掌握必要技能就可以利用这些技术，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的著名论断具有理论可能性，但是并非使用这些技术的每个人都能创造一样的效力。首先，离开现代企业组织，这些技术就毫无用处。而且，就全球所有国家而言，现实世界并不是平的，因为国与国之间能够真正利用全球化的能力差异如此巨大。
当今时代，发展中国家当中，中国从全球化进程中获益最大，尽管许多国家的相对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与中国旗鼓相当。不过，中国拥抱全球化的政治决心一直很大，在彻底开放外商直接投资和加大教育及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方面，尤其如此。而且，迄今为止中国人民一直都愿意承担突飞猛进现代化的巨大社会成本。中国取得了非凡的经济进步，成果有目共睹。未来10~15年，中国推进现代化进程面临的障碍一直少有人提及。
类似地，在先进国家当中，美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在全球化进程中，美国一开始就具有一些特定优势，尤其表现在新技术的开发与传播以及劳动力的教育水平与基本技能方面。最重要的就是，在更加激烈的竞争压力驱使下，对于不断出现的新技术与发展中市场上的新机遇，美国企业能够更好、更广地加以利用。奇怪的是，尽管大多数人明显感受到美国面临工资收入停滞不前、就业机会增长放缓的现实困难，可是对于美国是否有能力继续保持领先地位这个问题，欧美媒体及美国政治议题都关注不多。
第四章 经济日趋衰退的欧洲与日本 欧洲歧途（1）
对于欧洲面临的经济困难，通常的解释总是先从他们的福利制度入手。例如，近20年来，德国、法国及意大利的失业率一直高出美国50~100％。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这个问题的罪魁祸首就是过分慷慨的失业福利，这让欧洲失业人员对于寻觅新职十分挑剔，此外还要加上高得离谱的最低工资与工资税率，再就是雇主解雇员工面临诸多法律障碍，以至于他们根本就不愿意招聘新人。上述所有问题的确存在，不过很可能只是这些国家更大的经济问题的一小部分。放宽视野，就会注意到，过去这20年，美国大部分新增就业岗位主要来自新兴企业。如今，日本与大多数欧洲国家新企业创办比例很低——据麦肯锡研究报告，不及美国的一半——这个因素起码与保护工人的所有政策一样重要。在这些国家，并不缺乏雄心勃勃的年轻创业者。但是，正如OECD的研究结果惯常悲叹的那样，任何人要在德国、法国或英国创办新企业，都得面对官僚主义的重重障碍，更大的困难在于寻找银行贷款和风险投资，而企业一旦创立，他们还不得不直面享受慷慨的政府补贴与保护的国外对手的激烈竞争。比如，麦肯锡咨询人员就发现，在法国登记一定规模的企业财产需要200天，而在瑞典只需2天。若要开工建设一个工厂，在法、德、意等国可能需要等上数月，甚至几年时间才能获得批准。
这个原因依然没有揭开这些国家经济问题的神秘面纱，因为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相比，同样的障碍对于经济增长与失业率的影响并没有多少不同。况且，日本一直都不存在高失业率这个因素。事实证明，较之各国潜在劳动力当中真正有意工作以及实际参加工作的人口比例差异，高失业率——欧洲福利国家制度失败的明证——没有那么重要。关于这个比例，经济学家一般称之为“劳动参与率”（labor participation rate），各国都有自己的计算方式。有鉴于此，为便于比较，美国劳工统计局对各国数据重新进行了统一计算。结果发现，欧洲与日本处于工作年龄的所有人口当中，能够成为劳动力的比例根本就低于美国。处于工作年龄的所有国民当中，有工作及想工作的英国人大约占63％，日本人是60％，法国人是56％，德国人是58％，而意大利人还不到50％——这与美国人66％的比例形成鲜明对比。
由于那些劳工保护计划导致可用劳动力资源不断枯竭，再加上事与愿违的不合理政策实际上鼓励了提前退休，欧洲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