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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至于中年时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临近退休的投资者更是输不起，不宜再搏，要保守为上。
老曹的投资四阶段论或四境界，绝非虚应故事，尤其是第四境界，确实超越了所谓的趋势投资和价值投资等流派区分的“将军”之论，有元帅之风。应当承认，投资和生意场上，能达到“元帅”心态的，大有人在。可是，像老曹那般不仅是“富爸爸”，而且是“笑爸爸”，就不容易。成功之人，往往竞争而来，他们先是比权势，比谁有钱，到最后，又看谁会享受会花钱，比啊比，竞争啊竞争，就是不有趣。
正文 张志雄序（6）
老曹的“街头”智慧也绝不仅限于投资，而是经常如盐化水，散见于专栏或书籍中，每每揣摩，意味无穷。2009年老曹退休后，将每天写的专栏变成了周记，自己到处走走，很逍遥。在他“创富三部曲”的《论性》中，谈投资的内容较少，说的主要是人生，自己颇为满意的人生。早年我读金庸的《笑傲江湖》，被开头描述的两位武侠没法“金盆洗手”而惨遭杀害所震撼。今天看来，金盆洗手确实很难，却未必那么激烈，只要你在退出“江湖”后能满意而归就行。
2500年前，小亚细亚的吕底亚王国盛产黄金，末代皇帝克罗伊斯35岁即位，大肆扩张领土，不可一世。正巧希腊七贤之一雅典的梭伦完成法典后，周游列国，至吕底亚。克罗伊斯迫不及待地带梭伦去参观装满黄金的宝库，然后问梭伦在周游各地的途中是否曾经见过“最富有的人”？梭伦提到了雅典的一位战争英雄、两位得奖的运动健将以及他们奉献多多的母亲。克罗伊斯愣了一下，然后恼羞成怒：“你怎么把我们的财富看得那么不重要，甚至连跟一个普通人都不能相提并论啊？”梭伦说：“是，你问我有关人的事情，可是我很了解神好忌妒、爱捉弄人……所以，克罗伊斯殿下，我只能说，人会怎样纯粹是机遇的产物。”克罗伊斯不以为然，吕底亚在十多年后与波斯帝国决战，被后者所灭。波斯的居鲁士大帝将克罗伊斯绑在木桩上用火烧，准备献给众神，忽然听到克罗伊斯连叫“梭伦”三声。居鲁士好生奇怪，向克罗伊斯问个究竟。居鲁士听毕梭伦的故事，将克罗伊斯放了。
这个故事在西方最早的史书《希罗多德历史》中就流传开来，后人考证克罗伊斯与梭伦的年谱对不上号，应该不是真有其事。但不断有文人雅士提及它，原因是它有人性的“真”。古往今来，帝王将相，仁人志士，乃至宗教信徒，不都追求个晚年“满意”吗？可又有多少人能善始善终，满意而归呢？按照《福布斯》排行榜的标准，老曹绝非大富大贵，但他大智大慧，知足常乐，愈老愈满意。在这点上，我最欣赏老曹。
张志雄
资深评论人专栏作家
正文 吴青（序）
序三
几十年来我父辈和我的经历，使我更坚定了“天赋人权”这个信条。人人生而平等，但是要做到“人人生而平等”是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因为权利没有恩赐，更没有给予。人权从来不是天经地义的真理，而是人类的实验，因为这是大部分人类的愿望和向往。实验也证明凡是有更多的人能享受到人权的地方，社会就更和谐、更稳定。权利是来自对人的尊重，是人的尊严。
尽管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的妇女在一些重要方面的地位有所提高，也获得和享受了一些权利，一些基本人权，但是进展并不平衡，男女的权利在很多方面仍然很不平等，男人和女人还没有真正享受到一些基本的权利。我们每一个人，女人和男人，都像一口油井，都像一座金矿，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和极大的潜力。一旦获得机遇，她们的潜力就会得到发挥，智慧就能得到发展。但是由于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集权的统治，使得妇女“本能地”认为“自己不具备男人的思想和能力”，所有这些使她们失去了作为人的尊严，使得妇女与女童得不到发展。这对国家和人类都是巨大的损失。
人类的历史和实验证明：“教育是实现平等、发展与和平目标的一个重要工具。”但是在中国一些贫困的地域和省份，还有大量的农村妇女和女童没有机会接受教育，尤其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教育，社会性别平等的教育。她们生活的地域，自然条件险恶，基础设施缺失。她们急需的是知道自己首先是人，和男人一样有能力、有智慧、有贡献，只是她们所做的一切被政府、被男人，甚至被自己忽略了。她们应该找回失去的作为人的尊严，得到作为“大写的女人的教育”。实验证明，一旦她们受到了这样的教育，她们立刻变了样，她们自信，觉得别人能干的，自己也能干。我们的学员个个都是这样的。她们不但自己受益，而且她们的家庭也受了益。
要改变中国，就要改变中国的农村。目前，大量男人已经离开了土地。要改变农村，首先要改变妇女。教育一个妇女，等于教育一家人，甚至几代人。而教育一个男人，只是教育了一个人。妇女是农村的主力军。她们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我们创办“昌平农家女实用技能培训学校”，就是要为农村妇女及女童提供机遇，使她们成为一个有爱心，有社会责任心，懂得人要活到老、学到老的世界公民。
曹仁超先生是实业家，是一位有社会责任心的公民。虽然我们还没有见过面，只通过一次电话，但是我们的农校自2002年已经得到了他的许许多多的资助和帮助了。我很钦佩曹先生。他是一位商人，是一位负责任的资本家。他对投资市场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是极强的。曹先生每次都能从投资中自觉地吸取实战经验和教训，从枪林弹雨中训练出胆识。他在战斗中成长。他是凭自己的实力、学识和能力，通过合法的管道赚到了钱财。他认为一位好的资本家应该懂得双赢和多赢。如果一个国家的妇女及女童摆脱了贫困，她们的生活好了，购买力提高了，资本家自己也会赚到更多的钱。
在世界经济危机的面前，曹先生一直坚守他做人的原则，真是难能可贵。我希望大家都来读曹先生的书，这是他几十年来经商、做人的经验及教训的总结。
中国著名文学家冰心次女
北京市人大代表；农家女机构创办人之一
吴青
正文 前言 我的趁势创富路（1）
前言我的趁势创富路
“一世好运！”曾有好友以四字赠予本人。我完全同意他的说法，虽然自小家贫，但我一生的确颇“好运”。而且我坚信；只要肯努力；好运自然来。
工字不出头
开始打工时，前辈已跟我老曹说“工字不出头”，于是我1969年开始学习投资。事实证明这个说法完全没错。到了今日，我老曹的财富85％来自投资回报，只有15％来自40年薪金减去每年开支而存下来的资金。
当年为了筹集资金投资，加上要花钱“拍拖”，我不但投稿到报社赚取稿费，还在每天3点半香港股市收市后，到股票公司隔壁的洋行打英文信，再到旺角教书，晚上替人补习英文。因为投稿到《明报晚报》（已停刊）获得刊登，认识了当时任职编辑的林山木兄，不但令我半生与报业结下不解之缘，同时更有机会投资《信报》再赚一笔。
1969年我用5000港元积蓄购买股票，1971年已赚得20万港元，到了1973年更变成50万港元。并非我老曹智慧特别高而是时势造英雄。1970年恒生指数由不足100点上升至1973年的1700点，上升17倍多。
那些年间，股市风高浪急，我在1971年就因有勇无谋而得到第一个教训。当时我大概读过几本有关投资的书籍，自以为很懂投资技巧，便借贷炒股，结果1971年恒生指数在3个月内由406点跌至278点，跌幅达31。5％。本来只是小数目，但因为自己借贷，加上不懂得止损之道，1971年初赚得的20万港元，最后只余7000港元。
之后我痛下苦功，一口气啃下很多本有关投资的书籍，拿着剩下的7000港元，誓要从头再起。到1973年1月，我老曹感到股市已升至疯狂的地步，极不合理，于是便卖掉手上所有股票，套现逾50多万港元。我当时也曾向自己任职的股票公司老板发出忠告，提醒他小心。但1973年1月至3月，股市再由1200点升到1700点，老板认为本人危言耸听，在意见分歧之下，竟嘱咐别人接替我的工作。
正文 前言 我的趁势创富路（2）
事业上既然被投闲置散，我又不准备入市炒股，见有大量空闲时间，想想倒不如结婚好了。我花掉10万港元举行婚礼，再用15万港元置业，又与太太到菲律宾度蜜月。
那次蜜月旅行，是我老曹第一次坐飞机，现在回想起来实在很好笑。我带着一部名牌相机、一部8厘米摄影机（重量不轻）、3套新西装、20卷彩色胶卷（当年香港仍没有彩色冲印服务，回港后要寄回日本冲晒），到马尼拉入住半岛酒店，穿西装游百胜滩，出尽洋相还热得长痱子；再加上背着10多斤重的摄影器材跑来跑去，样子实在古怪。今天已不敢再拿出当年照片给人家看。
其实我老曹根本不喜欢摄影，当年为什么这样做？目的只为告诉全世界：我赚了几十万港元，可以“豪”得起！同样的，今天我老曹遇见一下子赚了几百万港元的年轻人，自以为了不起就胡言乱语，便想起当年自己的怪异行径而失笑。
那一年，林山木兄离开《明报》，邀请我老曹为他创办的《信报》效力。当时我心想：如果继续为《明报》撰稿写文，数十年后我能做到什么位置？如果转投《信报》当开荒牛，数十年后又会怎样？当年《明报》职工已有数百人，数十年后不论公司规模如何，在公司内我可能仍然排名数百�