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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之中，像其他大国的情况一样，成为残酷无情的经济不均衡的输家。
躲在影响深远的经济不均衡背后的，正是中国现代化独一无二的实现方法。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毕其功于一役。但是，为了适应全球化的要求，中国采用的发展方式，不但会让国民在今后很长时间内继续贫困，而且，未来10年，也会产生可怕的经济压力与经济畸变，最终带来严重问题。为了支持工业现代化，中国家庭丧失了免费医疗保险，这种情形还能持续多久？只要国有银行仍然还要贷款支持经营粗放、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中国领导人如何促进大批有竞争力的本土企业不断涌现？
中国的经济成功完全依赖全球化实现，这与所有主要国家的经济发展路线形成鲜明对比。美国、日本、欧洲各国以及亚洲四小龙，经济建设都只有一个途径，主要就是依靠自身发展，历时许许多多个十年才告完成。在整个19世纪以及20世纪大部分时间，即使国与国之间的商品贸易额日趋庞大，但是由于经常受到高额关税壁垒的阻隔，海外投资只能困守本国，新兴技术也多局限于其所发源的某个行业，很难参与海外竞争。根据各国独有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行为习惯、传统规范以及法律制度的不同特点，美国、德国、日本甚至韩国，都是花了几十年时间才寻找到最适合本国的工商业发展路线。经过大规模的反复试验——这是市场发挥作用的通常方式——各国逐步整合了本国的政治、社会制度与设施，包括公路网络、卫生体系与法定权利、司法执行等内容，以此帮助建立企业融资所需要的资本市场，发展产业工人形成生产力所需要的教育体系，提供整个社会有效运行所需要的公共产品。无论哪个国家，实现这些目标都需要很长时间，有时甚至长达几个世纪，因为直至找到满足本国现代经济发展需要的办法之前，谁也不知道现成答案。上述发展进步的过程中，各国创造的发展经验与国民财富在国民经济的不同部门之间、在居民构成的不同阶层之间传播扩散十分缓慢，因此，除了中国，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是伴随着中产阶级的逐步崛起而完成的。
第三章 全球化的两极：中国与美国 中国（3）
唯独中国的飞速进步不能归功于这种正常而缓慢的经济发展，而应该归功于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政治决策。在这个方面，严格说来，中国的最大优势不是经济，而是政治。中国一直保持威权体制，领导层拥有强大的政治权力和决策能力，也能得到社会的普遍拥护，这在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是难以想象的。这种独一无二的威权体制，为中国提供了大国之中绝无仅有的政治能力与社会纪律，不管现代化进程将会颠覆亿万百姓的正常生活，还是会产生能量强大的利益集团，中国都可以推动现代化进程一路猛进。
1978年在北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现代化迈出了决定性的第一步。此前，中国与统治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进行了长达10年的痛苦争执，本身也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状态走出。随着中美关系重新走向缓和，邓小平宣布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改革开放以放松粮价控制、允许农民创办小型企业开始。日本研究当代中国的著名历史学家国分良成指出，从那一刻开始，中国向西方市场机制迈出的每一步，都是中国领导人战略决策的一个组成部分，目标就是远离苏联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结果，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合法性，途径就是推动经济增长，进而增强国家实力。从一开始，中国试探性地引进资本主义，根本就是一项政治决策。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取得的每一个重大进展都遵循这个模式。最早采取的改革措施没有转向，原因就是中国农业逐步实现了从土地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进化发展的转变，或者因为由承包人组成的中产阶层正在广大穷乡僻壤萌芽、形成。这是高层决策的结果，为的是提高农村生产力，由此导致数以千万计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小型乡镇企业，为国有企业提供有力补充。随着中南海领导层颁布一系列法令，约有一亿农民失去土地，10年之内，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又转移到生产力水平更高的其他经济领域。任何其他国家此前经历的类似进程，都是通过经济正常发展的自然推动而实现的，花了几代人的时间才告完成。
10多年后，苏联解体，一系列更加激进的政令得以发布，中国经济的核心力量发生深刻变化，自此执政党徒有共产主义之名。为给私营企业开辟国内新兴市场，###开始从服装、家具、玩具、家电等政治重要性较低的行业领域撤出资本。中国甚至采取了更具革命性的措施，向国际贸易和外商投资开放这些行业，第一次允许老百姓从乡村迁移到城镇，为外资企业的劳工需求提供了大批生力军。借助上述法令的力量——以及凭着很快成为全球最大市场之一的美好前景，吸引西方跨国公司急切进入中国，占领一席之地——中国并不只是简单地把自己发展成为西方公司不可抵挡的巨大诱惑。根据中国领导人的要求，最初转移到中国的西方技术只能出现在合资企业，以此掌控发展进程，从而迫使那些全世界最富有、最老练的西方公司成为中国下一代经理人与企业家的培训基地。在正常经济发展过程中，这是另一个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的发展阶段。
如果没有当代全球化，这种战略的实施及其导致的结果都是无法想象的。中国的巨大进步差不多全部来自美国、欧洲及亚洲其他地区的资本、技术和企业经验的输入。结果就是，今日中国几乎任何现代化的先进事物，不是为外国所有，就是以外国为模板。中国经济大幅增长，一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劳动力获得解放，为美国、欧洲、日本、台湾、韩国及其他几个先进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的器官捐赠者——主要企业的投资经营提供了劳动力配置机会，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中国以外国企业为榜样，兴办本土现代企业，或者改造传统中国企业。即使这样，绝大部分中国人迄今或者栖身于原始落后的农业生产，或者供职于勉强糊口的小型企业，依然过着穷困不堪的生活。
第三章 全球化的两极：中国与美国 中国（4）
中国的经济进步，除了具有选择性依赖其他国家的特点之外，本身还是一个政治成就。中国领导人冒险做出开放决定，大规模引进外资，为外企提供数以千万计的低薪工人，大胆开放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开放程度超过任何发展中大国。但是，中国承担的现实风险十分巨大，因为领导层选择的这一战略的实施，造就了高度发展的制造业，促进了许许多多大城市的快速发展，使得其他地区远远落后，社会、经济设施也无法跟上发展步伐。从效果上说，中国部分地区的发展远远领先于其他地区，由此造成的失衡与畸形超出一国之内的容忍限度。未来10年，中国领导人如果不能正确处理发展不平衡问题，消除畸形发展现象，那么这个问题必将危及中国的后续发展，甚至还会影响引以自豪的经济、社会纪律约束。
中国制造业能力高达发展，经济发展因此呈现勃勃生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不平衡的核心问题在于强大的制造业经济与落后的农业经济及农业社会之间的巨大鸿沟。中国的发展进步主要依靠先进经济体的产业转移实现，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各种因素处于经济真空之中，与维持经济微妙平衡（经济学家所谓的“均势”）的其他因素之间没有强有力的天然联系。这不仅把中国制造业勃勃生机质押在海外制造商手上，因为他们说不定哪天就会迁移到印度或孟加拉，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说，由于经济结构的严重不平衡，中国发展综合性国民经济变得更加困难，而这恰恰又是一个大国保持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所必需的。
在一个正常发展的经济体之中，随着制造业的日益发达，制造业所依赖的其他经济部门——产业工人、经理人；提供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其他企业；分销渠道及金融机构——也会一道发展，日趋精细，特别是可以对相互之间的需求做出及时响应。在美、德等国核心产业自然而缓慢发展的同时，也形成了一个为制造企业加工零部件、提供配套服务的第二企业梯队，而且还有一个为所有梯队当中收入日增的工人提供产品与服务的第三企业梯队出现。
在中国，转移而来的制造业十分发达，而其他行业却要落后几十年，第一梯队与其他梯队之间的差距如此之大，一点也不亚于日本与###或意大利与海地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比如，中国先进的制造工厂所需的精细零部件大部分仍然来自海外，主要来源地就是其他亚洲经济体。中国本土企业及其工人每年都会沿着产业价值链向上攀升，但是，要想达到韩国或台湾的精细程度，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不用说美国和德国了。
IBM进入中国之初，就面临着这种差距造成的许多问题。上世纪90年代早期，IBM在中国设立了第一家合资企业，生产PC微机，阿文德尔·萨德哈尔（Arvinder Surdhar）是合资企业的负责人，他回忆道：“当我们打开第一批从中国运来的货箱时，发现整个包装箱内满是灰尘。” 由于公路运输一路颠簸，铁路交通陈腐落后，在省际长途运输过程中反复野蛮装卸，大部分货物遭受损坏；由于港口拥挤不堪，出口货品必须在潮湿恶劣的集装箱中等待数周才能上船外运。直到今天，这类问题依然困扰着在中国经营的现代化企业。例如，2000年，太平洋自行车公司（Pacific Cycle）把设在墨西哥和美国的最后几条自行车生产线转移到中国，结果他们发现，新的合作伙伴根本不会使用本公司的中央跟踪系统（central tracking systems）。太平洋自行车公司最终出钱买断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